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钱仲联先生

---

　　　　　　　　　　　　　　　　　　　　　　马亚中

　　民革党员、当代著名国学大师、清诗功臣钱仲联教授于去年12月4日逝世，享年96岁。为纪念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特刊发其弟子马亚中教授的回忆文章，以资纪念。

　　2003年12月4日12点18分，我的老师钱仲联先生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享年96岁。当时我草拟了一首挽联：诗海文潮教泽宏施同沾化雨，欬珠德露音容顿隔空仰高山。试图概括仲联先生一生对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以及他生前对我们的关爱和栽培，并抒发我们沉痛的心情，但是如此简陋的联语又怎能反映先生成就之万一，又怎能充分传达我们与恩师永别的伤心!

　　回想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20多年前，那时先生的家在苏州十全街的一座旧宅大院内。幽长昏暗的夹弄是旧宅所有人家唯一的通道，先生就栖居在夹弄中部右侧的一间破旧小楼上。我去先生家，是奉辅导员之命去帮助搬家的。由于要搬家的缘故，先生的陋室内搞得非常乱，堆满一捆又一捆的书刊。家具除书橱之外，就是几张床架子和几只油漆剥落的旧箱旧柜。

　　先生个子比较小，外貌清癯，满头白发。他坐在一张板凳上看着我们搬东西，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很少说话，偶尔吩咐帮着我们收拾东西的师母几句。那时师母的耳朵还很灵，所以先生说话的声音也较轻。

　　之后，有两年多时间我一直很少有机会去拜见先生。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后，先生被国务院破格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土生导师，当时江苏省内文学方面只有先生与唐圭璋、程千帆、任中敏四人同享此殊荣。1981年下半年我在本科即将毕业的时候，就下决心要报考他的研究生。非常幸运的是，我终于如愿以偿。这时有好心人告诉我说先生的脾气非常大，一不称心就要发火骂人，须时时小心。然而。在我从学6年时间里(先是硕士生3年，继而博士生3年)，我虽曾目睹过先生一二次发火场面(的确如炸雷一般厉害，使人很难相信在这么一个矮小的老人躯体内竟充溢着如此巨大的激情)，却从未亲身挨过先生的骂。相反在我的印象里，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感情，宽大为怀，能平易待人的长者，决不会乱发脾气。当然他治学极其严谨，指导学生也极其严格，一丝不苟。每星期有好几个半天，他都要亲自授课。即使大病初愈，也不会停止。而且即使身体虚弱已极，一上起课来就精神焕发，滔滔不绝。他上课几乎纯用老常熟方言，且语速极快，语调随感情而抑扬起伏。兴奋起来，还会拿几首诗文来吟唱，外地学生一开始往往接受不了。他虽为我们讲明清诗文，却常常广征博引，涉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先生授课从不用讲稿，也不开中药店，而是神思飞扬，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左右逢源。高兴时手舞足蹈，馨欬横飞，吟哦之声不绝，我们总是听得如痴如醉。熟悉他的人几乎无不惊叹他的博学强识。我有时常想，这么一个小小身躯里的学问怎么会像茫无涯际、莫测高深的大海一样永远不会枯竭呢!

　　先生为我们开出的必读书目常常是一长串，而且都是限时限刻要读完，到时他要检查笔记，打不得马虎眼。当时最使人苦恼的是望着眼前一大叠一大叠的线装古籍，盘算着何时才能读完。坐在图书馆里，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升起一种苦海无边的感觉。但是不管是夏天长脚花蚊的轮翻攻击，还是春秋窗外树梢上小鸟自由的啼唤，都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被漠视了。就这样，在先生的指导下，从清初到清末一大批作家如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屈大均、朱彝尊、王闓运、张之洞、易顺鼎等大大小小百余家诗文集，终于都啃了一遍。现在回头想想，当时若无先生那一长串书目，若无发源于先生的那无形的压力，是很难读些书，写些东西的。其实先生的这种教学方法是传统教学的特擅之秘，先生童蒙时代也就是这样来接受教学的，当然要比我们更加的刻苦。

　　据先生自传所载，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祖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二甲进士，与曾国藩为同年。后娶咸丰体仁阁大学士公翁心存之女翁端恩为妻，是光绪维新名臣翁同龢的姊夫，曾任国子监司业。钱振伦是晚清著名骈文家，曾注《鲍参军集》、《樊南文集补编》、《示朴斋随笔》等。先生的祖母翁端恩也擅长诗词，叶恭绰曾选其《簪花阁词》入《全清词钞》，徐世昌选其诗人《晚晴诗汇》。先生祖籍为浙江湖州，后迁居常熟，住引线街，有老屋三进，是先生祖父客死他乡后翁同龢购赠他祖母的。先生生于常熟，长于常熟。室名“梦苕庵”，乃因祖籍湖州有苕溪，是饮水思源之意。先生的父亲于光绪年代随同其堂兄钱恂到日本留学，钱恂时任留日学生监督，随他到日本留学的有先生的堂叔钱玄同、堂兄钱稻孙、钱燧孙等人。先生的母亲是常熟人，是近代著名诗人沈汝瑾的堂妹。先生四、五岁时，常依母怀，听母亲柔声唱吴语山歌、吟诵唐诗、讲弹词故事。先生在小学读书时期，每天放学回家后，就在父亲督责下自学。他父亲虽为日本留学生，却不教他读日文，偏要他读祖父的藏书，并要他抄写祖父的著作稿本。作为课余作业，抄完一部又一部。就是在这看似笨拙且艰辛的学习过程中，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并且也为先生成为现当代著名旧体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学养。先生十五、十六时就读的师范学校校址，原为翁同龢的锦峰别墅，“面临湖甸，烟雨迷茫，背负青山，鸟鸣泉响，水石草树，廊榭池台，花朝月夕，光景如画”。深厚的家学渊源、优越的人文环境，秀丽的绿水青山，陶铸了先生烂漫的诗才。其诗歌自然发唱惊庭、一鸣惊人了!

　　先生十七岁师范毕业后，又经他姑丈俞钟銮的介绍，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读书。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出于翁同龢门下，是近代著名的理学家、古文家、教育家，曾担任国立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校长。早期无锡国专的教学方式类似旧时代的书院，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旁及《说文》、《通鉴》和先秦诸子。义理、词章、考据，学生可以就性之所近而有所选择。期间唐文治先生又曾派先生与唐兰、王蘧常、吴其昌、毕寿颐几位同学，先后到苏州从汉学家曹元弼学《仪礼》、《孝经》。唐先生对学生除传授学问外，尤重视道德教育，以身示范，礼堂中有联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对国专学生人格的形成具有深广的影响。

　　十九岁先生从国专毕业，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其后70多年，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专、南京中央大学、常熟支塘师范学校，常熟县沙洲中学、扬州行政干部学校、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直至现在的苏州大学。在这漫长坎坷的教学生涯中，先生的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大放异彩，且经久不息。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先后担任过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苏州大学近代文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先生的教学生涯，尤其是在无锡国专、常熟诸校以及苏州大学的种种事迹，黄汉文、王永健、朱子南、吴正明诸先生，以及钱门研究生的多篇忆学文章(均收入拙编《学海图南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已有生动的记录，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先生一生著作等身，著有：《人境庐诗草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补注》、《剑南诗稿校注》、《海日楼诗笺注》、《梦苕庵论集》、《梦苕庵诗词》、《梦苕庵骈散文》、《梦苕庵诗话》、《清诗纪事》等30余种。大体可归为四类。一为笺注，一为选学，一为论说，一为创作。

　　先生的笺注之学精深博大、严谨完备，已被学界视为典范。他的笺注著作，可分为二类，一为创注，如《人境庐诗草笺注》、《剑南诗稿校注》、《海日楼诗笺注》；一为集注、补注，如《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补注》等。创注往往是前无古人、空所依傍。如《人境庐诗草》，自钱注出，始精当完备，享誉海内外。成书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仍不见后来居上者。《剑南诗稿》可能是清以前最浩大的一部诗集，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历经七个世纪，并无人为之作全集的笺注。先生的《校注》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创辟。此书一出，立即引起海内外文学研究界的高度重视，曾在全国古籍整理图书评比中荣获大奖。而《海日楼诗》则是有清学人之诗的杰出代表，典实琳琅，且哲思妙理溶含其中，让人难于索解。为海日楼作郑笺，比起注陆、注黄来更艰难得多。先生四十年代初侨居上海时，穷五年之心力，终于注成初稿。创注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准，堪称当世之巨擘。

　　而集注、补注，要能拾遗补缺，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更为不易。以《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为例，先生在方崧卿、朱熹、顾嗣立、方世举等家校勘笺注的基础上，又用七种宋、元、明善本作校勘，采集唐宋至民国二百三十七家论述，而时有新的发明，新作补释近一千二百条。

　　先生笺注重点，尤重视对作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发掘和文学师承关系的探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生的笺注既是对作家作品的诠释，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学的诠释。

　　先生所选择的笺注对象，大多在文学和历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黄遵宪不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且在近代变法改良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在晚年趋向于革命派。而陆游也是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透过笺注这一学术面纱，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学者的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鲍照在中国诗歌从五言向七言过渡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韩愈不仅文起八代之衰，开辟了古典散文发展的广阔空间，他的诗歌也同样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开启了宋诗的先河；而黄遵宪则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巨子，最早开始了诗歌革新的探索；沈曾植的诗歌则集中体现了古典诗歌发展到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学者化特点，诗来自民间，至此却走进了学人建造的象牙塔。所有这些诗人，都是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先生正是通过对这些关键人物创作的诠释，展现了他的文学史观。

　　中国人对文学作品向来缺乏理论解析的兴趣，而特别注目于文学作品有机整体的混沌性。古人认为文学的妙谛是无法言传的，只有通过对整体的阅读来感悟。先生之重视选学与这种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把许多被文学史家所淡忘的，或者说被丢失的一个时代的作品，通过他的选学又还给了读者。他对宋诗、清诗、清词(包括近代诗词)的选注和大力称颂，显示了他独特的眼光。由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采录诗人六千余家。此书出版后，多次荣获全国性图书评比一等奖，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先生的论说，则展现了他学术的又一个侧面。从他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梦苕庵论集》中可以看到他敏锐深邃的理论目光。他在许多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开创的性质。许多结论，历久弥新，至今无人能够突破。他关于清(近)代诗词作家的系列“点将录”，则集中体现了极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在当代特别值得关注。

　　由先生的论说，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治学绝不限于文学一隅。《梦苕庵论集》中《读宋书札记》、《读北魏书崔浩传书后》、《论沈曾植》等，都是史学论文。先生在经学方面，也是功力深厚，他为岳麓书社选十三经精华，举重若轻，正可谓厚积薄发。

　　而先生在旧体诗文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先生少年时代的梦想也许是成为李白、杜甫，而不是郑康成。他九岁开始学诗古文，十五岁开始存诗，到三十岁时出版《梦苕庵诗存》，已经名满天下，与他的师兄王瑗仲一起被誉为“江南二仲”。解放以后又曾得到诗人元帅陈毅的盛赞。其集中名篇如《湖上杂感四首》、《胡蝶曲》、《国军撤淞防，感书一百韵》、《闻平型关大捷喜赋》、《西征八首》、《阳朔舟中四首》、《丙辰春感八首，四叠少陵《秋兴》韵》、《丙辰秋兴，五叠少陵韵，自中秋重阳前成之》、《后胡蝶曲》等皆脍炙人口，其意境之幽邃精致与唐之王、盂、韦、柳、明之阮大铖、清之厉鹗，一气相通；用典之雅丽精严似玉溪生，广博深新似东坡、山谷；想象之瑰奇高远，又得昌谷神助；情感之回肠荡气，则在黄景仁、王昙“伯仲之间”；而表现技巧之丰富多样，又能兼钱谦益、吴伟业、黄遵宪之所长。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既是先生一生之史，也是先生所经历的时代之史。诗古文外，先生还擅长词与骈文。尤其是骈文，当今作手又有几人?现在斯人已经长逝，我们不知是否还能看到旧体诗文所闪耀的光辉。

　　先生一生除读书创作做学问外，可以说没有任何爱好。不吸烟，不嗜酒；一生过着极为简朴的学者生活。平时饮食也许最喜欢吃的就是师母为他做的红烧肉，文豪中喜欢吃肉且吃出名气来的，首推苏东坡。诗云：“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声来不断，睡味清且熟。”而师母烧红烧肉用的就是东坡的古法，特别讲究原汁原味，所谓“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像先生做学问一样，没有半点投机取巧。师母是一位大家闺秀，知识女性，长先生二岁，与先生从小青梅竹马。先生二十岁时，两人结婚成亲，直到先生九十岁时，师母才早先生而去。整整七十年，两人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历尽风霜。先生临终前也一定要睡在师母病逝前的床位。现在先生安样地离去，也许是他与师母相会于九泉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但是一代文星陨落的悲哀却永远难以补偿。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