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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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积孝

　　纵览孙中山的主要著作，其所批判继承的传统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二是古代的政治哲学，三是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孙中山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继承也存在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其政治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吸收，也有结合自身革命实践的独创。

　　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继承，突出表现为借用传统政治思想的名词术语，阐发其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这些传统政治思想，原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经过孙中山的批判、改造、继承，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内涵很丰富。纵览孙中山的主要著作，其所批判继承的传统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二是古代的政治哲学，三是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一、批判继承儒家伦理道德学说

　　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主要指“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智仁勇。

　　孙中山认为，八德是“中国的好道德”。他具体分析道：忠字，古时叫忠君，现在可改为“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孝字，“无所不至，无所不包”；仁爱是“兼爱”、“博爱”；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和平更是中国人“极好的道德”，“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这些好道德，以前都失去了，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先要恢复、保存这些好道德，“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孙中山分析智仁勇主要体现在《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孙中山认为，救国救民是革命军人的目的，要想达此目的，必须要有军人精神，而“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求”。何谓“智仁勇”?智就是指聪明、见识和能知。“军人之智，在乎别是非(得于国利于民，则为是，否则为非)、明利害(是则为利，非则为害)、识时势、知彼己”；仁就是“博爱”，包含救世救人救国三类。军人之仁，“其目的在于救国”，三民主义就是军人之仁的表现。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成救国救民的军人之仁”；勇，就是“不怕”，军人之勇，即“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包含“长技能”和“明生死”两部分。他特别强调“明生死”内容，号召大家以革命事业以国家大计为重，抛弃个人的生死，为国家为革命而死。这样的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孔子是如何讲八德和智仁勇的呢？孔子的“仁”主要是指道德观念，它几乎包括了一切道德。孔子对“仁”的解释突出体现为“仁者，爱人”。“爱人”即博爱众生，而“亲亲”是最主要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子特别强调“孝弟”(孝顺父母，顺从兄长)。“孝弟为仁之本”，要求人在家内“孝弟”，在国家内忠君。信义也是孔子时常讲的。信就是为人要守信用，义就是适宜，是君子的品质，即所谓“君子喻于义”，“以义为上”。和平就是为人处世，相安无事。所谓智仁勇，是孔子常常并称的，孔子把它们当作造成完全人格所必需的三种道德规范，“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把智仁勇称为“天下之达道”，是用来行“天下之达德”(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的。这里，就把智仁勇和五伦结合起来，五伦是“达德”，智仁勇是实行五伦的“达道”。由此，孔子的伦理思想就形成了系统，成为封建社会做人的规范，维护封建等级制的道德教条。

　　由上可见，孙中山所讲的八德和智仁勇，不同于孔子的八德和智仁勇。儒家的忠是忠君，孝为孝弟，孙中山却认为忠是“忠于国，忠于民”，孝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包”；儒家的“仁爱”强调“亲亲为大”，孙中山的“仁爱”却强调墨子的“兼爱”；儒家的信义是强调君臣之义，以便更好地统治人民，孙中山的信义指的是国与国、朋友与朋友之间的信义，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不讲信义；儒家的和平指的是为人处世相安无事，孙中山却把和平和战争相对起来，目的是反对侵略别国的战争。至于智仁勇，儒家认为是实行三纲五伦的“达道”，目的是维护封建等级制，而孙中山强调的是军人之智、军人之仁、军人之勇，号召军人发扬军人精神，实行三民主义，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总之，孙中山已将孔子的八德和智仁勇赋予了时代的内容，使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与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孔子的八德和智仁勇已有了本质的区别。

　　二、批判继承古代政治哲学

　　孙中山所要恢复继承的古代政治哲学是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认为这一政治哲学“最有系统”，“是精微开展的理论”，“是中国独有宝贝，是应当要保存的” 。“但是，自失去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 今日要救国救民，必须要把它继承过来。他指出，“格物致知”是穷极宇宙客观存在的万物之理，以达到知识的丰富；而“知”的内容相当广泛，自然科学知识和革命知识是其两大类；“知”又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宇宙万物永远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工夫，是很难讲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外修的工夫”，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做到。他特别强调中国人修身工夫的缺乏，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退步，到现在仍受到外国人的轻视和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做起”。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中华民国。

　　孙中山所讲的这一套政治哲学，系出自《大学》。《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思想上加强统治人民的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要求穷极客观事物之理，求科学之真，而是要求认识“明德之善”，使“志有定向”。《大学》特别强调“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实际上，其修身并不包括庶人，仅仅指统治阶级上层，因为只有“有天下国家之责而不可辞”的统治阶级上层才是大学教育的对象。正是统治阶级上层，通过学习，得以把孝、弟、慈等宗法思想和道德等修之于身，教之于家，掌握一套事君、事长、使众之术，建立并维护封建等级制国家。由此可见，古代政治哲学所谓的修身、齐家，从根本上讲，就是指统治阶级上层的身和家，目的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古代政治哲学的实质之所在。

　　一个是要穷极宇宙万物之理，一个仅是认识明德之善；一个修身、齐家指的是全体中国人的身和家，一个修身、齐家仅仅指统治阶级上层的身和家；一个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一个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国家，这就是孙中山政治哲学与古代政治哲学的本质不同。

　　三、主张“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天下为公”原出自《礼记·礼运第九》。此书云：“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从字面看，此理想确实很迷人。然而，联系孔子生平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其他思想分析，可以看出，生活在“礼坏乐崩”的奴隶制崩溃时代，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实际上指的是尧舜时代和夏、商、西周三代。这几代都属君主时代。虽然几位君主较开明，属贤明君主，但仍存在等级制。以这样的时代为蓝本的理想，不能不是等级制的。

　　孙中山把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借用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他说：“在吾国数千年以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实际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大同理想与孔子的等级制的“天下为公”已有了质的区别。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是要“造成壮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它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含义“已经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是自由、平等、博爱”；它在权力方面，已不是由贤君掌权，而是由全体人民掌权，实行“直接民权”和五权宪法。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孙中山把“天下为公”作为奋斗目标，向人民广泛宣传，也起了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作用。

　　孙中山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继承也存在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一是没有认清儒家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不懂得道德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是阶级的道德，实际上犯了“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范”的错误，以为“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之上的不变的原则”。二是没有认清古代政治哲学的阶级本质，不懂得要想“治国平天下”，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他虽然提倡民族主义，企图以武力推翻满清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并身体力行，为资产阶级革命奋斗终身，但在这里却错误地认为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以为只要修身，便可以齐家、治国，不受外国压迫。三是不知道孔子的“天下为公”是存在等级制的所谓“公”，却认为孔子的天下为公“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甚至于把它同列宁领导的苏俄政权相混淆，“今日惟俄国新政府，颇与此相似”。一个是要建立等级制的大同理想，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却认为二者“相似”，这一认识上的错误，说明孙中山不懂得二者之间本质的区别。

　　我们分析研究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可以受到以下启迪：第一，对于所要继承的前人思想，必须认清其产生的历史背景、阶级实质，区别其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汲取精华，剔除糟粕，而不能采用“拿来主义”，全盘吸收；第二，继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必须与时代条件有机结合。因为思想是随时代条件的变动而变化的，没有万古不变的思想教条，一味地看重思想本身，不顾现时条件形式主义地生搬硬套，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起误导作用，适得其反；第三，学习继承本身也要有主次轻重之分，应优先继承前人思想中对当前工作有重大或现实意义的部分，这样的继承才有助于现实工作，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谋发展的今天，研究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总结其经验，汲取其教训，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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