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赤子心——忆我的爷爷、爱国老人徐伯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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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冲冲

　　我的爷爷徐伯璞老人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他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偶然整理旧物，发现爷爷遗存的书画整理手札，不禁睹物生情，想起在爷爷身边生活的件件往事，当年的“二东庐”（原中央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胡小石为其起的斋名。因爷爷是山东人，奶奶是广东人。）那间虽不大却很温馨的书房及书房外松柏常青、修竹常翠的小院，想起有些驼背的爷爷在作画或浇花的身影，还有他与我说话时的慈祥神情……

　　爷爷徐伯璞，1901年出生于山东肥城，从小受家庭影响，酷爱字画。青年时，他目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奴役与压迫，心中立下救国、富国、强国的志愿。爷爷参加过北伐革命，1927年秋东渡日本求学，考入明治大学学习教育。“九•一八事变”爆发，爷爷愤然离开日本，不乘日本客轮，转而从横滨乘坐美国货轮回国。归国后从事教育工作，翌年即任山东省正谊中学校长。1933年，他曾以山东人民代表的身份前去喜峰口、冷口慰问抗击日军取得胜利的宋哲元与商震的部队。1934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督学。“七•七事变”后，他率山东省青年学生入川，冒死保护北京故宫博物院抢运到重庆避难的文物。

　　　　　　　　　　　　　　　　　　　翰墨传情书画会友

　　记忆里，爷爷一直红光满面，精神矍烁，语言流畅，只是蹉跎岁月、坎坷经历导致背驼，听力稍差。仍然在“二东庐”内由我们孙儿们陪伴安度晚年。我是他的长孙，自然与爷爷接触更多，聊的话题也更多一些。爷爷擅长画山水、晚年主画松竹梅。他画的松柏古朴虬劲、傲然屹立，竹子挺拔节长、临风不倒，梅花粗干细枝、洒脱飘逸，别有旷野情趣。爷爷常和我说起“做人就要像松竹梅”。

　　爷爷因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的特殊身份得以与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吕凤子、胡小石、林风眠、李苦禅、傅抱石、李可染等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家及社会名流交往密切，从相识相知到成为艺友，经常往来切磋技艺，互赠佳作。他因与文友交往以诚（恳）、谅（解）、公（允、公道）而被友人称谓“诚谅公”。杨仲子为此写了一幅对子赠予爷爷：“诚谅公一身三字决，真善美双壁二东庐”。抗战胜利时，一批学者和书法家在爷爷家做客，酬唱应和，留下了诸多书画名家的墨宝。爷爷也因能书善画且雅好收藏，日积月累，便拥有了不少书画名家的杰作。

　　作为文化老人，爷爷阅历丰富，交游甚广，对众多书画家生平如数家珍，有近现代书画史“活档案”之美誉。抗战期间，爷爷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数百箱奇珍异宝，辗转运到四川，每每遇到艰难险阻，爷爷总是殚精竭虑予以帮助，而且他对国家文物十分爱护，却从不领取故宫兼职薪金，这使故宫博物院、中国金石学家马衡院长深为感动，随即聘请爷爷为故宫博物院顾问并兼任故宫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得知爷爷喜爱书画收藏，马衡院长多次将自己的作品赠与爷爷。最令我们骄傲的是，爷爷在战乱年代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艰辛的努力和突出贡献，改革开放后，爷爷将一生所藏无偿献给国家，深得社会各界的钦佩和赞誉。

　　　　　　　　　　　　　　　　　　义无反顾护卫《四库全书》回文澜阁

　　清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修成后共抄七部，分藏各地。其中江南三部，两部毁于战火，幸存杭州文澜阁一部，但已残缺不全。后经过多方搜集补抄，至1926年共存书3459种，36278册。1937年由杭州图书馆馆长陈叔谅安排，把文澜阁的藏书运至贵阳郊外的一个大山洞里，1944年又将其运至重庆西郊青木关山中躲避战火。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还都”，重庆人心浮动，当时在教育部主管文博事业的爷爷为民族文化的大业计，自告奋勇，以全家性命担保，拿着蒋介石的手令，押送《四库全书》回文澜阁。爷爷与陈叔谅多次商量，担心空运水运易有闪失，最后决定用汽车陆运。

　　1946年春，由8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在爷爷的率领下，带着蒋介石签发的一切关卡通行的手令及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的30名护卫士兵出发了。山一程、水一程；风一程、雨一程。山高路远，土匪出没；官员无知，胡搅蛮缠，一路艰难险阻可想而知。爷爷明知前途多舛，但义无反顾，押车而行。当时我的奶奶蔡铭竹女士因连月奔波，病倒在途中。爷爷一筹莫展之时遇到了从前线撤回的印缅远征军，其中一位军官是爷爷的学生，经随行军医治疗给药，才化险为夷。期间还遇到车主兼司机向爷爷发难，“包车钱用完，没钱添油，没钱吃饭，走不了”，爷爷明知刁难，无可奈何，包中公款所剩无几，没办法只有将奶奶的金银首饰全都给了车主。历经千难万险，《四库全书》一本不缺、一页不少地安全抵达杭州孤山文澜阁老家，一行人却瘦得不成人样。

　　全书归阁后，杭州各界人士欢欣庆贺，杭州美院院长潘天寿特地在“天香阁”设宴，款待劳苦功高、以身家性命保护国宝的爷爷一家，并特地刻下了有珍贵纪念意义的印章“文澜阁缘”、“蜀后归作”两方图章赠与爷爷。当年这两枚印章还在爷爷手边时，爷爷作画有时还加上这两枚印章。

　　　　　　　　　　　　　　　　　　　　竭尽全力索回国宝“毛公鼎”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以铭文最多而著称的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自道光年间出土后，一直在民间流传。

　　爷爷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司科长，他一直关心此事，后得知消息并多方查询，毛公鼎曾被一商人收藏并已送交军统戴笠，戴笠死后不少官员想攫为己有。爷爷连续三次呈文，并请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陪同，前往行政院面见秘书长翁文灝，剀切陈词，说明此鼎为国宝的重要意义，终于获准“准予拨给”令文。随即，爷爷怀揣“尚方宝剑”，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把毛公鼎找了回来，交给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博物馆。

　　此后，中央博物院特地拓了一份毛公鼎499字的铭文送给爷爷，以表彰和感谢爷爷竭尽全力索回国宝的功勋。爷爷在世时，在“二东庐”还时常把这份珍藏拿出来看看，跟我诉说当年战火纷飞的难忘岁月。

　　　　　　　　　　　　　　　　　　　　“完璧归赵”近现代书画珍品

　　解放前夕，爷爷拒绝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送他去台湾的安排，在南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解放以后，爷爷在极“左”错误思想影响下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下放到苏北沭阳县落户。虽然蒙受不白之冤，承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但爷爷把老友的情谊和艺术珍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仍然把那些珍贵的字画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时，面对拨乱反正，已近耄耋之年的爷爷坚信自己还能为国家作贡献。1982年，他将自己画作及收藏的书画在南京等地展出，引起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评价很高影响很大。爷爷的作品也曾在海峡彼岸展出，引起故旧黄君璧、梁实秋等关注。相隔六年，爷爷的作品在江苏省第三届花鸟展上又获荣誉奖，随后他被淮安市（时称淮阴市）政府授予有特殊贡献的文艺工作者称号。当时爷爷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淮阴市政协常委、淮阴市文联常委和美协名誉主席。此后爷爷还常对我们感叹：“我只不过做了点小事，党却一直记得我!给了我很好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爷爷在八十多岁时当选为淮阴市政协常委，他虽然年纪大，参政议政不让年轻人，凭着对文化教育的熟悉和热爱，对地方教育事业、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加快地方大学建设、提高博物馆地位、大力培育青年书画人才成长等建议，助推了地方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些，对我之后成为政协常委，努力做好参政议政工作产生巨大影响。

　　1984年，83岁的爷爷怀着对周恩来总理家乡淮安的深厚感情，真诚地把一生所藏价值连城的书画真迹和篆刻精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捐献的书画篆刻珍品、精品共计107件。如于右任的“八页家书”、杨仲子的钟鼎文、齐白石的延年图、徐悲鸿的立马图和柳鹊图、潘天寿的佛寿无量图、吕凤子的仕女图、张大千的山水画轴、沈尹默的草书长卷、董作宾和商承祚的甲骨文对联、胡小石的行草等等，幅幅原作，每件价值都难以估量。画作中，除名家精品和爷爷与别人合作的画之外，还有爷爷个人的佳作20幅，是爷爷作品中的精华。现在这些文物珍品存放在淮安市博物馆内，供人们观摩欣赏，还时常赴外市博物馆展出。
至今我还记得爷爷当年提及此事时笃定的眼神，他总说：“这些书画珍品，都是故友对国家所作的贡献。我和夫人蔡铭竹只是代为收藏而已。‘完璧归赵’，理属国家！”他将一生所藏全部捐给了他的第二故乡淮安。

　　我的记忆里，爷爷非常关心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一切机会与在台老友沟通往来。每当得知友人过世，他总是无比痛心，对我感叹：“冲冲，你说那道海峡阻隔了我们多少离别和乡愁啊！”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爷爷专门作画《明月图》表达期盼祖国早日团圆的心声，后经南京、香港，送到了台湾陈立夫手中，陈立夫看了画后感慨的说“老徐还活着”，当即挥笔写了“弘毅自强”四个字赠与爷爷，表达了他当时对香港回归的心情。

　　我的爷爷一生无求功名利禄，作画写字堂堂正正，出言立行大大方方。正如他所醉心的松竹梅的境界，松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松，竹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竹，梅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梅。爷爷的画笔力苍劲，色彩鲜艳，生机盎然，这既是爷爷人生的写照，也是他对祖国赤子之心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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