浅析孙中山农经思想的现实意义
发布日期：[ 2014-0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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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济威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向来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亲眼目睹近代中国农业凋敝、农村落后、农民艰辛的现状后，十分关注近代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今人所称的“三农”问题），并将此问题与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并提出了“治本于农”的农经思想。
农业为“其他种种百业之母”，是社会的“基本生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农业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农传统不断受到挑战，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动摇，“以商立国”、“以工立国”的思潮叠起，洋务大员举办军工民用企业兴致盎然，对农业的现代化却熟视无睹。然而，走上革命之路的孙中山对“三农”问题倒不曾忘怀。他在《农功》一文中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华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这表明具有时代眼光的孙中山已经放弃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固守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观念，体现了资本主义化的时代色彩。需要强调的是，孙中山在此虽将农业与商业放在同一平台上考量，但在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他还是有所侧重的。他认为，农业是“其他种种百业之母”，农业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中国这样一个把吃饭视为“顶重要的民生问题”的国度里，没有什么比农业问题更重要了，只要“吃饭问题能够先解决，其余的别种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而决”。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农业地位的认识已上升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性高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一些地方领导片面地追求政绩而放松了对农业的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下降。加之一度时期新闻媒介对农村过分渲染、不负责的地扩大宣传，导致人们对农村真实现状的不了解，致使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迅速拉大，有些地区甚至引发不安定的局面。农业地位的低下，农民生活的困难，已不仅成为经济问题，同时也成为影响农民与党和政府关系的政治问题。
早在改革初期的1985年，农业部范小建司长曾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当时的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
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
2000年初，湖北监利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三农问题的提法开始写入文件，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数十多年过去了，中共中央的声音并不为某些地方领导所重视，农民深层次的矛盾非但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城乡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冲突。
孙中山一直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情感，他在分析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时，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如农民辛辛苦苦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极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他主张在政治上、法律上制定一系列规定来保护农民的权利。从立法的角度保护农民的权利，既是孙中山法制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产量的有效途径。后来，孙中山通过对多年的民主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也开始重视起来。1924年7月，国民党召开党员联欢会，孙中山看到衣衫不整、肤色黝黑的农民冒着烈日前来参会，异常兴奋地对身边的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宋庆龄选集》，页21）。他看到了蕴藏在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巨大革命潜能，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农民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政府一直在努力试图提高农民的地位。然而，农民兄弟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仍在长期广受歧视。每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时期也是不得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虽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纷纷出台政策，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但这些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还农民一个公平，给他们平等的身份，而是觊觎农民手中的那点可怜的生活资料和生存基础——土地！
农民兄弟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饱受歧视。比如：某市一个电视台，在搞一台选拔小儿艺术第一的节目时，带领选手参观某区创办的打工者子弟小学时，报道了打工者子女在简陋的校舍得到学习而感恩不尽，其实，这是一个严重不公平的悲哀。为什么全民义务教育的资源只能被城里人独占，而漏下的一点可怜的资源，还要让那里打工者感恩戴德。另外，在选举人民代表时，也是不平等的。再比如，流动到城市的打工农民，已经占到我国建筑业的80%，制造业的60%，服务业的50%，（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记者招待会报道）已经成为“新兴的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歧视性待遇却比比皆是：暂住证制度让他们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具有起码的居住自由；大多数人奋斗一生购不起一套房屋；他们的血汗工资被残酷的老板克扣，有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工程款拖欠，而对此，农民工竟然连起诉和要求劳动仲裁的程序性权利都没有。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土地问题也就成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而又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就会产生其它不安定的因素。
孙中山认为，土地为“人类所依附而存者也”，要解决农民问题，关键就是处理好土地问题。对于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孙中山极为重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土地则无人类，在生产的土地、人工、资本三要素中，唯有土地是“人类所依附而存者也”。他还把土地与资本并列，视为解决“民生主义”的两把钥匙。如何解决中国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呢？孙中山经历了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旅程。在同盟会时代，他将“平均地权”作为基本政纲，主张通过“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办法和步骤，来达到解决农民自身问题和造福社会的双重目的。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这样的评价：平均地权是“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把它写入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在其后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也反复强调：“民生主义真正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正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反映了孙中山对土地问题认识上的飞跃，通过变革封建生产关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资源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得到人们特别是所在政府现实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近郊。不少地方政府与企业联手，大肆圈地。房屋被拆毁，土地被征用，土地使用权被永久性地剥夺。农民在丧失土地的过程中，仅得到了最低廉的补偿，相应的，也出现了不少一夜暴富的所谓父母官。如最近公开的广东一个镇的人武部长，有一箱子的房产证，有近20亿的个人资产，主要原因就是充当了土地运转的急先锋。对于剥夺了土地，生活越来越贫困的下层农民，几乎没有人担忧，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未来将如何生存，也少有人认真考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几乎没有人周全的想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如果没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就会出现一个不稳定的明天。
科技兴农是解决三农问题不可缺少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以及实施这些制度的环境，生态农业是难以完成的。
孙中山曾对近代中国的当政者不重视农政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怎样加强农政，促进农业的进步？孙中山认为，首先应仿效西方，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农官，加强农业管理。对各地负责农政的官员，在到任数月后，应对其负责的各项事务进行考核，并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其次，发挥政府在兴修农田水利中的作用。他指出，近代以来，水利失修，昔日利于农田的水道河渠却变为农田之害，究其原因，乃是无专职之农官引导农民兴修水利，管理水利。他指出，印度的恒河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的水患不亚于黄河，但由于美、印政府重视水利建设，故未能给农业带来巨大灾难。所以，他提出，大江大河的治理，必须由国家统筹安排。此外，他还提倡科技兴农。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科学技术对农业有极大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政府应建立一定的机制倡办各类学校，培养农业人才；改良土壤，化瘠土为良田；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推广科技种田，提高农业产量；设立制造厂，发展副食品生产。由此可见，孙中山看到了政府在兴农方面的积极作用，抓住了“三农”问题的要害。
虽然我们的政府耗费了大量的财政，力图改善水利资源，改善农田品质、但是，不少著名的工程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如淮河的治理等。看起来我们的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可是在表面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的危险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农民普遍感到土壤板结了，庄稼难种了。居民普遍感到果不香、瓜不甜、菜无味，蔬菜虽然数量多了，但比小时候的难吃了。不仅如此，蔬菜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比以前多得多。
由于我们片面追求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得土壤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农田中有机质的含量已经从解放前的50%-70%降低到1%的地步了，已经到了如果不施用化肥，地里就什么都长不出来的地步。由于长期使用化肥从而造成重金属污染，这些污染物一旦进入土壤后，不仅不能被微生物降解，而且可以通过食物链不断在生物体内富集，甚至可以转化为毒性更大的甲基化合物，最终在人体内积累危害健康。而土壤环境一旦遭受重金属污染就难以彻底消除。今天，我们的国人几乎都是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食品污染、水质污染、空气污染，城里的企业污染了农村，农民又把污染带给城里，最终的结果就是互相污染、大家都受到污染。
农村改革是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起点，仍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今天，我们重温孙中山关于农业问题的若干论述，仍倍感亲切，并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最近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对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了全面具体的部署，对一些长期以来议论较多但始终没有触及的改革有了明确提法，对一些过去虽有涉及但意见并不明确又事关重大的问题有了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决定》以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利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明确提出了“三个赋予”、“七个允许”、“四个鼓励”、“五个保障”、“六个推进”、“三个建立”、“六个完善健全”、“四个制度改革”、“五个城乡统筹”的农村改革任务和举措。
《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是前所未及的，这些重大论断和政策突破，必将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认真研读这刚刚通过的决定，无不感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务实求真农业发展路线的伟大正确，同时，也更加体会到孙中山先生博大深远的农经思想正在变为现实。相信，过不了多久，一个崭新的繁荣富裕、绿色生态、科技创新的新型农业将出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