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伦敦蒙难及其意义
发布日期：[ 2006-1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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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毕生尽瘁国民革命，出死入生，愈挫愈奋。发生在1896年10月的伦敦蒙难和发生在1922年6月的广州蒙难是先生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两段经历，它突出体现了先生不畏凶险、艰苦求索、舍生取义、勇往直前的崇高品格。两次蒙难不仅在先生个人的革命生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对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次年10月，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流产，陆皓东等革命先烈英勇就义。孙中山被清廷悬赏缉拿，经香港逃亡日本，旋赴檀香山。1896年6月，抵美国本土。此间一直受到清廷的盯梢和追捕。9月30日，孙中山抵伦敦，随即拜访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康德黎和孟生。孙中山在伦敦的住处与康宅正好位于清使馆的两侧，他必须经过使馆才能到达康宅。由于直接引渡孙中山的要求遭到英政府拒绝，清使馆决定诱捕。10月11日，使馆英文翻译邓廷铿借同乡之名，在使馆门口与孙攀谈，并趁孙不备，将他强行拽入馆内。10月14日，清使馆以7000英镑的高价租用一艘2000吨轮船，准备立即将孙中山运回国内处死，并计划万一偷运不成，则在使馆内杀死他。情况万分危急！孙中山在囚禁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和机警。面对使馆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孙中山不卑不亢、大义凛然。环境异常险恶！囚禁中的孙中山几乎未合过眼，他说“在拘禁期间，我从来没有脱过衣服”。为防止在食物中下毒，孙中山“除了牛奶和面包外，什么也不吃”。两星期不到，其体重减少了28磅。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争取、感动了素不相识的英籍使馆管家郝维太太和看守柯耳，通过他们传递信息，康德黎和孟生终于得知孙中山的下落。孙中山在写给康德黎的一张字条中强调：“予被禁于清使馆，即将被绑送上船回中国。企盼赶速救援，否则不及矣！”。另一张字条则焦急询问：“你们在干什么？阻力在哪里？我宣称是英国子民，生在香港。沙士勃雷侯爵意见如何？”可见事态千钧一发、危如累卵。这边，康、孟的营救活动未敢稍怠。他们马不停蹄地走访警察署和外务部，还亲自去清使馆搭救。又求雇侦探日夜监视使馆出入口，并多次走访在英国最有影响的《泰晤士报》。由于英国政府和新闻界的强力介入，事态转机顿现。22日下午，《环球报》突然披露事件经过，并使用了“晴天霹雳”、“骇人听闻”等触目惊心的字眼。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以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的名义照会清使馆，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否则将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召回公使。在强大的压力下，清使馆不得不答应放人。10月23日，被囚禁达12天之久的孙中山终于重获自由。
伦敦蒙难虽然以孙中山的最终获释而告结束，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刚刚开始，而且是无与伦比的，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面貌甚至为之根本改观。
第一，孙中山成了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认的领袖。自《环球报》率先发难后，伦敦几乎所有的报纸均在醒目位置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并不断刊登对孙中山本人的专访。通过路透社的电讯，蒙难事件传遍全球。美国《纽约时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香港《德臣西报》、上海《万国公报》、新加坡《海峡时报》、日本《神户又新日报》等纷纷转载评论。孙中山的名字和事迹在国内外家喻户晓、广为传颂。1895年广州起义后，国外的媒体对孙中山的称呼是“海盗”和“暴徒”，而不是“革命党”，更不是“革命党首领”，更多的报道则压根不提孙中山的名字。英国的《环球报》等最初在提到孙中山时亦只称其为“知名华人”、“知名医生”。蒙难前，孙中山在革命党内的领导地位广受质疑。当时的兴中会会长是杨衢云，杨的支持者谢缵泰在谈到孙中山时说：“孙的提议让人嗤之以鼻，他以为他无所不能，哼，纸上谈兵！”。蒙难后，孙中山名扬全球，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香港《德臣西报》1896年11月26日载文称：“当今唯一对中国有深切了解，且具大无畏之革命精神者，只有孙先生，舍孙先生别无他人能救中国！”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俨然以革命党的代言人自居。1898年，宫崎寅藏翻译《伦敦蒙难记》，更名为《清国革命首领孙逸仙幽禁录》。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及三合会联合成立兴汉会，孙中山被推为总会长。不久，杨衢云辞职，孙中山接任兴中会会长。1903年，章士钊将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节译为《孙逸仙》更是开宗明义：“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顺理成章、当之无愧被选为总理。正如孙中山自己在《伦敦蒙难记》中所言：“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国之口，实始于是地”。
第二，孙中山反清意志更加坚定，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初步形成。孙中山在兴中会的政纲中已明确提出推翻满清统治，伦敦蒙难更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孙中山说，伦敦蒙难后，“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与文明事业”。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此前虽憧憬共和国，但提倡反满，把满族当异族，有严重的种族色彩。此后，其思想发展，革命的对象不是泛指“鞑虏”，而是要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恢复汉族人当权的政府。关于民权主义，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表明孙中山想用美国形式改造中国，但他对此种国家形式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建立起这种国家制度等重大问题缺乏了解和认识。此后，直至1897年6月，他旅英九个月，详细考察西方政治，对诸如委任、立法、监督等权有了更多的了解。关于民生主义，在英期间，他阅读并接受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土地学说。他看到：英国经济虽然很发达，但劳动人民没有得到好处，生活十分悲惨，工人罢工不断。在农村，土地问题十分严重，大部分土地为少数人所垄断，农民动乱不已。乔治主张人人享有同等土地权，向地主征收相当于地租额的土地税，实质是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后来总结道：“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应该说，孙中山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于此萌发，以后逐步形成为主义。
第三，清廷的专制统治及其腐败臭名远扬，国际社会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广泛同情。利令智昏又愚昧无知的清驻英公使龚照瑗显然认为自己有权在别国领土上随意处置政治犯，对政治避难权应受尊重一无所知甚至完全不以为然。在国际舆论看来，这恰恰反映出清廷的专制独裁和腐败无能。英国媒体称，“没有一个文明国家会提出在别国逮捕政治犯，更不必说是偷偷摸摸进行了。”“在英国的土地上进行绑架，简直荒唐透顶，而且它居然发生在伦敦市中心，出现在光荣的十九世纪末！”“清使馆的行为如此不堪，实在难以想象北京的官场会是什么样子。”孙中山获释后称，清使馆甚至准备先杀死他，再运回国内屠尸，这让西方舆论目瞪口呆，他们已认定清廷乃万恶之源。与此相反，孙中山则被视为清廷专制统治的受害者，他所领导的革命赢得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国内外环境大为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