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民联”的创立、活动和成员

　　　　　　　　　　　　　　　　　　　　　　　　　刘荣喜 

　　“民联”，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简称。它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1945年10月28日由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谭平山、陈铭枢等发起，在重庆“特园”成立。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民联成员的活动大多是以单线联系的小组的形式为主，正如1949年5月，南京“民联”的朱汉英在撰述《工作简报》时说：“因为当时‘特务满布’，所以‘民联’采单线领导制，组与组之间‘无横的联系’。”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革命形势更加严峻，民主人士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所以建国前“民联”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的有关资料非常少。笔者根据民革江苏省委档案的记载和部分民联成员的回忆，简要梳理了一下南京“民联”的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和他们的活动情况。

　　1949年9月民联并入民革时，民联南京分会会员名册上登记会员138人，其中有朱汉英、梁元汉、刘海亭、罗方中、姜寿春、章勃、杨琪、邵恒秋、孙祥麟、萧亦五、杨宪益、郑造、田竺僧等人。根据他们的联系方式，以联系人的名字，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朱汉英小组”“于振瀛小组”“田竺僧小组”。

　　　　　　　　　　　　　　　　　（一）朱汉英小组

　　朱汉英（1908-1995后？），原名朱维新，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出生于富裕家庭，后家道中落，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因共党罪名被捕入狱，经表兄郭春涛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复经郭春涛介绍加入“民联”，开始从事秘密地下工作。1946年4月，朱汉英受中央委托奔赴南京，任民联南京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当局任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局专员等职，筹备建立民联组织，并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合法身份秘密开展地下工作，收集各种情报提供给共产党兼掩护地下党员。

　　1949年1月，在朱汉英动员下，南京公路总局章勃劝导总局主管及干部人员坚守岗位，等待解放；并将有关公路资料、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抢修之军运蓝图经由朱汉英转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同时，他通过原国民政府社会部工作人员杨琪利用中华理教总会内部矛盾，联络各常务理事推翻顽固反动之总会长王有才，推动各常务理事以帮会关系影响城市工人防止“匪特”破坏生产事业工作。2月至3月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数度派员威逼官商合办之“首都汽车公司”车辆作为运输军队及物资之用。该公司总理孙文煃逃沪，朱汉英动员协理李家鹏团结公司员工全力抵制。至4月南京解放之际，首都汽车公司车辆、修理厂、仓库、汽油、器材均保持完整无缺；有关账册由朱汉英转交中共原地下工作人员，并送交军管会派往该公司军事代表接管。南京公路总局的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也得以保留；章勃还组织联谊会协助军事代表办理接收工作，对南京解放之际保卫地方秩序不无功绩。

　　1949年4月在朱汉英多次动员后，粮食紧急购储会南京办事处主任周景龙自愿加入“民联”，并承允妥为保护其所属之长江米总厂及分厂与麦粉厂暨所属粮食仓库。南京解放后，周氏即将移交清册经由朱汉英转交军管会派往接收之军事代表接收。

　　南京解放前夕，“民联”还曾发动原国民政府各机关公务员中积极分子组织员工联谊会，保护原有机关器材、文卷不使毁灭消失。如行政院员工联谊会、社会部员工联谊会、财政部关务署统计室员工联谊会分别由“民联”成员谭石楼、杨琪和易希文、彭荃甫为骨干和核心。南京解放后，上述各机关器材、文卷、账册完整无缺移交军管会接受。

　　经“民联”朱汉英策动，国民政府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南京供应局局长金殿策、陈功炎、梁元汉等，在南京解放前夕，将南京郊区军队配置情形，如驻扎地点、部队番号及长官姓名、兵力多少、枪支种类，南京上下游兵力配置要图和特务分布地点、电台布置及主官姓名等重要情报，先后送交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和时在上海的“民联”“民革”两党创始人之一的郭春涛先生。南京解放之际，金殿策等将其所属仓库保全的大米六万大包、麦粉一万袋、黄豆四十万斤、汽油机油一百桶、军服两万套等，悉数移交解放军接收。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朱汉英任民联南京分会委员兼主任秘书。9月民联并入民革，朱汉英转任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南京办事处组长。1949年11月他赴京参加民革中央召开的国民党各民主党派统一会议，会后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0年10月由民革中央委派为民革湖南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宣教组长，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民革湖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和省政协委员。1980年当选民革湖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和省政协委员。1995年退养。

　　　　　　　　　　　　　　　　　　（二）于振瀛小组

　　1946年11月，南京成立了另一个“民联”小组，由孙祥麟牵头，组成人员有杨宪益(1914-2009)、邵恒秋（1916-2006）和萧亦五（1914-1977）。这个“民联”小组的成立过程，通过杨宪益同志的回忆录和有关人员的传记，我们可以了解大概情况。

                                              

　　杨宪益，安徽泗县人。1940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1946年，他带着结婚5年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和只有4岁的儿子杨烨经过颠沛的旅途，从重庆来到首都南京，寻求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他们举步维艰。自日本投降以后，一大批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纷纷回到南京，抢房子，占地盘，等到杨宪益来到南京时，几乎所有可用的房子都被抢光了。随着南京人口的激增，人们为住房大伤脑筋。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让杨宪益看到和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同时兼四、五份差事，他的爱人戴乃迭也同时干两份活儿，除了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以外，还在美国救济总署工作。

　　杨宪益在重庆时曾结识一位叫萧亦五（一作肖毅武或肖亦五）的传奇人物。据杨宪益和邵恒秋解放后回忆记述，萧亦五出身于河南的一个农民家庭，只有小学文化。年轻时，家里强迫他跟一个他不喜欢的姑娘成婚，他在结婚那天逃跑了，从此浪迹天涯。为了糊口，他就去当兵，当了各种军阀的兵，最后成了国民党的兵。他在军队中摸爬滚打，从最下层的兵一直当到了连级士官。抗战时他上过前线，跟日本人交过火。在淞沪保卫战中他负了伤，腿部中弹，被丢弃在水沟中整整嘶喊了两天两夜。最后终于被送进医院，经过抢救、截肢、九死一生，养好了伤，成了只有一条腿的“残疾军人”！原来的团队说他残废了不能再当兵，不要他了。他被迫流落在街头，拄着拐，沿街乞讨。在讨饭时，他遇见了老舍。老舍发现他是个讲故事的天才，他讲述的自己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打动了老舍，老舍决定帮助他，设法把他带到了重庆。在重庆，老舍收留了萧亦五，并帮助他提高文化，鼓励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文章投稿，还热心向抗敌文协的刊物《抗到底》推荐萧亦五的稿子，介绍他参加了抗敌文协。后来，老舍又介绍萧亦五到国立编译馆民间文艺组工作，在那儿编唱词搞民间文艺，发挥他的特长。从此，萧亦五由一个“大兵”变成了“文化人”，终身从事发掘民间文化的工作。

　　但是《中国文学家辞典》介绍他说：“现代作家，曲艺研究家。原名玉堂，曾用名毅武。湖北省光化县徐家圩村人。其父为塾师，从小随父读书。十四岁因反对包办婚姻出走，投身西北军，当过司号兵、卫兵和班长。1937年在“八·一三”淞沪战争中与日寇血战，左腿负重伤，经南京、武汉辗转到重庆北碚，任国立编译馆编辑。1938年在老舍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新蜀报》、《全民抗战》周刊、《大公报》上发表散文《忆仙鹤——伤兵医院杂记之一》《我当了兵》《九号晚上》等。”结合网上的资料说，萧亦五，中共党员，于解放后，历任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民艺组组长，南京市艺术科长，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常委，对南京文化名人和艺术的保护作出了不少贡献。可是有关他的籍贯记述，与杨、邵的口述不一致，且没有提及他参加“民联”，曾为民革党员的经历。这可能与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部分史实有所避讳有关，或者萧氏在加入“民联”前就是中共党员，后来“民联”成员转入“民革”时放弃登记有关，有待进一步查考。

　　在重庆时，萧亦五已是国民党国立编译馆助理编辑，曾介绍杨宪益认识了编译馆中的另一位年轻同事邵恒秋。三个人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一致，决定在一起合作。在南京时，邵恒秋又介绍他们认识了地下党员孙祥麟（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据邵恒秋1999年访谈记录说，孙祥麟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农林部职员，实际上他是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的成员。杨宪益曾回忆说：“孙祥麟有一天来说，我带你去看一些朋友，我们就去了。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国民党的伪立法委员叫于振瀛（1901-1960，陕西镇坪人。曾任民联中央组织部长，后任民革中央常委）。于振瀛实际上跟共产党地下党关系很密切的，是个左派人物。于振瀛就跟我们商量，说我们在国民党里面一些革新派想要成立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已经以陈铭枢为首成立了，协助共产党来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我们这里想成立一个组织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你们参加我们这个好了。我们也是做同样的工作，主要的就是策反，推翻蒋介石的统治。邵恒秋、萧亦五跟我，我们三个人就同意了。于振瀛就派我们三个人成立这个组织，我们三个人就算是南京民联的创始人。（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5月6日，北京）”

　　他们在南京成立民联支部后，有各自明确的分工。杨宪益在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一书中说：“邵的任务是组织起南京的地下政治力量；萧的任务是与他过去国民党军队的战友取得联系，策反一部分队伍到共产党这方面来；我的任务是通过我跟外国使馆及国民党上层（包括大学教授）的联系，获得对北方的中国共产党有用的政治和军事情报。”

                                                  

　　作为南京“民联”小组的成员，他们的活动是过一段时间碰一次面，通常是在晚上。地点主要有南京的中英文化协会（当时杨宪益任中英文化协会的主任秘书）大楼办公室（旧址在现北京西路41号）和他们在上海路开的一个古董铺子楼上。聚会时他们传阅从解放区传来的小册子和文件，然后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任务。

　　建国后，杨宪益历任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外文局《中国文学》主编，民革中央宣传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名誉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他与夫人一起，汉译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古代名著如《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楚辞》《史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100余种翻译成英文，为向国外传播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邵恒秋，河北定县人，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肄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民革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革江苏省委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民革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部长，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曾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常委，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三）田竺僧小组

　　田竺僧（1903-1965），原名学藻，字田农，湖北省黄陂县人。曾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5月由贺武、韩觉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失去联系失去了组织关系。1936年9月任香港《大众日报》副刊编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返回广州参加抗日工作，后任南京中央商场经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北省政协委员兼对台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根据《团结网》所载《民革与新中国的建立》第三章“秘密开展策反工作，为新中国而奋斗”文中记载，田竺僧所联系和介绍加入“民联”的很多都是南京警界的骨干，有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兼首都警察厅北区警察局长刘海亭、北区警察局副局长江任（湖南平江人，建国后，曾任民革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组长，民革江苏省筹备委员会社联委员会副主任）、北郊警察局长蒋堤、中区警察局长马广运和上海市驻卫警察总队代总队长崔恒敏等。

　　1949年2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曾发生警察罢岗事件，它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民联成员参与下施行的。时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的黄珍吾因为看到国民党政府江山不保，私自领取了一些武器弹药，并贪污扣押了机关公务人员几个月的“遣散费”，准备自己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这一计划被时任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刘海亭知道了。他马上报告了上级领导田竺僧和胡勤业（公开身份为国大代表兼国史馆主任秘书）。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立即指示胡勤业，要刘海亭利用黄珍吾贪污疏散费的案件，发动全市警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粉碎黄珍吾建立游击据点的图谋。

　　刘海亭得到指示后，立刻联系了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的同学、时任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的马广运。他们是挚友，都是民联成员。他们派人破坏了黄珍吾运送枪支弹药的汽车轮胎，让他们制造路堵事故，阻止运送行动，接着以查处事故的名义扣押车辆，暗中通知《南京人报》记者，在报纸上以大标题登载了揭露黄珍吾的消息，说:“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开溜失风，带着他的姨太太及金银十多箱，乘汽车到明故宫飞机场，准备上飞机逃走……”消息见报后，顿时整个南京城为之哗然。

　　乘此群情激愤之机，刘海亭通过内部电话传播散布黄珍吾克扣疏散费不发，准备逃跑的消息，经过串联，大家决定以警察罢岗的行动来抗议黄珍吾的贪污，逼他发放全体官警的疏散费。最后轰动全市的南京国民党警察罢岗事件，终于以黄珍吾的失败而结束，原已装上卡车准备运走的枪支弹药，只好被迫发给了保安警察总队和各警察局，一举粉碎了他偷运武器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参阅《铁血网》“1949年国民政府首都警察罢岗事件”）

　　　　　　　　　　　　　　　　　　（四）其他成员

　　曾在南京工作过的“民联”成员还有秦荣甲、黄铎五、梁元汉、罗方中、姜寿春、章勃、杨琪、郑造等人，他们的生平资料，非常稀少。

　　秦荣甲，河北沧州人。公开身份为立法委员，兼任内政部秘书。

　　黄铎五，号匡溥，安徽桐城人。曾任军政部陆军署驻江苏荣誉军人教养院院长、第39军参谋处长。1938年参与花园口黄河决堤，后任第39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退役。同年在南京加入“民联”，曾参与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1949年4月在南京将防空物资移交解放军军管会。

　　姜寿春，别号仁久，嫩江省泰康县（今属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1945年9月29日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民联”由于存在的时间不长，在当时国统区一直开展地下活动，文献留存极少，这给我们研究它的历史，带来很大的困难。正如杨宪益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感赋》一诗中所咏“回首沧桑风物异，喜看日月换新天”，在民革江苏省级地方组织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烈遗志，追寻先烈遗踪，希望能为探索和研究新时代政治协商和统战工作，提供有用的帮助。（作者为南京民革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