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关于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研究述略

发布日期:[ 2019-08-26 ]   点击:[ 4789 ] 作者:[ 陈 勇 ]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积劳成疾,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葬事筹备委员会在南京紫金山选择墓址建造中山陵。1929年6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典礼,史称“奉安大典”。值“奉安大典”90周年之际,特编发此文,谨此纪念一代伟人长眠于此。


1929年6月1日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的总理“奉安大典”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但为此后国民党一党专政提供了合法性资源,也奠定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其意义不仅仅是一场国葬,还是一次全民的政治动员和爱国主义教育。

本文通过介绍国内学界关于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研究情况,以求管中窥豹,发现一些趋势。笔者在“读秀”上通过以“奉安大典”为关键词的搜索后,发现如下。

一是在图书出版方面。自1929年以来,内容涉及“奉安大典”的图书有160多种,包括如《奉安大典写真》《总理奉安须知》《总理奉安纪念刊》这样的原始资料,还有如《孙中山奉安大典》(1989)、《总理奉安实录》(2014)这样的专题著作,从时间分布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在2000年(8种)、2001年(9种)和2011年(8种),其他年份均在3至7种之间,基本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内容上看,多为描述“奉安大典”的历史场景,以及与此相关的亲历者回忆等,这里需要专门提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蕴茜教授和李恭忠教授,他们近年来从“象征记忆”“国家符号”“政治仪式”等角度的研究是很有新意的。

二是在论文方面。以“奉安大典”为主题词的期刊论文有163篇,学位论文有3篇,会议论文有3篇,内容多集中在历史人文领域,而在时间分布上突出体现在2009年这个分水岭年份。其中期刊论文在2009年之前,出现最多的是2006年(共5篇),其余年份均在1至2篇;而到了2009年这一年,猛增至21篇,随后的2010年、2011年也都有14篇,此后又急剧回落到每年4至5篇。3篇学位论文均是出现在2008年之后,其中有两篇是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授予的,而会议论文均在2008年之前。与此相类似的,到2016年为止,有关“奉安大典”的报刊文章大概有75篇,其中2009年之前每年约1至3篇,2009年这一年猛增至46篇,此后又迅速回落到每年2至5篇。这一轨迹反映出学界和媒体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跟风。因为2009年既是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80周年,也是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在4月赴山西祭祖,以及在7月率团访问大陆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的接见。

然而,这些学界的关注和跟风并未能大力地推动有关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学术研究,也未能有效地加深我们对这场政治事件的历史意义的理解。就我个人浅薄的认知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是“奉安大典”对于国共两党政治的影响。首先,对于国民党而言,“奉安大典”的举行无论对于内部派系斗争的消弭,还是对于一党专政的强化,乃至民众认识的统一,都是一个有效的正统性来源,是一针有力的强心剂,奠定了国民党在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性地位。这对于此后发生的中原大战(1930)和抗日战争(1931-1945)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次,对于共产党而言,“奉安大典”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由于“大革命”期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主张,既为中共力量的壮大奠定了基础,也同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参与者的地位,中共此后也一直以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己任,这一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国际社会对于“奉安大典”的观感也是目前研究的弱点。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一方面奉行“以俄为师”与苏联结盟,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欧美国家的支持,这与其身后的国共两党要么“亲美反苏”、要么“亲苏反美”完全不同。用浙江大学桑兵教授的话说,他是一个“既有信仰上的理想主义,又有策略上的实用主义,二者相结合的人”。而国际社会对于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态度和观感,将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性质的判断。

二是“奉安大典”与孙中山的政治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间关系的理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就镌刻在中山陵的碑亭里,相关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有一个问题可能容易被忽略,那就是我们肯定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设计者和实践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自我评判的“不成功者”——其“不成功”既在于他未能完成革命的整个过程,又在于他的革命理念太过于理想化和框架化,有点不太“接地气”。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为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朝不同的方向)推进其未竞的革命事业,并各自(以对抗的形式)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革命内涵阐释提供了空间。换言之,正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未完成”“不成功”和“不接地气”才为后续革命在其限定的框架范围内和特定方向上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取得革命的“完成”和“成功”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个人的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又是“成功”的。因此,“奉安大典”就具有了特别的节点意义,它既是以孙中山为坐标的前一个革命阶段的终点,是对其一生革命功绩的盖棺定论,也是开启了一个以作为其继任者的国共两党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新阶段的起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这种革命逻辑的内在的自我矛盾性以及“奉安大典”在革命不同阶段之间起承转合的作用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是“奉安大典”对于南京这个城市的意义。就前面提到的2016年以前报刊文章中涉及“奉安大典”的75篇文章而言,发表最多的是安徽蚌埠的《淮河晨报》,有13篇。江苏省内的有《姑苏晚报》3篇,《江苏经济报》2篇,《周末报》2篇,《南京日报》1篇,《苏州日报》1篇,总共才9篇,不及安徽一地,而南京本地的报纸文章总共才5篇,不到蚌埠的一半。这也反映出我们自己本身就没有对“奉安大典”这件事给予足够的重视。只要提起南京,一般人马上想到的是中山陵,但严格说起来,中山陵的修建与“奉安大典”都是孙中山这个政治符号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个比方,就好比奥运会比赛中拿奖牌和开幕式的盛况一样,甚至后者可能会更加令人激动和难忘。就1929年的“奉安大典”本身而言,其对于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抗战期间的国家动员、国际上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以及1949年以后对中山陵进行历史保护背后的意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而更重要的,是要将其放到南京的城市符号定位与南京城市形象的变迁这一历史过程中加以考量。

当然,以上研究并不是一个深入全面的研究结论,仅仅是想借助这种检索来发现一个趋势,其中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思索。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继承他的遗志,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是包括民革党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所应该致力以求的事业。

(作者为省直民革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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