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杭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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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　珉
　　
　　岁月匆匆，杭老离开我们已十九年了，他那忠厚长者的慈祥笑容却一直留在我心中。每当我遇到杭老的公子杭树欢同志时，总会想起杭老以及杭老生前对我的教诲和提携。若是在宴会上与树欢同志“碰杯”时，我总要多敬他一杯，说声“这一杯是敬杭老的”，以表达我对杭老的景仰与思念！

　　杭老长我十岁。我已年满九十，自然会联想到：今年是杭老的百岁诞辰。杭老波澜壮阔的一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很多。其中，哪些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一）

　　我和杭老相识于南京军事学院。1950年底，我在学院训练部考核科当干部时，在工作中得知杭老是原陆军大学教务处长兼兵学研究院中将主任，代教育长。在陆大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他又是陆大重庆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但我们没有“面对面”接触过。直到1953年我调“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当军事教员时，才和他在一起共事。那时杭老是第一组教员组长，我是第二组组长，两人相处融洽。最初只是一般同事关系，后来，对他的为人处世、学术造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渐产生了理解、同情和敬重之情。最难忘的有三点。

　　一、评级和职务安排

　　1955年，非党军事教员按国家高等院校教授条例评定级别时，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元帅在大会上说：“在我们这个最高军事学府里，应该多拥有一些梅兰芳式的名教授”。可是学院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团的总顾问却认为：最高只能评“高教四级”。刘帅顾全大局，总顾问一言九鼎。数百名军事教员评级的结局：一、二、三级空缺，“梅兰芳”没有脱颖而出。评“四级”者寥寥无几。多数是“五、六”级，少数为“七、八、九”级。杭老的德、才、资条件虽好，也不可能突破“高教四级”这个硬杠子。我虽被评为“五级”，实际上我的军事学术水平与杭老相差甚远，可说是“望尘莫及”。在行政职务安排上，非党军事教员中也有好几位当教授会副主任的。杭老的条件并不在他们之后。

　　所有这些，杭老本人都毫不介意。我从未听到过他有什么“不平不满”的言论。只见他镇定自若，满面笑容地与组里同事一起，白天忙上课，晚上忙备课，像刘院长说的那样“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辛勤工作。当时完全采取苏军的教学模式和教材，与我军实际差距较大，给教和学带来很大困难。杭老竭尽其才智，授课极受学员和领导欢迎，并多次完成军事演习任务。1953年被学院授予优秀教员乙等奖。当时，获此殊荣的非党教员屈指可数。

　　杭老何以能有这样好的心态？他对我说：一是他对学院创办初期，存在的一些难以避免、不尽如人意的客观情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二是他多年来在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人生途中，形成的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价值取向和满腔爱国赤忱。因而能够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知彼知己，无往不胜。这一点是最主要、也是最令我敬佩的。

　　二、肃反

　　1955年“肃反”运动中，杭老突然被人诬告说陆大起义是“假起义”，因而遭到隔离审查。在漫长的被审查期间，杭老实事求是地向党交清自己的历史，对无中生有的政治陷害始终坚决抵制，拒作违心的检讨。他相信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政策，不会冤枉好人。在此期间，杭老的夫人郭云飞师母（正患癌症，住院治疗）曾托我带过几次换洗衣服和日用物品。1956年，终于水落石出，陆大起义被肯定。杭老平反获释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后，被安排到战史教授会任教。他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新中国的军事教育作出贡献。

　　杭老何以能有如此正确的态度？他对我说：一是他能换位思考。如果真的是“假起义”，那对党和国家安全危害太大了，怎能不认真把问题搞清。隔离审查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二是组织上澄清问题后，会更加信任我，既然已纠错，又何必再埋怨。三是举报人是我的门生，彼此无仇无恨，可能是害怕批斗，为了蒙混过关，才胡编乱造，应予谅解……。杭老在危难面前这种坚持真理、相信组织、冷静分析、大度能容的品格，一般人很难做到。

　　三、转业

　　1958年底，由于海峡两岸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杭老转业地方工作，被安排到省政协机关任对台工作办公室副主任（1953年杭老已任省政协常委）。转业前，人事部门要他“服从分配，不要问理由”。杭老坦然回答说：“陆大重庆起义的初衷是为新中国保存一批国军的优秀军事教育人才。我已官居中将，如果是想往上爬，早就到台湾去了”。他想通了：组织上要他离开自己从事多年的军事教育专业，到政协去做比较清闲的工作，并非为了“养老”，而是要他在祖国统一事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台湾朝野政坛中的中、上层人士，有不少是他在陆大的门生。这就是要他转业的“理由”，当然无须再“问”了。杭老头脑之冷静，襟怀之坦荡，确实令我叹服。

　　1958年春，我因言祸罹难，下放苏北农村监督劳动。两人从此天各一方，不通音讯二十余年。《三国志》中，东吴老将程普对周瑜的为人评价说：“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这句名言，用来概括我与杭老在军事学院相处的情谊，我认为再切贴不过了！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雨过天晴。1979年秋我重返南京，分配到江苏省民革机关任秘书处处长（后任副主委兼秘书长）。不久，杭老由省政协调省民革机关主持工作。后来因主委廖老长病在家不能问政，杭老实际上是代行主委的职权。我与杭老两人志同道合，如鱼得水，配合密切，无话不谈。当年的形势，百废待兴，举步维艰，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中青年可以想象的。八年中，杭老为恢复民革组织、开展民主党派活动付出了大量心血，成绩突出，并为后来省民革的壮大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首先抓机关建设

　　八十年代初期，省民革机关先后充实了一批没有党派工作经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为使他们尽快地成长起来，成为懂政策，有能力、能吃苦、好学上进的称职干部，杭老采取了既宽厚又严格、“爱人以德”与“恨铁不成钢”溶合在一起的方针。比如：审批干部草拟公文稿件时都要逐字逐句斟酌修改，甚至退回重写；对干部在工作中的失误，他总是先分析原因，是由于经验不足，水平限制，还是责任心不强，然后区别对待；因杭老和我对机关工作要求过于严厉，干部中因一时不理解免不了产生抵触情绪，杭老总是在会上心平气和地解释何以如此要求的道理，以消除同志们的怨气；更重要的是杭老对自己无论大事还是小节，都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当时民革机关内部充满了既严肃不苟、井井有条而又团结和谐的气氛。民革干部在统战系统的口碑也非常之好。每年省政协开大会，都希望民革多派几位去帮忙。杭老对我说：“要多少，派多少。政协是各党派组成的，我们应积极支持。开大会是锻炼和考察干部的最好机会，关门上锁，全部出动才好”。

　　二、协助党落实政策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大规模拨乱反正，中央政策英明，但中间有些梗塞，基层思想不通、财政困难，阻力大。民革成员中需要落实政策的案件特别多，杭老当然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首先是教育机关干部。杭老规定：一，起义和特赦、宽释人员已成统战对象，除了民革成员，凡是原国民党人的案件也同样受理。他说：“这些人挨整多年，宽释以后原单位已不存在，又无别的途径，才来找我们”。二，对来访者首先要有同情心。饱汉不知饿汉饥，哪里会有责任心？！因此在接谈时，先要请对方坐下，倒上一杯茶，消除人们怕进机关大院的恐惧感和自卑心，然后慢慢问清案情。凡是符合政策的就接受下来，不符合政策的也要慢慢给予解释并指出如何另找出路。不能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态度，三言两语，敷衍了事。三，“申诉书”是办案成败的关键性文件。如果由于当事人不懂政策，事实写不清，道理说不明或欠妥之处，我们应帮助修改，不能原封不动照转。四是要一抓到底，反复据理力争，不要轻易半途而废。因为我们是在替党和国家为蒙冤受屈的人民作好事，应当满腔热情、理直气壮、善始善终地去做，不要怕麻烦。

　　其次是亲自出马解决老、大、难案件。由于各种原因，遇到机关干部尽了最大努力，仍然久拖不决的案件，杭老经常是利用开会的机会，在省政协主席办公会、省统民主党派主副委会及省人大常委会上大声疾呼，不说套话，据理力争。遇到需要通过省委帮助才能解决的，他就亲自给省委对台办打电话，最终使案件迎刃而解。比如：常州市起义的原江苏省保安副司令、黄埔一期生蒋超雄。他被错判死缓，平反出狱后，月领生活费四十元，被没收房产未发还，没有受到适当的安排，在杭老的支持下蒋老向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反映后，才得到落实；徐州市对由台湾起义回大陆的原凤山军校二十六期生、退役少校张玉亭的处理安排欠当，违反中央对台政策精神，久拖不决，杭老为维护党的威信，命我以民革名义向省委副书记孙颔同志写一份越级报告。一周后，当事人来民革表示感谢，说问题解决了……诸多老、大、难案件在杭老的亲自过问下得到解决，不胜枚举。

　　杭老何以能这样有胆有识，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他认为：他很珍惜党对他的信任，不这样做，对不起“民主党派领导人”这个职称。我认为：这也与他在复杂曲折的人生旅途中，饱尝了人间甘苦的经历有关。真心爱民，故能无私无畏。也是他忠厚长者高尚品格的必然体现。

　　其三是舍己为人。杭老对别人落实政策不遗余力，很积极。对自己个人的问题则相反，淡然处之。他的住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军代表挤占，省统多次出面干预，拖到1980年才得到落实。强占者搬走时，把卫生间设备全破坏，杭老一点也不生气。上级来文调查发还“文革”中被抄家物品时，他虽然手中有“红卫兵”的收据，却对我说：“难度很大，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一些不值钱的东西，秘书处不必填表上报了。”我当时并不在意，现在回忆起来，杭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视身外之物为粪土的心胸是多么宽阔，真不失为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气度。

　　三、开展民革社会办学

　　七十年代末，大批插队知青回城，他们渴望重新就学，找回自己失去的求知的青春。少数幸运者考入大专院校深造。多数人连初中文凭也没有，即使政府已安排了就业，也需要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在这样客观情况下，民主党派为了“拾遗补缺”，社会办学应运而生。杭老先以人文荟萃、工作先进的苏州市民革为试点，成功创办了中山业余学校。紧接着，全省各市民革的中山业余学校都有声有色的办起来了，成为当时民主党派为社会服务的一大亮点。学校创办初期的条件极其艰苦，非常困难。杭老建议借鉴浙江的经验：一无资金，“以学养学”，学生的学费是唯一来源；二无校舍，租用中、小学校现成的教室和办公室，因此上课一律是在夜间；三是师资不足，除了民革成员中的在职或退休教师外，就到各大、中学中聘请。有人问：民主党派中，民建有办学传统，黄炎培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闻名海内外。民盟、民进组织中有的是教师。为什么他们不办，反而由民革首先办起来？杭老睿智、充满信心地回答说：民革成员主要是由原国民党民主派的人士组成，文官县长以上，武官营长以上，统领过千军万马，每个人都有“独当一面”的魄力。组织和管理能力都很强，有事业心，只要有一颗爱国的红心，什么事都办得成。这就是民革办学的优势。

　　时光过去二十多年了，今天江苏民革办学成绩在民革全国三十个省级组织中，高居榜首。苏州、徐州进修学院建成新校舍，淮安军星科技学校被评为“全国民办百强学校”。截止2006年，全省累计毕业学生达46万，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作为江苏民革办学创始人的杭老，九天有知，当开怀大笑了。

　　四、超前开展黄埔校友活动

　　1984年，以徐向前元帅为会长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1985年春，包括苏鲁、皖、赣四省的“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在江苏省政协礼堂成立。同年六月，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代表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以前，在不是黄埔出身的杭老主持下，江苏省民革机关早已组织在宁黄埔校友活动，时间长达四年之久。此项超前活动的起始缘于1981年春，中共江苏省委对台办戴为然主任与主委廖老探讨民革如何进一步挖掘潜力，开展对台工作，命我草拟一份“建议在南京组织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提案。由民革中央通过媒体以《内参》形式送达中共中央高层审阅并口头指示：“可不定期组织活动”。

　　从此以后，省民革机关在祖国统一工作中就把它列入议事日程。从1982年开始，每逢中山先生诞辰和忌日，以及黄埔校庆纪念日，机关都要组织在宁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中的黄埔校友200余人，乘坐出租大客车到中山陵举行谒陵、座谈，瞻仰中山陵园内北伐战争时代的所有革命先烈遗迹等活动。杭老主张座谈会上少讲空话，应以更多的时间让校友们自找对象，边喝茶，边谈心。既增加了校友们对两岸形势及中央对台政策精神的了解，又联络了同学间的感情，一举两得。效果很好。

　　随着这一活动的深入，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中新社》记者来民革采访，我们曾发表了一篇由廖老领衔各期校友共十三人签名的《致海内外黄埔校友的公开信》，呼唤把黄埔同学组织起来的日子早日到来。

　　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筹备期间，杭老受省委统战部的委托，提出了领导班子江苏方面的人员名单，因他人事熟悉，所提名单均被采纳。足见杭老向党推荐人才之独具慧眼和大公无私，经得起时间考验。后来杭老又推荐我带领省民革机关干部参与筹建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各方好评。这一切归功于杭老对我的教导和培养。杭老不是黄埔为何对黄埔“情有独钟”？首先是他有满腔期盼祖国早日统一的爱国情怀。其次是他在省政协做对台工作多年，深知黄埔同学在祖国统一中真正的价值和作用。其三是陆大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出身，海峡两岸的陆大门生对他都尊崇备至，由他出面，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也愿为之全力以赴、乐此不疲！


　　总而言之，杭老生前是我的领导和同事，也是我的师长和挚友。两人相处时间短，相知深、感情浓、受益多。他这种爱国忧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民革组织的政治素质，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大智若愚、大度能容的高尚品德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廉政勤政精神，使我深深地感动，永远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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