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与民主人士的交往：关爱民主斗士李公仆与闻一多

李公仆于1937年8月20日即到达太原，9月3日到大同。李公仆在山西，根据周恩来的决定，曾担任过“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及宣传部长。

李公仆在太原时，曾向周恩来提出创办一个通讯社的设想。经周恩来同他商量，定名为《全民通讯社》，由李公仆当社长，并决定这个通讯社作为共产党和上海救国会合办，经费、人员和宣传工作均由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负责安排。不久，太原失守，全民通讯社转移到武汉，后又转移到重庆，还在成都建立了总社，仍由李公仆当社长。这个通讯社虽然一直是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并以私人经营的面貌出现而进行宣传工作的，但它的创办却是由于李公仆的倡议。

李公仆在汉口时又同沈钧儒一起创办了《全民周刊》，还想办一个《全民报》，所以当时社会上就称之为“全民派”。

1938年6月初，战争已逼近武汉。由于汉阳兵工厂曾派工人代表邀请李公仆去作过讲演，国民党政府的武汉卫戍司令陈诚下令逮捕这几个工人代表，因而汉阳兵工厂就酝酿罢工。李公仆直接去找陈诚说理，认为这不但不是发动群众，相反的是压制群众。陈诚恼羞成怒，说他煽动工潮，予以扣押。经周恩来和沈钧儒多方奔走营救，一个月后才获释。

1946年1月，李公仆在重庆与陶行知共办“社会大学”，并主编《民主教育》，还为《民主生活》连续写了多篇《民主生活讲话》。他在社会大学担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蒋介石由于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在全国人民压力之下，被迫接受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要求，在1946年1月10日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同时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有利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五项决议。

随之而来却发生了“二一0”较场口血案，李公仆在较场口血案中被打得最重，因为他是举办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大会的总指挥。当时会场外有个很深的枯井，特务们曾拟将其推入枯井内谋害致死，由于群众掩护退出会场，乃得脱险。

第二天，周恩来去看他时，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的血，不过是许多革命先烈血海中的一滴，我愿意把我的血，同许多革命先烈的血流在一起。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自由和民主。没有死，就是责任还未完。革命就是要流血的，没有不流血的革命。”这是李公仆当时决心为革命献身的钢铁誓言。

当王若飞、博古、邓发、叶挺等同志殉难黑茶山时，李公仆写了一首悼念的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标题就是《你们的死，叫我格外不怕死》。

1946年5月，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暗杀名单。1946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李公仆的一个亲密朋友劝他及时离开昆明。他说：“他们要杀你，什么地方都一样。看情况，我已走不出昆明了。”他沉思了一下之后，突然问道：“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这朋友回答说：“为什么要问这个？”他说：“我相信你应该是的。如果你还不是，那我就不再谈下去了。”李公仆又沉思了一会儿，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列宁主义问题》来，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时间已经迟了……我怀念延安！”他说到这里，忽然把话题一转：“知道我的人不少，真正了解我的人不多，我只希望共产党能了解我，我就心安理得。《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时，我写了一首贺诗，最后我高呼：‘新华日报万岁！’我为什么只喊新华日报万岁，因为我还没有条件喊共产党万岁！但必须是：共产党万岁，才可能有新华日报万岁。我这个意愿，你是会理解的。”他说到这里，不禁热泪盈眶。最后他陡然站起来说：“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

1946年7月11日，四季如春的昆明，突然“一雨成冬”了。这已是雨水季节，天色阴暗，阴雨连绵，处处显现出凄凉和恐怖。9时45分时刻，天正下着雨，灯光暗淡，看不清周围的情景。李公仆与夫人张曼筠通过学院坡小路回北门街，刚要上坡，即闻后面轻轻的“啪”的一声，公仆突然倒地。曼筠还以为是路滑难走，赶快扶着他说：“怎么又跌了呢？”公仆神志尚清，但说话已费力，挣扎着说：“我中枪了！”公仆呻吟着，曼筠在细雨濛濛中抱住公仆，泪涌如注。

次日凌晨，子夜寂静，窗外一片黑暗。在云南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公仆突然较清醒地问道：“外面什么时候了？”曼筠告诉他：“5点了”。他说“天快亮了！”5点20分，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7月12日，天刚拂晓，昆明《学生报》发出号外，将民主战士李公仆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告诉全国人民，消息震动了全国。闻一多非常悲痛地说：“公仆没有死，公仆没有死，公仆永远没有死！”昆明民主报刊联合出版专刊，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专题社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以及他们豢养的特务种种卑鄙无耻的下流行径。

首先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唁电：“张曼筠女士，惊悉李公仆先生为反对派狙击逝世，无任愤慨。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对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当公仆殉难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正是深夜，周恩来还在开会，问询后，立刻掉下了热泪。他称赞公仆是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接着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同志，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发来唁电：“张曼筠女士礼鉴：惊悉公仆先生被特务暴徒暗杀，不胜悲愤。公仆先生之牺牲，必将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并希节哀。”

1937年，抗日战争兴起，闻一多随清华大学到长沙临时大学，后到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初期，他曾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自己仍埋头于学术研究。但经过几年的观察、感受，他看到国民党一党专政造成的政治、军事腐败，丢失的国土越来越多。数以亿计的同胞陷于日寇蹂躏之下，贪官污吏与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而广大工农群众饥寒交迫。于是他拍案而起，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1946年7月15日被特务暗杀。15日下午1时，李公仆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报告会。有人劝李公仆生前挚友闻一多不要参加，但闻一多说：“我不去，何以慰死者，何以言民主。”于是他仍然毅然决然亲临主持报告会。当张曼筠讲述公仆死难经过泣不成声之时，闻一多拍案而起，以他那气壮山河的宏大声音，震荡着300多听众的心灵，他挺起胸膛无畏地喊：“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是个好汉的话，有理由，站出来讲！反对派的无耻，正是李先生的光荣！反对派，你只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却看不见千百个人会跟着站起来！你打杀一个李公仆，会有千百个李公仆的继起的！千百万的人民是杀不完斩不绝的，因为真理是永存的！”最后他大声疾呼：“我们都像李公仆先生一样，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下午5时10分，闻一多开完记者招待会，在回家路上就被国民党反对派枪杀于西仑坡距离西南联大宿舍10步远的地方。

在上海追悼李、闻二烈士的大会上，周恩来曾亲写书面悼词，由邓颖超代念：“今天在此追悼李公仆、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痛，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难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作者单位为江苏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