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不忘，久久为功——记民革江苏省委理论委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俊亚

马俊亚在美国布朗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报告

马俊亚，1966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冲突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协同创新中心首席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区域社会生态史。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9），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0年8月至2001年6月在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做访问研究，2006年至2007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2007年在台湾大学进行合作研究，2011年至2012年在台湾政治大学做客座教授，为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开设“环境与社会”“中国经济史”“区域社会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环境史”“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和“中华民国专题史研究”等课程。

身在井隅，心向璀璨

马俊亚出生于江苏沭阳的一个农村家庭，兄弟姐妹较多。所以，故乡、童年，在马俊亚的记忆中，绝大部分是劳累和饥饿。

“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是长辈的教诲，由于父亲常年生病，马俊亚8岁时就吃不到“闲饭”了。打猪草、割柴火，帮着母亲推磨、割杂草、甚至干生产队各种各样的农活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掺杂着野菜的玉米糊根本不抵饿，往往在捱到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就饿得直冒冷汗。”马俊亚说，只有秋天来临时，家中才能吃上几餐麦饼和米饭。“儿时，很向往到外公家，在他家中，无需干任何农活，却可以吃上饱饭，他还教我四书五经、千家诗、给我讲诗词韵律等。小时候乡村没有什么娱乐，我也时常去听负鼓盲翁们说书，由此萌生读史喜好。”

自幼在农村尝尽了各种苦楚和无奈，马俊亚清楚地认识到，唯有读书、考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才能改善全家人的生活状况。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1984年，马俊亚以沭阳县华冲中学总分第一、高于“一本”录取分数线4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苏州大学历史系，成为村里第一位大学生。后来，他也成为村里第一位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

打牌、下棋、恋爱、跳舞、看“武侠”小说成为当时大学生们业余生活的“主流”，但在马俊亚看来，像“诸子”、《左传》、《孟子》、《资治通鉴》、《十七史商榷》等史籍和史学论著虽无武侠有趣，但比武侠耐看。

“因贫穷，家境不好，在上大学期间也没有多余的钱从事其他娱乐活动，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于是，马俊亚每天流连于苏州大学的红楼图书馆，每周都去借阅各种古籍。《庄子》《左传》《三国志》《史记》《后汉书》等史学典籍让马俊亚着迷。他也会把《诗经》一首一首的抄下来，对不理解的地方做上特别标记，反复地读，而这也为他后来的史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历史传统文化功底。

从苏北的一个贫困农村来到经济文化发达的苏州读书，马俊亚感触非常大。他非常想搞清楚家乡贫困落后的原因，但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直到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对近代经济史比较感兴趣，就计划先研究江南社会，然后再研究苏北，这样或许观察得更准确。”这也是他后来一直坚持的两个研究方向（江南社会经济与淮北社会生态）的由来。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然生活有些紧巴窘迫，但为了学术研究他从不吝啬。为了订阅《中国史研究》和《历史研究》等刊物，不惜缩衣节食；为了查史料，不惜花费到北京上海等地。马俊亚曾多次到上海拜访丁日初先生，每次只能住一晚10元左右的旅店；到北京，汪敬虞先生每次必留饭，与他长谈做学问与做人的道理。在他人都在抱怨论文难以完成的时候，马俊亚只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余下的读博时间大多花在对苏北的调研上。

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199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崔之清应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段本洛教授邀请，参加马俊亚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崔之清认为论文写得相当出色，并将马俊亚推荐给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宪文作博士后研究。因此，他也成为南京大学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后并提前出站。

脚踏实地，潜心为学

“我的研究不是坐在书斋里喝着清茶或咖啡进行的，而是在泥泞的乡村道上捧喝路边的河水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我曾十多次对江南乡村做过调查。对淮北的调查次数就更多了。所以，我自信我的成果一定很‘真实’。”

1991年硕士毕业后，马俊亚到浙江师范大学工作，被派到时在蒋堂镇的金华一中锻炼一年。他决定认真系统地阅读马恩著作。于是，马俊亚在空闲的时间里精读《资本论》，一年做了近30本读书笔记。之后，又一鼓作气，把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读了大半。由此，马俊亚确立了自己的“生活决定意识”的历史观。“吃透了原著，我开始敢讲话了，敢讲自己的历史学观点了。” 

早在1995年，马俊亚就开始了对苏北的调查研究，直到2010年历时15年的时间，《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繁体版）一书才得以出版，厘清了江南与淮北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的地区性差异，通过江南与淮北的系统对比，找出了故乡落后的原因。

期间，他对书里划定的研究区域的每个县都做了田野调研，深入闭塞偏僻的乡村，由于没有经费资助，常与小商小贩同住。有时无缘无故被人詈骂，被村民围殴。“可以说，是真实的‘生活’给了我许多史学的观念和论点。”

心中有光，何惧山高路远。经过查阅史籍、大量的田野调查，马俊亚在《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区域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态》等专著中阐明了淮北落后于江南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淮北地区社会生态的变迁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行政权力统治社会”而造成的负面结果，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江南由于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较早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得以用少量的耕地，养活众多的人口。相反，淮北的“发展”走了一条与江南截然相反的道路。在唐以前，淮北属于国家的“核心”地区，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非常优越，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1128年，宋军人为掘开黄河大堤造成黄河夺淮，初步破坏了淮北的水利系统；明代修建了太行堤，为了保护大运河的安全，把所有的黄河河水全部逼到了黄河以南的地区，后来为了治黄河又加筑了高家堰，修在平地上的洪泽湖要根据运河运道情况来决定泄水与否。而一旦泄水，整个苏北就被淹掉了。由于治理黄河和运河的政策转变以及保护明祖陵的政治需要，淮北成了灾荒频发、匪患深重、社会生态崩溃的落后地区。因此，淮北地区的生态畸变和民生困苦被视为局部利益，让位于传统专制权力的朝廷利益。而淮北地区的社会生态衰变也是中国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共性。

对于如何进行历史学研究，马俊亚认为，首先，在心态上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毅力；其次，要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扎实地读史料，带着问题去思考，建立起自己的“解释体系”，这样才能很快地把历史碎片完整地汇合起来。此外，跨领域、多学科融合研究的路径也是马俊亚非常赞成的。“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有的时候会与研究地理学，甚至与做技术工程的学者合作。像我研究淮河地区，这个地方的岩层是怎样的，我不清楚，只有跟测绘院合作，利用他们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从而知道这个盐场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根据土壤、黄土层，或是堆积物去分析问题。”马俊亚说。

近年来，马俊亚一直致力于社会生态研究。出版专著10部，其中专著《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例（1680-1949）》获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作为历史学者的马俊亚，还通晓英语、日语。译著主要有[英]霍布斯鲍姆著《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一译者）、[美]柯博文著《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影响》、[美]彭慕兰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变迁》。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Modern China（美国）、Modern Asian Studies（剑桥大学）等数十种海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生态史专题研究论文100余篇。独立承担或主持的省部级以上课题13项，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历史变迁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抗战经济研究（1931-1945）》等。

踏踏实实做事、兢兢业业做学问是马俊亚留给笔者的感受，也是他几十年淡泊名利、潜心为学的真实写照。因此，他也被评为教育部2019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谈到未来的研究和工作重点，马俊亚说：“‘午不饮酒，晚不应酬’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未来，我也会保持这样的初心，一门心思做好教学、研究工作，空闲的时间就读书，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同时，积极参加民革的组织活动，结合专业研究建言献策，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贡献智慧和力量。”（作者系民革江苏省委宣传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