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都交给了民革
发布日期：[ 2012-0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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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的父亲耿德星
耿筱云
太久太久的惦记，太多太多的回忆，偶然一件事，都会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父亲名叫耿德星,他的一生，是一部传奇，是一本巨著。当年父亲在世的时候，偶尔浏览了几行。现在书籍成灰，永远也没办法知道父亲当年的内心世界了。只是有一件事很欣慰，父亲当年付出深情的东西，也正是我越来越深爱的。而这一点，让我越来越体会到父亲晚年的心境。
从战争中活下来是一个意外
年轻时候，父亲就以身许国，投身行伍，随时准备用生命报效国家。1933年，父亲担任国民党29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压缩改编而成）中校营长，与日寇正面交战多次。父亲晚年经常提起这样的情景：29军以必死的信念将日军阻挡在长城喜峰口一线，组织大刀队，准备夜袭日军，临出发前，向出征的战士们发放最后的薪水壮行。士兵们慷慨陈辞：我们把命都交给国家了，要钱有什么用？战士们毅然踏过满地的银元，走上不归路。喜峰口战役中，战斗仅三日，217团第一营营长石振纲受伤，王某代，王营长又阵亡，冯庆远代，冯营长又阵亡，由该营王连长代，王连长又负伤，又由其他军官代替……最后，前线无人可代。后父亲由旅部少校参谋调任217团第一营任中校营长，指挥全营对敌作战。那段时间，中国军人英勇的程度和死伤的代价可想而知。但29军利用山地的地形优势，以大刀砍杀日军，不断获胜，捷报频传，全国民众振奋不已。当时作为上海银行小职员的年轻作曲家麦新流着眼泪写下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支歌曲作为抗战名曲迅速传遍全国。1937年9月，父亲担任上校团长，在河北大成县王口镇、子牙河等地据险抵挡日军机械化装备的两个联队，浴血奋战十昼夜，直杀得尸横遍野。敌寇的炮弹落在他的掩体前，掀起的泥土将他掩埋，所幸的是颗哑弹，未炸，才得以生还。为此，同年10月10日，《中央日报》通报嘉奖，并发布了父亲晋升为少将团长的消息。然而，全团官兵基本打光了，番号随之取消，父亲也就作为没有军队的将军成为友军中的附员。
为保卫国家，父亲这一代军人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牺牲之大，让人无法想象。以29军为基干的原西北军100个团，抗战后只剩下8个团。父亲亲眼看着那么多的好兄弟前赴后继战死沙场。他的上司师长赵登禹将军和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于1937年战争初期就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两年后，军长宋哲元将军忧愤而死。四年后，已经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战死，成为二战中同盟国军队中战死的最高军衔的将领。父亲原本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在抵抗外敌的战争中为国家牺牲的，就像他的那些战友们一样。不过，父亲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此后，父亲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怀念自己的战友以及服务于战友们为之献身的国家。
1948年，父亲率部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父亲写了《赵登禹将军与喜峰口大捷》一文，原稿现存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纪念展品。
劫后余生都交给了民革
1956年，父亲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转业到镇江市商业局。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不久被调到镇江民革机关工作。从到民革起，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民革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986年离休。那时，除了每周六天的忙碌还不够，他星期天也不休息，还要蹬上自行车，去拜访民革的老党员、老领导、社会进步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有时还带上我一起去。听他们谈民革工作，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1980年起，父亲担任民革驻会副主委，那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80年代的民革处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之时，而民革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驻会副主委带领机关同志去操作。我那时已渐渐懂事，也知道他工作的难度。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民革恢复活动的工作之中。由于政治迫害，人们对“国民党”三个字噤若寒蝉，对民主党派避之唯恐不及。我记得自己看到民革专用信封落款处印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字样时，又害怕又新奇。那时民革党员只有寥寥数十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民革”毫无概念。父亲就在不被外人理解的岗位上，为壮大民革队伍和扩大民革影响，默默地、不懈地努力。当时，七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挤在一间破旧的老式民房小楼里办公。那狭小昏暗的木制楼梯，踩上去嘎吱作响。扶手一抓，摇摇欲坠。然而，就在那样的环境中，老一辈民革市委的同志们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民革的正常工作，发展吸收了一批新党员，使民革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最让我难忘的是，民革主委与副主委之间，民革党员同志之间，相处十分融洽，联系十分密切。他们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相互支持。机关工作人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了民革的发展，他们精诚团结，共同撑起民革这片天。他们把民革的工作当成理想来追求，当成事业来实现，从不考虑个人私利。当看到民革党员有困难，需要民革组织出面，他们会毫不犹豫、想方设法为民革党员排忧解难；当他们经过多次奔波劳累，帮助民革党员实现政治平反、政策落实、待遇恢复时，会感到无比欣慰；当看到民革党员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们会大力赞赏，大力宣传，引以为傲。这一切都是他们对民革党员发自内心的关怀。民革举办活动时，对因岁数大需要照顾的党员都格外关照，避免发生意外，他们真是把民革党员当成家人一样爱护。他们的行为、品德得到了党员的敬重和爱戴。父亲戎马半生，又从事党务工作多年，直到79岁才离休，离开了工作30多年的民革机关，从未为己向组织上提过要求，去世后，未留下一分钱，只有他的教导音犹在耳：“戎马半生无所能，唯以诚待人。”
回想起来，父亲他们这一代人，毫无私心杂念，像玻璃一样透明。如果把他的一生言行归纳、提炼出来，用一个“诚”字表达最准确。在我父亲去世时，我曾亲题挽联一副：两袖清风无憾事，光明磊落在人间；横批是高风亮节。
时隔多年，虽然洪维新、丁国民以及我的父亲耿德星等民革老领导已离我们而去，有些老领导已退休在家。但他们为党员办的事，曾经的付出，让人们还时常提起，并永远记得他们。
斩不断的情与缘
洪老任民革主委时，因为我父亲年事已高，他经常登门拜访，与父亲商谈民革之事，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我尚未参加民革，洪老多次对我说：“小五啊（我在家排行老五），不是每个人都符合条件加入民革，你是年轻的女干部，有文凭有职称有职务，符合条件，应该加入民革，也是用实际行动支持你父亲的工作，不要让他失望啊！”他用实际行动支持驻会副主委的工作，他和父亲配合工作多年，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你爸是个极正派、极耿直的好人，你要向他多多学习。”这种政治上的关心，不是每个人能得到的。在洪老的教育下，怀着对父亲的尊重，我于1986年加入了民革。参加民革多年来，我也感受到民革的关心、组织的温暖。现在想起来，我加入了民革，也是实现了父亲的一个愿望。父亲对民革的深情，父亲与民革的缘分，就可以通过我延续下去。为此，我很感激洪老，也十分尊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刘承主委在我父亲去世后，每次看到我，都会关切地问一声：“老妈妈可好？”这句话问候了13年，直到母亲去世。我感到，这每一次问候，都是代表民革组织对父亲的一次怀念，都在表明，我的父亲、我的家庭，以及我本人与民革有着永远割不断的情分。
当年母亲享受“离休干部遗孀医药费全额报销”政策迟迟不能落实兑现，时任副主委孙英华同志多次关注，机关的尹乃强、蔡俊没有少过问、少跑腿。在他们尽心尽力的帮助下，终于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前两年，我公公生前在南京购买的房产遭遇拆迁，而非法租住人胡搅蛮缠，利用居住便利，多次到南京中院闹事，干扰司法公正。而我们居住镇江，有诸多不便。我将此事向驻会副主委沈红亮说明，请求组织支援。沈副主委了解情况后，通过南京民革的同志帮忙过问此事，及时将事实真相告知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后来，此事得到了较为公正的评判。民革机关的每一届工作人员，都同我父亲当年一样，努力为每一个民革党员提供帮助。父亲如果在天有灵，也可以感到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