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革机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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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　珉
　　
　　1979年秋，在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的安排下，我来到民革省委，担任秘书处处长一职，从此，开始与民革结缘，到1988年夏，因病离休，我在民革机关工作将近十年时间。这十年，用已故民革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张文心老人的话来说，我是“十小时以外还在考虑民革的工作……实质上是在拼搏。”下面所述是我十年中难以忘怀的一些往事。

　　　　　　　　　　　　　　　　　　　　　　　一切从零开始

　　刚到民革省委报到时，地址是在长江路292号原总统府大厅后西厢房内。机关只有四间平房和三个人。民革省委主委廖运泽上午到省政协、人大学习后来民革看看，秘书长赖惕安负责开会和草拟文稿，宣传处长王宏徐负责走访成员，对外联络；秘书处一位秘书马骧病危住院，不久就去世了。文书收发保管、文稿缮写、来人接待、接电话等，都由我一人包揽。当时情况是：一无所有，百废待兴。没小车，领导人用车靠请政协派，干部公出靠自行车、公共汽车和两条腿；没打字机，文稿复制与发行，靠复写纸抄好后送到邮局或廖府去；没空调，夏天靠电风扇，冬天靠煤炭炉；经费不独立……这些困难并不重要，后来都逐步解决了，最主要的困难是缺人。

　　1980年春，民革省委三大召开以后，资深的丁毅忱、李世军两老到省里当副主委。曾与我在军事学院同过事的杭鸿志也由省政协调到民革省委来当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委。我在赖秘书长去世后，也递升为副秘书长、副主委兼秘书长。机关各处干部也已补齐。万事具备，当务之急是如何把新调来的一批没有党派工作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们通过工作迅速培养成为政治坚定、懂政策、通业务、有干劲、能吃苦、好学上进、将来能当大任的称职干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想法上，我和杭老是一致的，但杭老宽厚平和，而我雷厉风行，两人不同的性格形成了不同的工作作风。尽管如此，我们在工作中竟然达到了宽严结合、刚柔相济、相辅相成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是两人志同道合，一切都是为了搞好工作，又没有因各自都想“以权谋私”而产生的矛盾，以及杭老对我的作为一贯持理解、支持和放手的态度。他的大度，使我对他愈加敬重和对工作更主动、更负责。

　　在我与杭老两人配合默契的领导下，民革省委机关内部充满了严肃不苟、井井有条、而又团结和谐的气氛，民革各方面的工作也开始走上了正轨。时至今日，民革省委的面貌已焕然一新了。

　　　　　　　　　　　　　　　　　　　　　　从不及格到及格答卷

　　民革省委三大闭幕后，赖秘书长突然提出因病急需住院、大会总结稿由我执笔的建议，使我很为难。因为此次大会上我是担任总务工作，大会文件起草毫未沾边，身为秘书处处长之职又不好推脱，只好硬着头皮根据现有材料写成初稿送交省委统战部审阅。党派处秘书郁少夫看后诚恳地对我说：“你的文笔很好，选材也不错，只是你初来乍到，不谙统战业务及其文体，一些关键词也使用不当……，最好重写。”我感到这是我到统战系统首次考试交的一张不及格的答卷，于是像小学生一样向他请教，他也真心诚意地按照统战公文程式手把手逐字逐句教我写成文稿。从此他就成了我心目中最敬重的挚友和老师。

　　不久，我又遇到第二次考试。1980年10月，省委统战部鉴于“四人帮”在“文革”中对民主党派的摧残与污蔑，社会上一些缺乏近现代史知识的人们，错误地认为“民革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或“民革就是国民党”。甚至连民主党派的干部对自己党派的历史也认识不清，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这些滥言。为了提高民主党派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誉，首先需要在各党派机关干部中开展民主党派史的教育，以增强其自尊和自信心。因此决定开展每周一次领导人主讲、全体干部参加的“统战知识讲座”。王昭銓部长要求民革在本周内率先开讲，廖、丁、杭三老决定由我执笔。此时机关档案室并无有关民革历史的正式文献，我手头只有一本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和丁老提供给我的一份1925年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北伐军人事名单以及向我口述的国共两党及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围绕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斗争以及“民联”、“民促”、“民革”三个地下组织活动情况和我自己生平积累的历史知识，闭门在家五天写成了一万五千字的《民革简介》初稿。送省委统战部审阅，王昭铨部长看后一字未改并说“很好，照讲！”后来蒋宗鲁部长在民革一次会上也评价说：写得简明扼要。经过多次修订印成单行本发给成员人手一册，作为学习参考资料。1987年经宣传处干部张华贤同志作了必要的修改，第四次翻印出版。它与二十年后民革中央宣传部出版的《民革简介》相比，我认为：在史实和史观上两者基本是一致的，它并未因时代久远而褪色。这份考卷能否得“及格”，应由广大读者们去评定。从此，机关的重要文稿都由我一人执笔，同时我也培养了几位文思敏捷“青出于蓝”的才子。

　　　　　　　　　　　　　　　　　　　　　甘当上访者的义务律师

　　建国以来从镇反、肃反到文革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民革都是“重灾区”，成员中冤、假、错案特别多。协助中共落实政策就成了八十年代初民革机关工作的“重中之重”。杭老对此极为重视，要求机关干部在接待来访者时，要先让对方坐下，再倒上一杯茶，消除他们怕进机关深宅大院的自卑感和恐惧感，然后慢慢问清案情，找到问题的关键。对于因不懂政策，案情说不清、理由道不明的申诉书，应根据实情和政策精神帮助修改，不能原封不动照转。如遇所请不符合政策者，也应慢慢加以解释，指明如何另辟蹊径，不能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态度，三言两语，敷衍了事。对于符合政策的，应据理力争一抓到底。

　　杭老的这些指示，我从心里完全赞同。并由于得到时任省委统战部信访办主任许国民同志的真诚帮助，以及我自己在农村长期吃过苦头，没有染上“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官场习气，再加上北京军事学院对我本人落实政策时那种“处处替上访者着想”的感人作风，使我在与落实政策单位打交道时，几乎是像当事人的律师一样，与对方唇枪舌战，以事实和政策为依据反复力争，终于落实了不少人的案件。例如南京市民革曹国延是原国民党国防部化学兵总部参谋，大军渡江后举家参加革命，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任西南军大化学兵军事教员，爱人在卫生处当护士。肃反中被牵连，说他介绍的两名教员是反革命，被迫复员回宁，他爱人以复员军人身份安排了工作，本人却被判刑遣送东北农场劳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宽释回宁，月领由农场寄来的生活费30元。后来得知他当年介绍的两个“反革命”现为军委总参防化兵司令部的离休干部情况后，来省民革上访要求平反，经我们去函，与西南军区司令部及北京总参防化兵司令部联系，两单位多次来人协商，都想把错判责任推给地方。经我以自己的经历和经验与他们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说服了对方，达成“改为行政十七级离休干部待遇”协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诸如此类案例，三年中不胜枚举。因此民革省委在杭老领导下，协助中共落实政策的成就最为显著，每当我想到此事时也感到心安理得。

　　　　　　　　　　　　　　　　　　　　　　创办《江苏民革》

　　1985年春，常委会决定将原来的《民革简讯》改为《江苏民革》内部机关刊物。杭老指示由我负责与宣传处长王宏徐、干部张华贤、秘书处干部徐小怡三人组成编委会进行工作。确定刊物的宗旨是：“宣传统战政策，报道先进事迹，交流工作经验，提供学习资料”。内容有二十几个栏目，其中：分期刊出的“省民革与各市民革历届领导成员名单”最有保存价值。“会议活动”栏具体情况的报道，增进了读者了解民革实际工作的透明度。“港台及海外资料”栏，介绍台湾工商界、政界、重要人物的言论与动态，台湾党政军重要人员名单，在当时都是不易得到的信息。特别是“报刊文摘”栏刊载内容是从相关报刊和内部文件中摘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对当前统一战线和改革开放工作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所发表的精辟言论，对武装成员和联系人士的政治头脑有重要指导作用。“历史人物”栏中介绍的都是鲜为人知的江苏民革各时期值得尊敬与怀念的已故知名人士，对增强民革成员的光荣感也有帮助。“沉痛的悼念”栏记载了全省近期逝世领导人及一般成员生前姓名、年龄、职务及逝世日期，内容繁简不同，因人而异。但凡是逝世都一律讣告以便为众所周知。对逝世者既是最后的送别与悼念，又是永久的铭记，意义重大，存殁均感……

　　又由于我们在编辑过程中认真按照“有新意，短而精，有参考价值，反对空洞，反对浮夸，不尚长篇大论”的约稿原则办事。在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稿时，一定要注明原出版报刊及作者的职称，以免出现侵权与掠美不良后果。另外还约请省委统战部、省政协、各市民革中的同志们积极赐稿，使《江苏民革》成为清新、生动、具有鲜明特色极具保留价值的刊物。并请民革女成员、著名书法家萧娴老人题写了刊名。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并已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我离休后，虽多次易人，仍保持了原有的特色，而且内容形式越办越好，成为江苏民主党派中颇具特色的刊物之一。

　　在欢庆民革省委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高兴地看到了作为在中共领导下，与中共江苏省委共建和谐社会奔小康的参政党的江苏省民革今日之崭新面貌与辉煌成就。有的是我当年在职时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有的是想都不敢想的，使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已九十有一，廉颇真老矣，回首在民革的十年拼搏和二十年“春水船如天上坐”的离休生活，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受到民革组织上的教育和照顾，常常使我想起叶圣陶先生“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诗句，我深信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江苏民革的前程任重道远，在我有生之年将继续乘坐时代的列车，与时俱进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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