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崇高对多党合作事业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任崇高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民革江苏省委会的首任主委。他一生追求真理，投身革命，致力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他一直站稳立场，坚守初心，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一、民主革命时期矢志不渝跟党走

任崇高1881年出生于四川省合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少时入私塾读书，后远赴上海求取新知，返回家乡后，曾在当地多所学校任教，积极向学生传播新思想。其间，任崇高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了民间反清组织“哥老会”，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曾当众剪去长辫以表明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决心；民国初年，任崇高又参加了声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任崇高从《新青年》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刊物上看到了中国革命新的希望，五四运动爆发后，任崇高立即组织广大学生积极声援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任崇高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并与之成为好友，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此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无论国内时局如何风云变幻，任崇高都一直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步伐，矢志不渝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

（一）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老团员”

1923年，经恽代英和萧楚女介绍，时年已42岁的任崇高在重庆破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任崇高根据组织决定于1925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以进一步发展四川的革命统一战线。由于任崇高在重庆的革命活动引起当地军阀当局的注意和监视，组织上决定派他到上海团中央机关工作。此后数年间，任崇高先后在恽代英、任弼时、陆定一等团中央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担任过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编校工作，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还赴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国民主革命陷入低潮，任崇高坚守革命初心，没有丝毫动摇，毅然公开登报声明脱离国民党，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任崇高曾两次被捕，其中1933年2月被捕后关押在苏州的“江苏第三监狱”一年多，直到1934年8月才获释。在狱中，任崇高立场坚定，从未吐露过组织的任何信息。出狱后，他与团中央组织失去了联系，经朋友介绍到上海杨树浦临青坊的临青学校担任校长。临青学校是在中共沪东区委的支持和帮助下，由部分四川籍中共地下工作者创办的，是一所培养革命种子、掩护革命活动的学校，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应邀担任校董会名誉董事长。在临青学校工作期间，任崇高又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由于临青学校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学校一度被查封，任崇高也在1935年8月再度被捕入狱，经组织上多方营救才最终获释。

（二）抗日救国的“第八君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任崇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杨树浦组织了工人救国会、小学教职员救国会，并当选为上海市各界救国会理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任崇高当选为常务理事，负责协助沈钧儒等主持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日常工作，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呼吁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所谓“危害国民罪”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随后移解苏州关押，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任崇高率20余位救国会成员组成请愿团奔赴苏州要求无条件释放七位爱国领袖，国民党当局又将任崇高非法扣押，和“七君子”同案受审，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崇高才随“七君子”一同获释，任崇高也因此被国内舆论界誉为“七君子之八”。

随后，刚刚出狱不久的任崇高立刻投入了抗日救亡斗争，他和四川籍共产党员李亚群等组成了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担任副团长，率领全团奔赴抗战前线。1938年2月，川军122师等部守卫山东滕县，任崇高即带领战地服务团前往滕县，慰劳抗日官兵，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徐州会战期间，任崇高一直在前线从事战地服务工作，并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徐州失守以后，任崇高赴安徽出任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总务部总干事，继续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1938年11月，任崇高到安徽阜阳创办了抗战中学，并担任教务主任。抗战中学先后招收了近千名学生，任崇高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努力把抗战中学办成抗日的阵地。

（三）与新四军并肩战斗的抗日老战士

1939年5月，任崇高接纳多位共产党员到抗战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掩护中共地下活动，在学生中发展党的组织，中共皖北特委机关就秘密设在抗战中学校园内。1939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安徽掀起了反共高潮，任崇高未及撤离，不幸被捕，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下令将他押送到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处置”，途中任崇高与押送人员斗智斗勇，最终寻机脱险逃出。1940年6月间，任崇高几经辗转，终于到达了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秋，组织上安排任崇高出任淮上行政公署副主任、安徽怀远县县长兼豫皖苏边区抗日联合中学校长。1941年夏，任崇高随新四军四师师部到达洪泽湖畔的半城（今江苏省泗洪县半城镇），出任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委员兼淮北中学校长。淮北中学是新四军的一所干部学校，为了更广泛地吸收根据地内外的各阶层青年参加抗战和建设，才以普通中学命名。1941年6月，淮北中学筹建会议在张塘（今属泗洪县孙园镇）召开，刘子久、刘瑞龙、刘玉柱等中共淮北区党委领导和任崇高参加会议，决定淮北中学作为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的一个直属单位，学校名称定为“淮北苏皖边区公立淮北中学”，全体师生的生活经费由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供给。淮北中学校址设在当时的泗南县阳景庄（今为泗洪县孙园镇洋井庄），得到了当地开明人士许老太太的热情支持。她捐赠了300余亩土地和几十间房屋，作为办学教室和训练操场之用。1941年9月1日，淮北中学正式开学，设有高师班、初师班、初中班和预备班（文化补习班）等。

淮北中学以“开展国民教育，培养抗日人才”为基本教育方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淮北中学师生奉中共淮北区党委的命令，编成工作队，奔赴各个新解放的城镇，承担接收和管理工作，随后即正式分配到解放区党政军各条战线。在四年的时间里，淮北中学先后为淮北党政军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了2000多名干部，对巩固和发展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贡献。任崇高为办好淮北中学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爱生如子，受到全校教职员工和广大同学的一致尊敬和衷心爱戴。

二、新中国成立后致力多党合作事业

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任崇高始终与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为多党合作事业披肝沥胆、献计出力，做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

（一）积极参政议政

解放战争时期，任崇高担任过苏皖边区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淮北第二中学（今江苏省宿迁中学）校长、新四军黄河大队干部队队长，1948年出任豫皖苏建国学院院长，先后培养了1800多名学生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任主任，任崇高担任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文教方面的接管工作。1949年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校长；6月间，组织上安排任崇高负责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并担任分校主任；到1951年7月，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在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培养了近万名学员走上革命工作岗位。

1950年底，任崇高参与组建南京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并担任主任。1953年初，南京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入江苏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任崇高担任江苏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并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任崇高当选为江苏省监察厅副厅长，直到1959年2月省监察厅撤销。任崇高还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

1951年，任崇高曾向中共党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但因工作需要，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希望他留在党外，以便于更好地为党工作，任崇高对此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二）党的挚友诤友

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任崇高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与广大共产党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对于指引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恽代英，任崇高一直心怀崇敬和感激，新中国成立后到南京工作，任崇高就时常到雨花台恽代英烈士墓缅怀和凭吊；抗战时期任崇高到达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后，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的热烈欢迎，此前彭雪枫与任崇高素未谋面，却早已听说过任崇高作为抗日救国“第八君子”的事迹，从此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在皖东北工作期间，共产党人戴纪亢随部队转战，只能把怀有身孕的夫人王珍委托给任崇高照料，任崇高把王珍安排在阜阳抗战中学住下，派人悉心照料，直到孩子出世；开国少将周纯麟是湖北省麻城县人，革命战争年代随军转战各地，多年未能回家，周纯麟的母亲年事已高，他70多岁的叔叔周承绩不顾年迈体弱，辗转千里来到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找到周纯麟，但不久后即不幸因病去世，时任苏皖边区行政委员兼淮北中学校长的任崇高与周纯麟是好友，他帮助办理了后事，并亲自为老人撰写了碑文。

作为党的诤友，任崇高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真理、坚守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涉及历史问题调查，很多人来找任崇高写旁证材料，他总是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说事实、讲真话，从不曲意逢迎。

（三）致力民革工作

根据组织安排，任崇高于1954年加入民革，负责筹组民革江苏省分部，并担任召集人。自1958年7月起，先后担任民革江苏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2月结束在省监察厅的工作以后，任崇高的工作重心转到民革江苏省委会，他不顾年近八旬的高龄，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江苏民革的工作中。

当时江苏的民革党员，主要是原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保守、态度消极。任崇高根据江苏民革的具体情况和成员特点，着力加强对全省民革党员的思想引导和政策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参观、访问、开座谈会、办展览会等，使广大民革党员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从而凝聚思想政治共识。在日常工作中，任崇高带领民革江苏省委会的机关工作人员广泛了解民革党员的个人情况和思想动态，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帮助。在任崇高的带领下，民革江苏省委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套“培养骨干，鼓励先进，带动一般和多做代表性人物”的工作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全省广大民革党员的思想觉悟显著提升、作风面貌焕然一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热情空前高涨，民革各项工作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1961年7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任崇高在主席台就座并代表江苏省和南京市各民主党派致辞。1974年1月4日，任崇高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1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任崇高先生逝世”的消息，介绍其生平并表示哀悼。

三、继承发扬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光荣传统

任崇高一生爱祖国、爱人民，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听党话、跟党走，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曾与任崇高在新四军淮北根据地共事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瑞龙对他做出了高度评价。1943年，时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的刘瑞龙就指出：“任老（即任崇高）组织上虽然未加入党，但思想上老早就和我党一路奋斗，政治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1986年刘瑞龙为《淮北中学专辑》作序言时又提出：“任崇高老校长，对办好淮北中学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要突出写一下。他是和我们党长期密切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称得上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从参加辛亥革命开始，任崇高以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和奋斗历程，很好地诠释了多党合作事业的优良传统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责任担当：一是坚定政治立场。任崇高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和信仰马列主义，并从此终生信仰不曾动摇，哪怕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乃至危急时刻，任崇高都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二是践行群众路线。任崇高早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后来因统战工作需要，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而留在党外工作，但他一直以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从事革命教育工作时，任崇高作为校长和领导干部，始终坚持与广大师生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共同劳动、并肩战斗，充分展现了人民教育家的崇高风范。三是坚守初心本色。无论是在民主革命的历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任崇高始终坚定不移地追随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即便面对艰苦环境、重重压力，甚或身处险境，他都能坚守合作初心，做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外领导干部，任崇高的职位不断提高，但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着一贯的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任崇高先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将永载史册，永远激励着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承传统坚守初心，接续奋斗担当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砥砺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系民革江苏省委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盐城师范学院新四军研究院综合办公室主任、盐城地域文化与社会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