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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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承
　　
　　镇江市原政协副主席、民革镇江市委原主委洪维新于今年2月10日离开了我们，静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一片纸。

　　《论语》中说：“仁者寿”。洪老是仁者，也是寿者，享年91岁，也很知足了，只是洪老的一生，实在太艰难了。青年时期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涯，不去说它，那是国难当头，形势使然。中年时期，一度失业，没有生计。1947年，他搭上一艘商船，远赴台湾，谋求出路，不幸遭遇台风侵袭，在海上盲目地飘流了一昼夜，险些丧生海底。可是台湾也没有他安身立命之地，只好扫兴而归。1949年参加部队起义之后，洪老得到妥善安置，过了一段短暂的安定生活。此后不久，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滚滚而来，一直延续到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作为起义人员的洪老，他困惑、苦闷、惶恐，惊险而又艰难地走过他中年的人生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祖国大地回春，洪老的思想解放了，政治上有了生机，工作也展现出新的前景，可是他已步入老年，且身患痼疾，他先后两次中风，身体瘫痪，病情又多次反复，整天在病痛中挣扎。

　　洪老是一位爱国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继承了中国“士”的这种优良传统。“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十四期。结业后，当即参加对日作战。1942年，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他应召参加远征军，深入缅甸，协同英军抵抗侵犯南亚的日本侵略者，保障滇缅公路畅通，这是当年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国际陆上通道。由于英军不遵守协议，擅自撤离，致使洪老所在部队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整个团都被打散了。洪老在中缅边境的崇山密林里，生活了五个昼夜，凭借太阳和月光，辨别方向，日夜兼程。20多天后，徒步回到昆明，随即又投身军旅，继续作战。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洪老则“力行之”。

　　近年来，洪老经受长期病痛，体质日下，神志大不如前。说话嗫嚅，思维也有点乱，可我每次去他家里，他都非常高兴，总会谈一些关于民革和台湾的事情。这是他最关心的。去年中秋前两天，我去看他。那天他的神色很好，兴致也高。我们谈了很久，谈民革，谈台湾，谈他的病，谈几位过世的老人。谈着谈着，他突然对我说：“马英九上台几个月了，怎么不到大陆来谈两岸统一的事？这要拖到什么时候……”他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啊！

　　早在1983年，我就认识洪老了。那时，我在市政协工作，洪老则是政协副主席，我们在同一座大楼里上班，却很少接触和交流。但对他的为人，则心仪已久。大约在1984年下半年，我的一位老友，受洪老之托，征求我参加民革，说洪老对我抱很大希望。当时，我对民主党派工作不甚了解，乃一笑置之。可是到了1985年底，却有一位相关领导找我谈话，半动员、半指令式的要求我加入民革。谈话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民主党派工作，也同样是中共党委的工作，而且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其二，民革市委的几位领导，年龄都已较高，需要充实相对年轻的同志，我有对台关系，其他条件也比较理想……我当时就猜想，这可能又是洪老的推荐。但我们这一代人，向以听党的话为信条，二话没说，旋即加入民革。几个月后，我调离政协，到民革市委任副主委。

　　1986年秋，民革镇江市委面临换届。那时，没有换届的年龄界限，虽然洪老的身体状况还好，但他却一再表示要辞去主委职务，并向民革省委推荐我接任他的工作。记得在一次确定新一届市委主要成员的会议上，洪老谢绝我们的诚意挽留，讲了一席令我感动而汗颜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谁当主委，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到民革未来的大事。刘承同志受过高等教育，年纪比我轻，能力比我强，为人正派，能挑重担……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没有人毫无私心杂念，只有多和少的区别；同时，也没有人不遇到这些问题，只有解决得好和不好的区别。洪老在处理这个问题当中，真可谓大义凛然，高风亮节。这不只是宅心仁厚，还因为他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在他的心目中，民革的事业是第一位的，至高无上的，至于个人的进退得失，都是次要的。

　　洪老仅比我年长8岁，我却一直视他为长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是因为他端正慈祥？还是他为人正直？或者是因为他对后进的奖掖和呵护？洪老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也无过人的才华，有时显得木讷。不过，他具有一种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他爱国爱事业，对统一战线工作，体验至深，信念至坚；对民革的事业，忠心耿耿，身体力行。他性情随和却意志坚强；生活简朴却对人豪爽；为人正直，待人厚道而诚恳；工作认真负责，廉洁奉公。

　　洪老离开了我们，走了，静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一片纸，却留下他的事业和他对事业继承者的厚望，留下他的长者风范和高尚情操，也留下我们对他的永远怀念和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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