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祖国统一
发布日期：[ 2005-0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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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臣友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有列强侵凌，瓜分豆剖；内有封建专制，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多少爱国志士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富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孙中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富强，苦苦探索，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号召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三民主义救中国，并为此奋斗终身。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结合在一起，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祖国统一的思想和主张。虽然他未能实现统一中国的宏愿，但他的精神和斗志仍然激励着我们去完全他未竟的事业；他关于祖国统一的思想与主张仍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仍有现实意义。
一、民族主义经历了从狭隘民族观到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统一体的转变，阐明了国家必须统一的民族、历史根源，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必须统一的问题
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统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孙中山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形势，是外有列强瓜分，内有满清“异族”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处在“异族残之，外邦逼之”（1）的危险境地。他认为列强瓜分中国，完全是由于“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2）他把满族视为异族，他们“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3）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帝国主义的瓜分，打破满清的异族统治和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认为首先要进行反满革命，提出了“排满兴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早期孙中山的民族观是狭隘的民族观，他所指的民族主要是指汉民族，他所要建立的国家，是“汉人主政”的国家。随着形势的发展，孙中山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民族观。在反清革命中，为了缩小打击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反满斗争，他又明确指出，民族革命的任务并不是要尽灭满族，也“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4）“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5）明确地把满洲民族与满洲贵族统治者区别开来，并予以区别对待，吸引和团结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投入到辛亥革命的洪流，从而使辛亥革命从单纯的汉人反满变成为以汉族人民为主，团结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进行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为适应建立外求独立、内求民主与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需要，孙中山又发展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在其晚年，他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统一问题有了新的的认识。他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指出，对一个国家而言，有民族和国族之分。（6）民族是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作用，天然进化而成；（7）一个国家之内的几个民族形成国族。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而中国与外国不同，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8）就中国的民族来说，总数是四万万，其中包括蒙古人、满洲人、西藏人、突厥人等。（9）他意识到，中华民族是由以汉族为主、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组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的民族是怎么形成的呢？他认为，统一民族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是美利坚式。美国的人种比那一国都要复杂，各洲各国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国之后就熔化起来，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自成一种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10）二是中国式。即落后民族被先进民族所融合、同化。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最大、最文明和具有“最大同化力之民族”。（11）所以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国后，不但不能消灭汉人，反被汉人同化，变成汉人。（12）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血缘、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互相渗透、参杂，逐步趋同或相近，不断地融合、同化，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这是国家必须统一的民族内因。在孙中山看来，统一的民族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他说：“中国国土的统一已数千年，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势，然为时不久，合而为一。”（13）中国历史虽然有分有合，但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并最终是走向统一的。孙中山认为，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爱好统一与和平的民族。他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14）“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中国能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15）孙中山还注意到国家分合和国家的兴衰治乱、人民福祉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统一使中国历史出现盛世，人民安居乐业；而分裂则必然造成社会动乱、百业凋残、人民颠连困苦。他认为，“统一与否，实关中国之存亡”（16）。“民国之幸福，以统一为主，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受其害。”（17）只有实现统一，“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18）才可以把中国建设为世界一等强国。因此，“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19）
当然，孙中山还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还需要不断地培育与巩固，因此民族统一的进程还没有最终完成。他表示，要“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20）如何融合？他认为要恢复、宏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道德，以这种高尚道德来同化、融合其他民族，（21）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终赢得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地位，以民族的统一促进国家的统一。
总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民族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已深深地印在中国的历史意识之中；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爱好统一与和平的民族，统一则国强，分裂则国衰。这是中国必须统一的民族、历史根源。
二、民权、民生主义要实现民主、平等、改善民生，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回答了中国的统一究竟应是什么样的统一、走什么样的统一道路的问题
近代中国，国家需要统一，人民渴望统一。但近代中国的统一，究竟是什么样的统一，走什么样统一的道路，不同的政治派别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提出了民主共和、改善民生的主张。在他看来，统一国家只有建立在民主、平等、均富及统一经济的基础之上，才能达到长治久安。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统一，但都不稳固，历代统一王朝最终不免内乱分裂，直至改朝换代。中国历史陷入了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怪圈。孙中山认为其原因在于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之上。这种不平等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一个民族对多数民族在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压迫，这必然引起被统治、被压迫的多数人和多数民族的反抗，从而引起国家社会的动荡甚至旧的统一政权的瓦解。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能堪受的”。（22）“以此种政权，来保全（统合）中国，势所不能也。”（23）“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平等，是以有革命。”（24）政治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引起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贫富不均，从而引起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那么，究竟有何良策，可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孙中山认为，惟有听之中国人民，因其国势，顺其民情，再造一个新的中国。（25）
为再造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提出，在政治上要实现“五族共和”、“直接民权”和“五权分立”。他指出：“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于一部者，今得皆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26）《临时约法》也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在政权建设上，他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成政权即“民权”和治权即“政府权”，主张使国民有选举、复决、创制、罢免之权，统称为“四大民权”。而政府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人民用四大民权管理政府，政府用“五权宪法”“替人民做工夫”。“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27）他认为依五权分立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最为理想和良善的政体，可以达到“完全无缺的治理”。他认为种族不平等问题、政治不平等问题同时解决，则国家“永无更起纷争之事”，各民族、各人民“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28）
经济上，他提出了民生主义的主张，要实现均富和经济统一，使统一的国家建立在坚实的、统一的经济基础之上。第一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振兴实业，解决中国“既贫且弱”的问题，实现民富国强。第二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核定天下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地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有。”（29）对于银行、铁路、航路等由国家经营管理，防止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避免因实业发展而引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从而引起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第三，要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和发展各种轻重工业等，要在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修建象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修建十万英里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沿海内地边疆联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等。建立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密切各地经济之联系，建立国内统一经济体，使统一国家建立在统一的国内经济基础之上。
在孙中山看来，只要建立一个全体国民、国内各民族在政治上平等、都有参与政治的充分权利，经济上均富和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可以消除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消除国家、社会动乱、分裂的隐患，实现统一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新三民主义提出的反帝、反封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明了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和实现统一的基本力量，回答了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
明确了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统一国家的问题之后，接着要解决的就是以何种方式、依靠什么力量去实现统一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孙中山进行了种种尝试和长期探索，但很长时间，他对封建军阀、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幻想与封建军阀谋求和平统一，辛亥革命后，为了实现南北政府的和平统一，他甚至不惜让出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来又希望军阀能自行裁兵，实现统一。然而事实证明，不打倒封建军阀，幻想与军阀谋求和平统一，这无疑是与虎谋皮。他转而寻求武力统一，但他认识不到工农大众的巨大力量，幻想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总是联合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所以他的武力统一也不免归于失败。
就在孙中山各种尝试失败、处于苦闷彷徨之际，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他认真总结了以往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对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力量有了较为全面、清醒的认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他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为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具有反帝反封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最终解决了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
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相互勾结，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他指出：“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军阀“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仗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30）正是由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荤荤诸端，无由实现。”（31）他强调，欲实现国家统一，“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32）
孙中山认识到，要推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苏俄和中共在他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给他以热情、真诚的帮助，使他感到，苏俄和中共是他可以信赖的朋友、可以依靠的力量。他相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33）“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34）经过一系列准备，孙中山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政策。他开始认识到工人农民的伟大力量，他号召工人“组织一个工人大团体”，“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战线上去奋斗”。（35）他认识到“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36）他号召农民联合起来，结成团体，恢复自己的主人地位，谋自己的幸福。
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实现国家统一的真正力量，精神焕然一新。他毅然改组了国民党，并创建黄埔军校，发展工农运动，进而统一了广东，建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积极准备大举北伐，统一中国，揭开了祖国统一事业的新篇章。
四、孙中山祖国统一的思想和主张对今天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对于祖国统一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是他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但对于今天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仍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体，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已深深印在中国的历史意识之中，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人民的愿望，统一则国强，分裂则国衰。台湾当局主张“台独”，搞分裂，是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与历史的趋势背道而驰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奉劝台湾当局，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幸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着想，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放弃“台独”理念，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重开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作出明智的抉择。
第二，孙中山主张，国家统一要建立在民主、平等基础之上才能长治久安，这对我们今天实现祖国统一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江泽民提出了八项主张。我们主张，将来两岸统一，台湾保持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变；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平等谈判，而且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商量。这些主张当然与孙中山统一思想有着质的不同，但也充分体现了孙中山民主、平等的精神，是孙中山民主、平等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可以肯定，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实现两岸统一，必将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孙中山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分裂局面，总是与外国列强的干涉分不开。因此，要实现祖国统一，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既要反对内部分裂势力，更要反对外部列强的干涉。百年前的状况与今天的形势何等相似，这对我们今天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无疑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注释：
（1）（4）（5）（6）（7）（8）（9）（10）（11）（12）（14）（21）（22）（27）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1997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第20、22、23、62、65、62、65、70、38、71、123、119—123、23—24、228页。
（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442页。
（3）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第46页。
（13）（23）（25）《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1965年）第240、240、241页。
（15）《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第1494页。
（16）1922年8月25日《上海时报》。
（17）（31）《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373、296页。
（18）《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1页。
（19）（20）《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27、394页。
（24）（28）《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438—439、439页。
（26）1912年9月8日《上海时报》。
（29）《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78页。
（30）（35）（36）《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21、839—840、865页。
（32）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下）（1997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第1050页。
（33）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27页。
（3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8页。
（调研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