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与构建“和谐社会”
发布日期：[ 2005-0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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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荣
80年前的3月12日上午9：30，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带着“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与世长辞了。80年来，所有爱国的中国人，从没有忘却纪念。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革命家，他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领导了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把古老中国推向顺应世界潮流的现代之路。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不仅擅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擅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等著作，是构建他一生为之梦寐以求的“自由平等”之中国的理论基石，至今仍散发着熠熠的思想光芒，引发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和未来的深思！他博大的思想体系中，民生主义闪烁着人类理想的光芒，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今天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历史的参照意义。
一、以土地为调节利益的切入点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中国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需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以达到繁荣富强的目的，同时避免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项内容。平均地权是通过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把因社会改良进步造成的土地增价收归国家，不使地主坐享地价增长之利；节制资本是通过大企业国有，发达国家资本和既允许私人资本发展又限制其独占垄断的办法，达到既振兴实业，开发富源，又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而造成贫富悬殊。
概括起来说，民生主义阐述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平均地权”，即土地问题；第二个“节制资本”，即防止贫富悬殊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权更迭，还是社会形态的变迁，土地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土地问题是民生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认为：“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
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既希望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所期盼的“耕者有其田”变为现实，保障农业大国最广大阶层的权益，解除农民痛苦，实现社会公道；也希望通过自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办法，避免不劳而获、平均社会财富、防止土地投机、确保国民生计、促进工商业发达。
孙中山先生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国内已经有一股土地炒作的风气：“许多人把土地当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原来有许多地皮，毫不值钱，要到十年二十年后，才可以值高价的。但是因为有投机的人，从中操纵，便把那块地预先抬高，这种地价的昂贵，更是不平均。”
更为主要的是，他奔波于发达的欧美国家，目睹了这些国家的种种弊端。在这些国家，少数人因土地获厚利、甚至富可敌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他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讲了当时在欧美流传甚广的一则故事：
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胡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同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帐，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好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了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
这种圈地、炒地，造成少数人“富与国家相等”，社会没有了平等可言，会滋生许多的社会弊病。在中山先生看来土地增值的部分是社会带来的财富，无论是上海还是广州，如果不是人口的聚集而带来商业的繁荣，土地价格就不会大涨，因此，必须把溢价部分收归国家，用于社会事业的投入。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土地问题的命题，与封建时代的帝王不同，与揭竿而起以变更土地制度为号召的农民起义领袖也不同，孙中山提出的核定地价、增价归公的办法，是在目睹了欧美国家工业文明发达，“地价日涨”，以至于“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病之后，对未来中国可能重走别人的老路发出的预警。孙中山先生认为欧美的这些社会问题，“在中国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他希望中国能够以欧美为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趁现在的时候，如果等到工商业发达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等到工商业的发达，“文明进步，地价日涨”，造成的“富者日富，贫者益贫”，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甚至认为，会引发社会革命。他担心中国一旦“到那时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而“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在孙中山先生看来，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是他“最大的责任”。
孙中山先生环顾欧美发达国家，未雨绸缪，从土地问题入手，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问题发出预警，提倡调节土地资源所带来的利益，改良和完善社会经济组织。今天我们重温孙中山先生八十多年前的预警，再直面我们所处的现实，除了增添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佩，更多的是感慨和深思。
二、以工业化求富，以社会化求均
孙中山先生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是“均富”的经济平等主义。
这种“均富”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与孔夫子有所不同的是，孙中山先生是既患贫，也患不均。
且看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贫而忧：“中国人大家都是贫，没有大富的特殊阶层，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他说：“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以说是大贫。”所以孙中山先生极力主张力经济发展，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工业化致富，消除贫困。
孙中山先生说，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方可解决之。”什么是制造国家资本呢？制造国家资本就是发展国家实业。这一点他在《建国方略》的第二卷“物质建设”已有详细阐述。
“物质建设”又名“实业计划”。孙中山先生曾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建设北方、东方、南方大港为中心所展开的华北西北、华中长江、华南西南综合开发计划，全国铁路网为中心暨相关产业，民生工业为中心，包括食衣住行及印刷工业、开发矿业为中心与相关产业。他是最早提出利用外资、与国际合作共同发展国家实业计划的领袖人物，他为中国经济发展设计的路径是：先发展交通事业，交通发展了，再开发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发展工业提供原材料；开发的原则是（1）选择最有利的方式；（2）最切合国民需要的；（3）反对及阻力最小的；（4）方位最适宜的。
以上种种，在在折射了孙中山先生在学习西方、追求资本主义的梦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但孙中山先生在追求资本主义的同时同，不忘批判资本主义。
他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后，暴露出大量的社会问题。而社会的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苦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孙中山先生这里所说的“贫穷苦于前代”当然是指相对贫穷。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贫富悬殊，孙中山也在为中国的将来担心。
所以，他为中国的贫而忧，也为中国的不均而忧。尽管他认为“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但在不均的社会里，还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止将来社会的大毛病。
孙中山先生提出节制私人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目的是防止资本家垄断资源，独占经济利益。孙中山先生认为文明有“善果”，即工业化及大量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但文明也有“恶果”，即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之手，造成社会的不平世界。他因此提出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划定私人资本经营范围（凡事物可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直接征税（累进税率）、分配社会化（配给、合作制度）；而举凡关系国计民生的天然资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城市的土地、交通等垄断性质的事业，归国家经营。
这样，可以实行工业化以求富，实行社会化以求均。既可解决贫的问题，又可解决不均的问题。
三、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民生本位
孙中山先生民生的意义有四个层面：（1）人民的生活，这是个人的层面，包括人民生活的食、衣、住、行等需要；（2）社会的生存，这是社会的层面，包括所得资源分配、社会福利、文化发展、教育建设等问题；（3）国民的生计，这是国家的层面，包括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开发、国家发展等议题；（4）群众的生命，这是人类的层面，包括各区域的经济开发、弱势民族的贫穷问题、全人类福祉。
孙中山先生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就是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将社会问题称为民生问题较为贴切，范围也较广博。
千百年来，中国的民众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不对称，国家的意志凌驾于社会之上，片面强调的是民众对于国家的义务，而民众的权利意识差，谈不上对国家的权利。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意义在于，强调了民众对于国家的权利，即“以富国为基础，以养民为目的”，追求社会经济的平等，实现了由国家到到社会的回归。
孙中山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也正是在他出生的前后，洋务运动勃兴。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诉求，后来演变为“富”、“强”并重，这种在历史的屈辱中奋起的“强兵富国”运动，是外力压迫下的回应。但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层面，它是一种“国家至上”的价值趋向，忽视了“社会和民生”的问题，造成国家与社会的脱节。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注解。义和团运动在国家或政治的层面上，固然是由于外来势力的入侵；但在社会经济的层面上，“民不聊生”，是一个重要的成因。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在于他没有沉浸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欢呼声中，没有只停留于国家的层面，而是更远地考虑，如何“把国家和社会标接为一体”，把国家的重心从“自强”转向“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以肇造一个社会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民生主义时，以穿衣为例有一个比喻：譬如“开设大规模之裁缝厂于各地”，国家应该“就民数之多少，寒暑之节候，来制造需要之衣服，以供给人民之用，务使人人都得到需要之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孙中山先生所指的国家为人人提供“衣服”，实际是“庇护”、“保障”等等的代名词。用现代的话语，就是给人民提供基本的保障，给人民以安全。比如，国家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公共服务等方式，对人民因疾病、危险事故或经济恐慌等，提供适度的帮助，以支持民众个人或家庭的基本所需，使人民得免于匮乏的自由，而解除其不安，促进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的的基本权利，如合法所得、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最高境界，是臻于大同理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一方面融入了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民本”思想，同时糅进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蓝图。
这幅蓝图孙中山先生自己没有看到。但诚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是在把孙中山先生没有能够实现的理想蓝图变得更完善，更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