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收入差距 构建和谐江苏———我省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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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江苏省委课题调研组　（执笔：胡臣友）

　　今年5月、6月，民革江苏省委调研组在徐雁副主委带领下就“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我省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省收入分配主要存在五大差距：

　　城乡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1.86∶1扩大到2004年的2.20∶1；考虑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在4∶1左右。

　　地区差距：2004年，苏南苏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00年的1.27∶1增长到1.37∶1；同期苏南苏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由1.49∶1增加到1.67∶1。

　　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户（10%）与最低收入户（10%）之比由1990年的2.85∶1增长到2004年的10.70∶1。

　　行业差距：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之比由1992年的1.67∶1增长到2004年的6.25∶1。

　　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几十万非常普遍，而普通工人月收入仅800—2000多元。经营者年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

　　由于上述差距的存在，中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的趋势明显。2003年，60%以上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同口径比较，这60%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全部调查户可支配收入的份额，由1992年的50%下降到38%，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20%的高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由1992年的27%上升为38%，上升了11个百分点。

　　二、对几类收入差距的简要分析

　　（一）几类收入差距的程度不同。

　　城乡收入差距缓慢增长，南北差距逐步扩大，行业差距稳步攀升，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呈加速度趋势（城镇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各10%比：1990—1991年为2.9∶1，1992—1998年为3.5∶1，1999—2001年为5.5∶1，2002—2004年为10.9∶1），企业内部差距在近几年爆发式增长（主要是在近几年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产生）。

　　（二）几种差距形成的基础不同，对社会的影响不一样。

　　城乡差距和南北差距主要建立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缩小这种差距，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作长期艰苦的努力。长期以来，我省在这方面也下了大功夫，取得了明显成效。对这类差距，相对而言，群众能够理解，心理承受力也要强一些。而城镇居民差距、行业和企业内部差距与经济发展状况没有必然联系，无论经济落后的苏北，还是经济发达的苏南，差距都十分显著。它们更主要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制度，垄断行业管理体制，加快发展与富民优先，投资环境、招商引资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政策取向等）体制、政策等主观因素直接相关，因而更容易导致弱势群体社会心理失衡，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三）几种收入差距受到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同，采取措施的力度、取得的效果不一样。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历史上就长期存在，各级政府也最重视，所采取的措施力度最大，效果最明显；而政府对居民之间、行业之间及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象对待城乡问题、南北问题那样，提到战略的高度去重视和解决。这是居民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远较城乡之间、南北之间严重的重要原因。

　　上述表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联，它的解决是长期的、艰巨的，从长远看，是收入分配中的主要矛盾，但从现阶段看，它的矛盾尖锐性暂时地、相对地有所下降；而居民差距、企业内部差距、行业差距的矛盾尖锐性凸显。

　　三、产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1）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农养工的经济发展政策，使得农村经济远落后于城市。苏北地区本来经济基础较差，加之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受思想观念陈旧、市场经济意识薄弱等因素影响，市场化改革进程滞后，城市化水平较低，对内对外开放度不高，科技教育相对落后，导致自身发展能力不强，工业化滞后，拉开了与苏南的差距。

　　（2）行业发展不平衡和垄断经营的存在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因素。

　　农林牧渔等基础性行业，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长期以来，投入不足，劳动生产率不高，职工收入在各行业中一直处于最低水平；零售、餐饮、纺织服装等行业，处于过度竞争状态，行业中企业的回报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烟草、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其中相当部分变成了经营者和职工的个人收入，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其他行业职工收入水平。

　　（3）收入分配体制看，初次分配秩序混乱，机会不平等，再分配功能不强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初次分配领域，存在大量非法、违规行为和不合理因素，如走私贩私，制假售假，偷税漏税，权钱交易，股票上市、国企转制中的违规操作，少数人一夜暴富等等。这些严重破坏了效率优先、机会平等、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初次分配原则。

　　再分配领域，目前我国税收结构实际上仍以流转税为主，在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比重过大，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税收负担较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低收入者纳税负担。这些不利于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领域的公平调节作用。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没有能够充分体现出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相反，一定程度上存在“劫贫济富”的现象。

　　（4）工资政策不完善、不配套，是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我国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的制度、原则和政策都是好的，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操作规范和有力的调控手段，在具体实行中往往走样，偏离政策初衷。如政府对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增长与经济效益挂钩，落实企业分配自主权，企业经营管理层取得收入分配的决定权而又没有实质性的约束机制，职工话语权得不到保障，收入增长往往大部分都落到经营者管理层身上，普通职工得益很少。

　　四、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解决我省收入分配差距，总的来说，应努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同时针对不同收入差距采取不同对策。一方面要坚持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动摇，另一方面，要把着力点放在从体制、政策入手，下定决心，排除阻力，破除体制障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缓解收入分配矛盾，使我省的富民工程、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尽快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加快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把加快发展，做大区域经济的蛋糕作为解决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根本方略。

　　消除城乡差距，治本之策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立统一的城乡体制和政策平台，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

　　缩小南北差距，关键之举是增强苏北加快发展的内生力量。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工业化为第一方略，以激发内在活力为立足点，加快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促进苏北经济加快发展。

　　（二）扶持基础性行业，整合过度竞争性行业，开放、规范垄断行业，把加强宏观调控作为缩小行业差距的主要手段。

　　对农林牧渔等基础性行业加大扶持和投入力度。建议将第一产业的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2004年的1.3%提高到5%左右；提高对“三农”的补贴力度，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提高农民组织化的程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对纺织、服装等过度竞争性行业，加强整合，适当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制定产业调整援助政策，尽可能为企业从过度竞争行业、衰退行业顺利退出创造必要条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从低价格竞争优势企业向差异性竞争优势企业转移。

　　加大垄断性行业开放和规范管理的力度。对垄断行业，能放开的应坚决放开，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竞争；对不能放开的，则应规范垄断收益分配，采取规范的办法，将留归部门和企业的垄断收益收归国家财政。对获得政策性超额垄断利润的企业，实施“国家工资控制线”，将这类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

　　（三）在初次分配领域，在注重效率的同时，着力创造平等的机会，把整顿初次分配秩序作为改善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

　　努力消除或减少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打击、抑制违法违规不合理收入。

　　扩大就业，鼓励创业。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加速发展民营经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转变观念，不能以低工资、以牺牲工人权益作为招商引资的条件，不要“血汗工厂”。在坚持企业收入自主分配的同时，真正保障职工民主参与的权利。当前重点要完善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切实保障职工代表话语权。在坚持市场机制调节的同时，加强国家监控指导。建立正常的企业工资增长制度，经营者、管理层的年薪收入应与企业经营状况和职工工资水平挂钩。

　　（四）切实把强化收入再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中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举措。

　　在二次分配上，更多的关注公平。改革税制。将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真正转变为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的税收结构，并最终向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转变，真正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领域的公平调节作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税源的监管，特别是对高收入行业、高收入阶层加强监管，依法征收。适当提高起征点，使较低收入者能免除或减轻税负，而使高收入者能适当对税收多作贡献。完善配套的税收制度。尽早开征遗产赠与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和社会保障税等。通过税制改革，真正使税收成为调节收入的武器。（注：文中2004年数据依据江苏省统计局编《2004江苏经济社会概览》，其他数据依据相关年份《江苏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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