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革机关十年（续）

---

　　　　　　　　　　　　　　　　　　　　　　　　　谭　珉

　　　　　　　　　　　　　　　　　　　　　　　医治心灵创伤的座谈会

　　“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民革成员中心灵上受到创伤的同志比较多，我们党对此很抱歉。但伤口需要自我愈合……”这是时任省委统战部蒋宗鲁部长在民革一次会上深情地说的一段话。

　　八十年代中期，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号召，民革省委组织省直各支部及全体机关干部联合召开了一次“学习潘恩良先进事迹座谈会”。主持会议的丁毅忱副主委让我先说几句开场白。我说：“潘恩良式的悲剧永远不会重演了。为什么还要向他学？一、他是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遭遇与我们大体相似，学起来比较亲切，容易接受；二、像他这样的人，在我们周边大有人在。但在所有与他同命运的人中，并不是都走了潘恩良这样的道路。有的人一提到过去就耿耿于怀，心灵上的创伤尚未愈合，胸中怨气尚未理顺。极个别人甚至走上了与他相反的道路。如何理顺我们胸中的怨气，缩小思想境界上的差距，都可通过这次学习来治本；三、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风浪中，我们民革同志中不是也有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吗？通过学习可找到“对症下药”的良方……”
　　
　　在自由发言时，由各支部通过学习选出的代表纷纷争先发言：

　　南大法律系教师、省法学会副会长王毓华说：“我比潘恩良早回国两年。离开美国时，本来可安排在联合国任国民党方面的官员或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凭着青年人一腔爱国热忱回来后，历次政治运动我都在劫难逃。虽然没有戴上什么帽子，但在十年动乱期间曾到菜场卖过肉和鸡蛋，拉过平车。“四人帮”垮台后重返校园从事法律教学，有了发表论文、评奖、出席民革中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但并没有作出像潘恩良那样的贡献。如果通过学习，使我更加坚定信心，找回正确的前进方向，那么这次学习就是成功的。”

　　年逾古稀的省文史馆员蔡孟第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好转，我不愿在香港继续当“白华人”，才回大陆定居。香港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有钱势人家的子弟能到英国上剑桥等名牌大学，无钱人家的青年人有的加入了黑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竟然能走出像潘恩良这样的人，回到祖国穷乡僻壤为穷苦同胞服务，确实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省淡水养殖研究所助理工程师杨春泉说：“潘恩良的事迹感人，悲剧也发人深省。因此我更加理解了拨乱反正的正确性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省农科院情报所高级研究员许兴中说：“我学潘恩良事迹时感到很痛苦。希望它真的不会重演，真的是最后一个悲剧。”

　　座谈会结束前，时任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郁少夫总结说：“潘恩良的事迹说明：他的精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灭亡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历史上的一些冤案往往要等下一个朝代或多年之后才能解决。现在我们许多冤案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得到了平反昭雪。犯了错误自己纠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所在。今天同志们通过学习潘恩良来比贡献，找差距，这就学到点子上了……”

　　历时两小时的会议结束时，丁老指出：这次会议震撼了同志们的心灵，医治了同志们精神上积郁已久的创伤。会风也有所改进，做到了开短会，说短话，有真情实感，开门见山，不说空话、套话，敢于畅所欲言，因此会议开得很成功。

　　　　　　　　　　　　　　　　　　　　　一次有效的民主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毛主席在建国初期早就确定了的中共与民主党派相互关系之准则，新时期后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两条。但是在实践中如何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对中共如何监督并没有形成一种规范的、有效的机制。以致有时造成某些尴尬，甚至是悲剧的结局。1984年由台湾起义回大陆的原风山军校二十六期生、退役少校张玉亭，事前借去泰国旅游之机潜回大陆与中共徐州市委对台办联系，达成回来后在市里安排工作、分配住房、帮助子女上学等协议。但在回来后，市委对台办的工作人员因为一些枝节问题而背弃诺言，借口中央对台政策有变，根据“叶落归根”的精神，强令他回原籍农村，自建房屋定居。经他向各方面多次交涉无效后，听说“省民革很重视对台工作，乐意帮人落实政策，说话也比较有力”，就托友人介绍到机关来寻求帮助。民革省委副主委杭鸿志认为事关祖国统一大业成败与中共党委和政府的威信问题，嘱秘书处多次与省里相关单位交涉，亲自打电话也没有结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指示我向中共江苏省委分管统战工作的副书记孙颔同志写一份越级报告。没想到一周后，当事人张玉亭就到民革来表示感谢说：“已安排到市园林局工作，分了住房，带回的小孩也上了学……”当时我们感到中共江苏省委对民主党派意见如此重视，办事效率如此之高是惊人和令人鼓舞的。“越级报告”无论在新旧社会都是一种禁忌。特别是在旧社会官场上，随时都会招来穿小鞋、丢乌纱帽的风险。我们这种作为并未受到任何责难，而且被视为是一次有效的民主监督。由此可见，民主党派的地位和声誉必须在中共领导下通过各自的工作，确确实实为社会上存在的难点问题办点好事和实事，才能得到提高和好评，舍此，别无他途！
　
　　　　　　　　　　　　　　　　　　　　　　最早的一份反腐提案

　　从1983年起，我被聘为江苏省政协第五、六届委员，每年一次的全会是委员们向中共党委和政府建言献策的最好机会。1987年我在六届省政协全会上向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了一份“反对军队利用海陆空交通工具经商办企业”的提案。提案中首先阐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国以来参加国家的垦荒、造林、筑路建桥、救灾抢险，特别在八十年代中期，参与长江中下游防涝抗洪，建立了不朽功劳的举措，发扬了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赞誉，近几年在全民经商办企业不正之风的影响下，有的部队把过去一贯是义务劳动的某些活动变为“有偿服务”，造成了不少弊端，影响军民之间及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团结，不利于国防建设，并以南京夫子庙有海军某部开的商店和长江路上南京军区某部利用原有地下室防空洞开旅馆为例，认为此种作为会导致军队腐败，影响战斗力。以我过去在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因腐败导致兵败如山倒的亲身经历为证。后来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答复，不久我举报的商店和旅馆都先后停业了。这是我最早的一份反腐提案，较好而又及时地完成了一个政协委员应尽的天职。

　　　　　　　　　　　　　　　　　　　　　　我的黄埔情缘

　　1981年春，我参加了民革中央在京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临行前，中共江苏省委对台办主任戴为然同志与民革省委主委廖运泽探讨民革如何挖掘潜力，深入开展对台工作取得共识后，要我草拟一份“建议在南京组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提案。理由是，一、南京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后就任临时大总统和逝世后陵寝所在之地；二、民革中有成堆的黄埔生，他们与台湾的高层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他们组织起来，将发挥更大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三、每年由省市各界举行的谒陵活动，由于规格高、规模小，广大在宁黄埔校友无缘参加，是一种遗憾，也是对台工作资源的浪费……

　　这份提案经民革中央通过新闻媒体渠道，以《内参》形式送达中共中央高层审阅，得到“目前暂不宜建立组织，但可不定期开展活动”的口头指示。从此以后，省民革机关在祖统工作中就把它列入议事日程：每逢中山先生诞辰和祭日，以及黄埔校庆纪念日，都组织在宁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中黄埔校友200余人到中山陵举行谒陵、座谈和瞻仰北伐时代所有革命先烈遗迹等活动。每次座谈会都由我主持。不久，又由民革省委召集相关校友，发表了一篇由廖老领衔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各期校友十三人联名的《致海内外黄埔校友的公开信》，呼吁把黄埔校友早日组织起来的稿件交《中新社》发表……，这些活动长达三年之久。

　　继1984年夏，以黄埔一期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为会长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后，苏、鲁、皖、赣四省联合组成的“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也于1985年春在南京成立。省委统战部指示我以省民革机构的力量，协助省委统战部、省政协，圆满地完成了全部筹备和成立大会工作，以及同学会机构“从无到有”的设置工作。在省委统战部直接领导与省民革机关全体同仁的通力合作下，都完成的很好。得到了省委统战部和黄埔军校同学会领导们的赞许和鲁、皖、赣三省代表团对江苏的好评。

　　同年六月，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议在北京全军最高级的京西宾馆召开，我作为江苏代表前往参加。开幕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几十辆大客车满载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代表浩浩荡荡开进中南海时，我感到无比地兴奋和自豪。自参加革命以来，每当填写干部履历表时，看到“学历”栏上“伪中央军校”的“伪”字就很难受的自卑感，从此消失，变为堂堂正正的“黄埔军校”四个大字，是多么值得珍惜！如何实现同学会“发扬黄牌精神、联络同学感情、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四项宗旨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加重了。

　　以上所述仅仅记录了我这十年拼搏中极少的部分雪泥鸿爪。是什么力量推动我有这样大的干劲?

　　一、最主要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英明政策彻底解决了我二十多年的错案，使我重新得到了中共的信任和重用。从心灵深处靠近了中共，对中共产生了“感恩图报”的想法。有了这个思想基础，一切言行自然会与中共党委的各级组织保持一致，而不会离心离德，阳奉阴违。

　　二、当时中共中央求治心切，重振统一战线工作雄风的决心大，魄力也大。由于“文革”中“四人帮”肆虐的“左”毒未尽，民革成员中的余悸犹存，恢复组织的阻力大，开展活动的出席率很低，犹如一盘散沙。要把他们凝聚起来，重新焕发出建国初期那种积极参政议政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心血与气力难以获得“称职”两字的评价。

　　三、在我漫长的人生途中，“监督劳动”那段坎坷经历到现在已成了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长期被压抑的能量一旦得到释放，自然会像火山口喷薄而出的岩浆，一泻千里，冲击力之大，是任何力量，连我自己也无法阻挡。

　　四、如何做民主党派工作？我脑子里是茫茫然一片空白。从资历上来说，我有三不如：（一）无地下民革时期曾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民革老一辈领导人的革命经历；（二）缺乏新时期有高学历、年富力强，在各自专业领域里有突出贡献，在社会上有较高知名度而又平易近人，大智若愚的新一代中。青年领导人的儒雅风度和人格魅力；(三)没有早在建国初期就参加民革，有丰富工作经验，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考验，终生默默无闻地为民革工作的机关干部的献身精神。这是我的短处，只有拼搏才能弥补。

　　五、在省委统战部的干部中，有一批愿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挚友能真诚地帮助我或以他们谦逊朴实的作风感染着我。在省各民主党派中，有好几位领导人是与我同命运的幸存者，他们能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使我在这陌生领域里工作而并无陌生的感觉。省民革机关中有几位老、中、青干部对我作风上的缺失，能直言不讳地及时劝导我，并在背后帮我做促进机关和谐的团结人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