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孙中山民生思想 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发布日期：[ 2012-0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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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策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格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把社会管理放在社会建设中重要的位置上，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中。新时期新阶段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新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在新形势新任务的背景情况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就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亟待关注的一道新课题。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其民生思想可为在当前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提供启迪和思考。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是在“因袭”我国传统的固有之思想，“规抚”欧洲各国学的说基础上，加上个人的独到创新而形成的，内涵十分丰富，是包涵民生论、民生主义纲领和民生史观在内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以民生为重点，关注的是人民生存所需要的经济生活。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核心内容应包括：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兴办实业、普及教育四个方面的内容，最根本的目的是以解决和预防当时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
孙中山先生将民生问题看作是社会问题的核心，曾明确指出：“中国最大问题，就是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般人的生活问题”，即人民的“吃、穿、用、住、行”，其中，“吃饭是民生的第一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重要问题”，认为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切实而且明了。
孙中山认为，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问题”造成的。孙中山所谓的“社会问题”主要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现实矛盾，其要害是人民生活的痛苦。他认为，欧美文明先进之国，其民族、民权问题皆已解决，惟民生问题则日陷于苦境。为了避免将来中国发生同样的问题，“此民生主义之所以不得不行也”。
孙中山认为中国长期的贫富不均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问题。他企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力求以“平均地权”为中心，建立民生主义社会，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由于私人垄断资本高度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要用一种思想预防的方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毛病”。他希望节制私人大资本，发展中小资本、国家资本及“社会主义”来解决。孙中山认为，中国目前普遍贫穷，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患不均，而是患贫穷。根本的问题是人民的衣食住行的问题。把中国从落后向繁荣昌盛转化的关键是发展实业。所以中国当务之急是制造国家资本，兴办实业。振兴实业，一方面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失业小民各得其所，自食其力，避免因失业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可以创造社会财富进行社会福利和救济，是社会真正达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大同社会。对于人民的受教育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四万万人皆应受教育”，要普及教育，“广设学校，使天下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
总体而言，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观。但同时，孙中山先生不拘泥于古人和洋人，立足当时的国情民意，不单纯从“道德心和感性作用”去理解看待社会问题，而是从民生问题入手解决社会问题，基于“全凭事实，不尚理想之原则”，强调“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希望全国人民都能丰衣足食，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公开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赞道：“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者提出了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至今依然具有借鉴和启迪价值。
笔者以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通过对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方面创新，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更为先进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以实现社会管理任务或目标的活动及其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是使社会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社会管理的有关问题，因此，社会管理可说是一个老问题，但社会管理创新却是一个永恒的新课题，必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早在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指出：“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同时，他又指出，“只有先把中国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当前，我们健全完善群众基本利益保障机制, 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源头治理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温饱需求上升到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社会公平和尊重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需求等，日益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等特征。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民生问题，例如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物价等，也日益凸显且备受关注，给社会管理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内容。同时，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寻找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和谐一致的契合点与交汇点，寻找最适度社会发展机制与动力源泉，谋求动态发展、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机制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模式，使社会既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又和谐稳定、秩序井然、安定团结。然而，当今社会管理的困境何在？社会管理创新有哪些有效路径？社会管理创新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民众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满意度如何？等等，都是社会管理创新要研究的重要内容。民生问题无小事，保障和改善民生正是抓住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抓住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者和谐一致的集合区与交汇点。因此，民生问题既给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契机和抓手。当前，我们借鉴孙中山民生思想，促进社会管理创新，重点是从协调城乡区域可持续发展、完善社会分配与保障机制、加强社会法制建设三个方面加以统筹兼顾。
具体地说，就是：
（一）协调城乡区域可持续发展
孙中山民生思想中有大量的关于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即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工人与农民统筹兼顾的论述。例如，孙中山先生在论述《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时，设想将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作出综合的规划，强调中国的实业建设要将“中心”(城市)与“腹地”(农村)有机联系起来，农业的振兴要与工矿业、商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形成城市与乡村的良性相动。又如，孙中山先生设想，在城市建筑铁路，在农村修建公路，再将铁路和公路的路线联络起来，并指出：“像广东的粤汉铁路，由黄沙到韶关，铁路两旁的乡村是很多的。如果这些乡村都是开了车路，和粤汉铁路都是联络起来，不但是粤汉铁路可以赚许多钱，就是各乡村的交通也是很方便”，交通的便利必然会带动城乡物资的流通和各项产业的发展，造成人口、货物的流通及出现新兴的都市或城镇，加速城乡共同发展。
同时，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为缩小我国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孙中山先生特别强调开发内陆边疆地区，以实行区域协调发展。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指出：优先从铁路建筑入手，在实行军队屯田、移民垦荒和在沙漠中开河种树，充分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发展畜牧业、毛纺业和矿业。虽然，孙中山民生思想中关于协调城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缺乏一定的明确性和整体性，但他早在上世纪初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构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对我们借鉴其中的合理构想，加快统筹我国城乡区域一体化建设步伐还是大有裨益的。
（二）完善社会分配与保障机制
既讲究效率、又兼顾公平是现代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和正常发展。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分配上贫富悬殊过大，以致造成贫富两方极端分化的弊病，为防患于未然，强调“中国应当设法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贫富不均，防止少数富人专利，防止垄断资本家的产生”。其主要办法是，“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1922年11月28日，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并亲自兼内政部长，在《内政方针》中规定，“设社会事业局，专管育孤、养老、救灾、卫生防疫、监督公益及慈善各团体；设农务局，保护农民，开垦荒地，培植及保护森林，兴修水利”，他主持颁布的《内政部新官制》明确规定，内政部下设司长二人，管理“育孤、养老、救灾、收养废疾，及监督慈善各团体事项，卫生防疫事项，保已劳动事项，和海防堤防及水利事项；设农务局保护农民，开垦荒地，培植及保护森林，兴修水利等”，并指出“国家收入的渊源除专供国家行政费用，余额则兴办教育、慈善事业”，“吾人应注意青年之养育与衰老羸弱之安抚”。他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分配思想是其民生思想中最为光辉的理论财富，对我们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更加注重加强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强化社会保障、社会救抚和社会福利，帮扶弱势群体等都具有积极而现实的借鉴意义。
（三）加强社会文化建设
文明是指人类自身的创造和社会进化的状态，是人类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成果。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灵魂。我们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先进文化作为精神支柱。当我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时候，就更需要先进文化来凝心聚力、指路领航。孙中山先生对此早有先见之明，他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后又多次指出现代文明应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认为：物质文明是基础，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首先要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其“关键在于发展工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他提出“心性文明”和“心理建设”，以“改造人心”，打破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观念和新意识。当前，我们要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要将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有机结合，大力推动社会文化事业建设，构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