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无声 笑傲人生——民革党员王毓骅教授和他的法学情缘

“东吴学士……”

“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耄耋老人居然做出司法部都干不了的事，这群中国精英，我们居然都不知道……”

近日，这些被媒体以惊人的字眼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文章，助推了我们为一位老人写作此文的激情和责任。

王毓骅，在上述媒体中多次被提到、今年已97岁高龄的老人家应我们的邀约，为我们讲述并撰写了他不平的人生和对民革南京大学总支事业发展的真知灼见。

1923年 出生于上海

1941年 考入沪江大学

1942年 选学东吴大学法学院

1945、1946年夏 分别毕业于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是获双学位毕业生

1946年 考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

1949年 任教沪江大学

1951年 任教南京四中

1981年 任教南京大学法律系

1987年 因身体原因办退休手续

1998年 离开讲台，接受审定《英美法辞典》工作

凝视上面的时间轴和地点、事件组成的文字段落，眼前呈现的是一幅沧桑而充满生命脉动的历史画卷。王老先生所经历的前58年注定是中国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的时期。幸运的是，老先生有一位知书达理、独立自尊、爱国亲民、与时俱进的好母亲为他撑起了一片天！

“我的学习在初中时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受很大影响。初三阶段颠沛流离，时断时续，曾借读崇明县立初级中学，又逃亡到上海，初期、短期就读于惠灵中学，直到在上海租界（当时被称为‘孤岛’）安定下来，而后考入麦伦中学高中部（英国教会所办）。上海麦伦中学的学生生活是我一生的关键。”从老先生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战争的硝烟和国民的颠沛流离……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从母亲身上、从学校的师生那里，老先生平生所具有的爱国敬业、坚毅乐观之高贵品格已经形成。所以，即使在走出国门到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继续深造且有更好的机会留在美国的时候，也能毅然决然选择报效祖国：“毕业后各谋出路，当时校方说可到律师事务所，那里对中国（或其外国）法律有专门学识的人较为欢迎，另外我们同学中有一位姓夏的女同学（也是东吴的），她的哥哥可以介绍我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处工作。这我是绝对不想去的，我的打算是回国！”王老说。

“1941年夏我从麦伦中学毕业，考入沪江大学……我因深深地感到国家贫弱、屡受侵略，所以选择了政治系。政治系课程很广泛，我也选科较多，除学完政治系各门课程外还学了生物学、公共卫生、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课程，大大超过了毕业的要求，按当时新规，我三年半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我在大二下学期又插班到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大一年级开始学法学，尚不能毕业。而且由我主持的《沪江》（1945）年刊尚未出版，作为年刊社社长，一时不能撒手，所以我又继续在沪江大学选读了货币银行学、比较心理学、实用心理学、联合国组织等学科。一直是上午在沪江上课，下午在东吴上课，跟两校的教师相处得也很好……1946年夏我从东吴法学院毕业。” 

王老先生与沪江大学政治系、东吴大学法学院、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法学院的这些渊源，成就了他后来成为中国法学界的前辈名宿，更是因为他的淡泊名利、乐观知足、健康长寿才有幸参与了《日照英美法词典》的审定工作。“（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法学院的功课首先必须学图书馆学的课程，每堂课后都有习题要做，所以对法学的典籍，包括几百年前的英国王家古旧法等都能查找到，其他功课如契约法、侵权行为法、宪法、商法、刑法、国际私法等，我在东吴时已都学过了，到了美国等于是复习一遍，因此较为轻松，于是我就选修了一门国际公法专题研究课。我在沪江大学时学的是国际方法原则，在东吴大学学的是国际公法判例，到美国就选学了国际公法专题研究。”

“（1998年）离开讲台后我就专心转到审定《英美法辞典》的工作中去了。《英美法词典》编辑部设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内，以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燠为首的七人为顾问，审定学者34人。我负责首字母为C,D,L,M,S部分的词条……历时十年。《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有专稿印有主要人员照片，我也列入其中并有文字记载。”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对这部巨著的评价是，“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至今已15次印刷供应法学界及市场需要。第二版为扩大增订版，稿件已准备好了，但因许多词条涉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英国‘脱欧’事件发生后，以致被暂搁，工作停滞。我又经十年的审订工作，后因视力衰弱，已不再予以顾问了。”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为许多人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对王老先生来说，是找回了丢失30年的专业所学。老先生讲起1981年任教于南京大学法学院时的情景，令我们不胜感叹……“被调往南京大学时，我已58岁了……法学的研究与教学，我已抛荒了三十年。虽然国际公法我曾在三所大学以不同方法学过，但吃老本是不行的了，时代不同了，形势也多有变化，所以还得认真备课，多找各方面的资料，而后写了一篇有关外层空间法的论文，还获得了省级奖项。在上海、北京、香港都发表过一些论文或译作，但终因年已周甲，脑力衰退，除教国际法和法学专业英语外，其他活动只能少有参加。偶尔有几次在外宾会议上，当译员在某些专业名词上出现僵局时，我出来代为翻译了。”

据老先生介绍，法学学习于20世纪80年代有过三次高潮：一是高校竞相建立法律系或开法律课；二是自学考试规模庞大；三是“普法”宣传。在每次的法学热潮中，老先生都不顾年迈、身先士卒为各级各类普法教育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工作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本真宛如热血青年。所以，我们，尤其民革南京大学总支因拥有了这样一位老人而感到极其幸运，也使我们的党员有幸与这样一位可敬可爱可学的老人家相遇、相知！

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十一月，王老先生经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82年3月，王老加入了民革。作为一名普通的民革党员，他尽量抽出业余时间参与民革的学习、调研活动，为民革的发展出谋划策；在参加民革组织生活时，总能提出对民革更有意义的活动方案，对南京大学民革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同时，老先生也时刻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和影响着一代代民革同仁。

今天，之所以与大家分享王毓骅教授的人生，是被他宽容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他总是平和地对待生活的一切、严谨扣问知识的本真、善待所有亲朋好友、不贪不占不骄躁，这些也成为民革南京大学总支这个大家庭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民革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支部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