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只为父亲下了一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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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济威
　　
　　父亲张了张嘴，终于开口了，济威，能不能先为我下一碗饺面。父亲所说的饺面就是当时在东关一带小有名气的大众饺面，是大众食堂陈师傅的拿手绝活。那时，味精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讲还基本陌生的时候，大众饺面专用河虾籽调料取鲜。所不同的，别人将虾籽放在碗里而陈师傅是将虾籽放在面锅里煮，煮的时间越长，面汤就越鲜。难怪，身为湖南人的父亲也喜欢扬州的饺面，隔三差五地利用抄书的钱也去下一碗面打打牙祭。

　　父亲一生，长年跃马横戈，参与过古北口、台儿庄、新墙河、长沙保卫战等几个大的著名战役。战事虽紧，而勤奋学习之精神，始终不懈。他随身行李，除被褥之外，总是以书籍为主。戎马倥偬之余，即批阅揣摩，手不释卷。对书法的兴趣也很浓，只要有暇，临池挥毫，字体兼颜、柳之长，端庄遒劲，颇具功夫。由于父亲爱好书法、诗词在军中颇有名气，因此，素有儒将雅号之称。

　　父亲工诗词，善书法，原以为在那个年代不能当饭吃，然而，困难时期居然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古籍书店人的负责人慕名找上门来，请父亲帮忙抄写一些我们弄不清的东西。其实，那是古籍书店的负责人有意在帮父亲的忙。当然，隔三差五的也给一点报酬。父亲就将这有限的辛苦费留着自己零用，下下面、洗洗澡。文革期间，古籍书店亦难免浩劫，当然，也断了父亲抄书的后路，父亲已经多日没有钱下面了。刚好，我接到了下放通知，有了几块钱的补助。所以，父亲第一次向自己的儿子开了口。当然，也没有忘记对下面钱的交待，父亲说，面钱你先垫着，等日后再有书抄时挣到钱就给你。

　　那是1969年初秋的一天，我很快就要下乡了。已是工人阶级一员的母亲疲于生计，每日要步行到七八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上班，尽量多挣点钱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因而抽不出时间为我准备下乡的物品。其实，经过文革以来的反复闹腾，家里的日子已是捉襟见肘，委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准备的了。考虑到天气转凉，父亲颇费一番踌躇，决定为我改一件棉衣：将父亲自己穿的黄呢军衣改成我可以穿的棉衣。以前，这件军衣一直由我父亲自己穿着，当然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才穿。因为，那件军衣上口袋处曾经留下过日本人的弹洞。那是在洛阳战前的一次途中，突然，看到一位老妇女在草堆旁痛哭，父亲赶紧叫警卫员去问个究竟。老妇人说，她的儿子去打鬼子了，媳妇刚刚生养，可家中连粒熬粥的米都没有，不得已，只有忍痛将正在下蛋的鸡拎到镇上换了两块大洋，当用钱买米时，米店老板说大洋是假的，老太婆由此悲痛欲绝。父亲听后，伤感不已。叫老妇人将两块假大洋给了他并顺手装入军衣的上口袋中，然后叫警卫员给了几块大洋给老太婆，叮嘱老妇赶紧买米、熬粥，照应做月子的媳妇。

　　接下来，在与鬼子激烈的遭遇战中，一粒流弹正好击中了父亲的胸口，当随从人员感觉父亲有可能意外时，父亲却自己站了起来。原来，这粒子弹击中的地方，恰好被两块假大洋挡住了，只是军上衣口袋处留下了一个圆洞。战后，父亲将这段传奇告诉母亲，母亲说，可能那老妇人是菩萨化身来保佑你的。是的，说来也怪，八年抗战，打了多少恶仗，父亲身上居然没有一处伤疤。所以，这唯一的军衣在解放后没有上缴，一直保存在家中，直至文革。

　　十七岁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后改为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毕业后参加过北伐的父亲，过早的离开家庭，没有亲人身边照顾，缝补洗濯全靠自己，因而对针钱活多少有点讲究。当我准备为父亲去下这碗面时，父亲正戴着厚片的老花眼镜，一双不再结实的大手对着阳光在穿着针线，已经翻开的黄呢军衣里面衬了一件旧的单衣做里子，中间夹了一层薄薄的棉花，然后再用针钱将呢衣与单衣连接起来。我没有想到改制棉衣就是这样的简单。然而，我并不欣赏父亲的这份情意，甚至还认为是多此一举。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望着父亲，细看，父亲真的苍老了。一件已经穿了多年的黑色夹衣，浑身上下到处是麻纱细眼，不经易一捅就能捅出个洞；一长条父亲自己缝在领子上的补丁清晰可见父亲的粗针马线，父亲的面容却由此被衬映得更加憔悴。64岁的年龄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一边高一边低乱蓬蓬地记录着人格尊严遭受的耻辱也烙着文革鲜明的印记。看得出来，父亲的健康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

　　平日里，我与父亲的感情总觉得有一定的距离，犹如中间隔了一层薄雾。我怨他从小就将我送入私塾去读那枯燥无味的经书，还说什么，长大后你就会知道读了这些书的益处。八九岁时，我自认为熟读了三国、水浒、隋唐演义等古典名著，经常在人面前卖弄其中的很多故事时，父亲又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大人的面指出我的许多不是，由此我很反感。印象中，我幼年的生活没有过什么乐趣，经常感到孤独和寂寞，感到自卑和屈辱。我因为厌烦那些无聊的书，不时会从家里的抽屉里翻出几个硬币去东关城门口的小人书店看小人书。有时，一看就是一天，甚至忘了回家吃饭，因此，将父亲气得真是可以。于是，有好几次父亲发狠要打我。一次，还真的特地从外边找回几根柳条，看到小指头粗的柳条，我当时有点发怵了。可父亲发了老大一顿火以后，只是将柳条高高的举起，又轻轻的落下，略为在我屁股上扫了一下就住了手，还叹了口气，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

　　阶级斗争开始疯狂的年代里，大哥二哥与我开始受到了牵连，两个妹妹年龄虽小也未能幸免。我们不由得将受到的影响牵怒到父亲身上，从而交流就更少了。平日里，我很少与他在一起，上街时也总不愿意与他走在一道。尤其是文革期间，父亲衣服后面贴了一块具有时代特征的标签后，人前人后的我更加感到无地自容；有时两个妹妹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家，不自觉的又将大不敬的言语抛向父亲，因此，父亲更加沉默了，彼此交流更少了，他也更加苍老了。

　　看了父亲苍老憔悴略带浮肿的病容，我无法将他曾经八年抗战曾经是数万人部队的将领联系起来。忽然间我的心酸了，我迅速地拿起一只茶缸子，那个年代特有的那种茶缸子去尽现儿子的良知。

　　大众食堂的饺面生意出奇的好，每天下午四点一过，面摊的案板上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茶缸子。大大小小高低不一的茶缸上全部印着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字样，俨然工农兵学商的阵地。看到那么多的茶缸子，我突然有了生怕今天下不到面的恐慌。

　　只见陈师傅的助手麻利的用带着嘴子的酱油茶壶飞快的为每个茶缸子浇上酱油，刮上荤油，挨个儿撒上蒜花、胡椒，面锅已经沸腾了。看到陈师傅开始用大水端子依次浇汤，我不由得指着我的茶缸：师傅，请多搁点汤。

　　看到我真的将面下回了家，父亲放下针线活，用微微颤抖的大手接了过去，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看到父亲专注地享用着，脑门上还沁出了汗珠，不由得我也感觉到一种欣慰、一份满足。我那里知道，这是今生为父亲下的唯一一碗面。

　　没有几天，我就走了，同去的知青全部集中在渡江桥码头，一起乘船到邵伯然后换乘镇淮长班去水乡的农场。母亲特地请了半天假送我，父亲坚持也要去，我们拗不过他，只得由他了。父亲帮我拎着背包，背包里揣着父亲为我赶制的棉衣，一路步行到渡江桥时，我生怕知青们认出父亲彼此尴尬而放慢了脚步。母亲意会我的心情，劝父亲到先回。此时父亲也不勉强了，只得转身先回家了。我望着父亲渐去渐远，仍旧贴着时代标签过早衰老的背影，不由得一阵心疼。

　　船开了，沿着古运河缓缓的行驶着，平静的河水被推涌出层层浪花，我倚着船栏心如浪花翻腾。说不清是庆幸自己终于离开只有窒息屈辱的家庭还是对那个未知前途的疑虑。船行到东关城门口时，那也是我住了十多年，儿时经常在那里玩耍的地方。突然，我看到父亲拄着一根拐杖，立在码头中间的园台上眺望着。当他看到船来，看清楚我倚着船栏目光朝岸边寻找什么时，向我挥了挥手。我隐约地看到他的嘴在动，不知喊了什么，轮船上老式蒸汽机发出的突突声响掩盖了父亲的呼喊，瞬间，轮船便无情地从父亲的身边驰过，看到在溲溲凉风中凄惨父亲的面容，我禁不住流下了平生第一次眼泪。

　　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有距离的告别居然成了我与父亲的诀别。到农场后，显赫的家庭出身很快使我被打入另册。那是缘于自信，以为到了新的地方一切就会过去，竟忘了自己“应该自卑”的身份，以致很快受到了不仅来自当地造反派也来自同去知青的冲击。过度的歧视使得那个冬天特别的寒冷，父亲为我改制的棉袄终于发挥了作用。我穿着它、暖着心，渡过双重的严冬，迎来了春天。但父亲终于没能捱过寒冬的最后片刻，走了。电报发到农场时，造反派的革委会负责人，面对着全会场狂热的群众用高音喇叭读了电报内容并当着数千群众的面问：“你划清界限的时机来了，你看着办吧。”从而，我失去了向父亲最后道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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