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公与黄埔军校

我的太公王文甫将军，生于一八九八年十月，逝世于一九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享年九十二岁。

太公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湖北庄，小时候勤奋好学，读完私塾后被送往县城读了高等小学，后考上了当时著名的海州十一中（今江苏海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在老师的鼓励下，同好友顾锡九（原名顾祝如，顾祝同的堂弟），瞒着家人，一起经上海南下广州，抱着一腔热血投身革命，报考了黄埔军校。当时黄埔军校入学选拔十分严格，不仅对文化、品行有所要求，对面容、身材也有相当严格的遴选标准。所幸太公与顾锡九二人通过层层考试，均得以录取入学。后来听父亲说起，当年太公年纪已超龄无法入学，但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经考官上报后被破格特批录取。

太公在校认真学习，刻苦训练。他自幼爱好书法，每天坚持早起用毛笔蘸水写字，要一直写完一碗水后才开始洗漱出操，此习惯也带动了同宿舍不少同学晨起练字。他当时在班里年龄最大，林彪的年龄最小。两人同住一个宿舍，共用一个脸盆。太公性格刚毅，为人正直豪迈，在校期间广交好友。与顾锡九、文强、黄维等十人结拜为异姓兄弟，相约共同为国家大业出生入死。

1926年7月9日，在北伐战争誓师大会上，其中一个标语“还我河山 精忠报国”，便是由蒋校长钦点太公所写。誓师大会后，参加了北伐军，一路挺进，打到长沙，此时太公已由排长升到连长。后被调到南京军统从事情报工作，期间还负责过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情报安全工作。

1930年1月，我的奶奶在南京出生。太公为她取名为王宁芬，寓意在南京绽放的芬芳。一家幸福安稳的生活还没过上多久，1937年上海沦陷后太公就被派到上海担任情报特派员，负责侦查、收集敌情。当时社会形势十分严峻复杂，他不幸被日寇抓捕，在狱中受尽了严刑拷打，非人折磨。太公坚贞不屈，日寇无奈，准备将他枪决。幸在上海军统站组织的营救下，得以出狱。出狱后又奉命调入了“忠义救国军”，继续打击日寇。

1940年，太公奉命前往江阴，任江阴县县长一职。皖南事变后，日、伪、顽相互勾结，大举进攻江阴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1月下旬，太公作为“忠救军”澄锡虞（江阴、无锡、常熟三县交界地区）军事专员兼江阴县县长，不得不执行蒋介石攻打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命令。太公对蒋介石同室操戈的行径十分不满，最后毅然决然辞去县长职务，回归军队投奔老同学顾锡九麾下，在军部担任少将副官处处长职务，跟随当时隶属第五战区的八十九军在苏皖两省联合军政单位打击日寇，牵制日军主力。

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特成立第五战区苏北挺进军海灌军区司令部，任命三十三师师长朱祥符为军区总司令，太公王文甫为军区副总司令。因此太公率部从安徽阜阳绕道河南商丘，直奔海州，前去先行部署，联络海州地区所有伪和平军组织。

太公所到之处，从不滥杀无辜，亲民廉政，深得百姓爱戴，陆续收编了伪和平军第七十一旅徐部、第七十二旅李部、驻扎新浦的杨部。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同胞欢喜若狂，放鞭炮庆祝。太公同时也收到苏北挺进军总司令部密电，命其率部向新海地区进发，去监视日军下一步行动。太公和戴参谋长秘议后，集合司令部数十名副处长以上干部和工作人员，于8月16日向新海地区进军，临时驻扎在城外东海县中，后命令李凤和部联络日军翻译官转告日军司令。日军司令此时早已接到命令，静候投降缴械，所以并没有发生抵抗战斗。

此时新海地区部队混乱，有杨步仁的新浦戒严部队，有郝鹏举的第六路第四军，有收编第三支队的李凤和部，有沭阳县的吴筱才部，还有海州城内的监警团等近十支残余部队。由于太公早期已部署联络完毕，所以大家能和平相处，安然无事。直到五十七军段军长驻防新浦，太公陪同段军长正式接受日军投降缴械，并主持安排处理人员遣返、所有杂牌军编入地方政府等事宜。

1946年，国府还都南京，江苏省政府在镇江推行政务，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首任专员留在新浦任事，海灌军区司令部裁撤，军区总司令朱祥符调任微山湖警察局局长，太公王文甫调任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任少将副司令。同年，太公到司令部报道，追随他的还有四位副官刘希琨、周士增、顾杰民和辛子方。辛子方后在司令部任太公秘书。太公的这段经历在辛子方的《海州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在海州期间，太公忙于军政要务，家中事物由太奶一人掌管。太奶在徐州公园西边买了一个中型碳场和一个小型煤矿，往返徐连做煤炭、海盐的生意，时常用财物接济平民，还给当地八路军游击队提供煤炭和药品。据太奶讲，在新浦期间，有一个八路军何连长一行8人，被驻沭阳县国军抓捕，关在海州司令部的牢中。经多方托人找到赣榆县何县长，何县长又托人找到太公的父亲，经过多方协调周折，太公写了一个批条：“此人生性好赌，好赌之人哪有不聚众的，此事不能与共党相提并论，放之。”结果第二天何连长一行就被放了出来。此事一直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1948年11月17日，司令部接到命令，所有部队即刻放弃新海地区，转进徐州。太公带领部队一路西进，路上都是撤退的部队和民众、商贩、学生，非常混乱。太公带领家人及随从官兵撤到徐州后，安置好部队官兵，就回到徐州的家中休息。期间有个殷姓远房亲戚，当时在解放军某军队任师长，曾多次秘密来家中劝太公带队投诚。太公一直坚持不打内战，当殷师长最后一次找他时，太公对他说：“我这辈子信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生从军习武，当官要为民做主，只为对得起劳苦大众，从不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中华民族是一家，在哪边干都是一样，留在国军是要对得起自己的信仰。”

淮海战役开打后，太公带领部队在南京。局势愈加严峻，眼看危险将至，太奶当即决定带上家人前往南京，开着几辆运煤炭的十轮卡车往南京方向行驶，路上一片混乱。刚出徐州没多久车子就陆续损坏，只好下来步行，车上所带的家当财物也无法带走了。十几位家丁趁着慌乱将家财分掉各奔东西，所幸管家保姆和几位勤务兵不离不弃，一路保护家眷周全，白天步行赶路，晚上就住在降落伞里面，吃尽了苦头。由于途中听说南京即将攻陷的各种传闻，加上又和太公联系不上，太奶最终决定带领家人前往上海投奔亲戚，先在上海安置下来，再派人去南京打探虚实。不曾想，这一决定使得家人从此分隔两岸，多年杳无音讯。

后来听太公副官辛子方老先生回忆，当年太公的部队受命押运重要档案文书等物资撤离，为严防走漏消息，全体官兵不得离开军营，只能等任务完成后再接家眷去台湾。后来回报徐州家中已空无一人，太公从此也落下心病，不忍提及。

1989年5月，家中收到政府来电，告知太公在台湾得了重病，需要家人尽快去台湾照顾。奶奶与太奶到台湾后，在台北国立医院看到相隔四十年未见的太公，此时他已经中风瘫痪在床，身体十分虚弱。在台湾期间，奶奶了解到一些太公在台湾的情况。太公是台湾第一届国大代表，由于多次开会当面斥责蒋介石，被蒋介石关押在台湾绿岛监狱。他心高气傲，放话除非蒋介石亲自来接，否则永不出去。期间蒋介石三次派人来接太公回来，都被他怒斥而归。最后蒋经国手持蒋介石手谕，才将太公从绿岛接回。太公在台湾一直孤身一人，自取花名“孤僧”，几十年来他曾多次派人到大陆寻亲，均未果。

在家人精心照料三个多月后，太公身体好转一些，奶奶便向台湾当局申请，准许将太公接回大陆。经过层层审批最终得到允许，乘坐飞机经香港转机到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亲自到机场迎接，并提出希望其留在上海居住。因为太公思乡心切，唯一的心愿是落叶归根，执意要回家乡。在上海休养一个月后，乘坐火车回到家乡，桑榆虽晚，犹得倦鸟归林。盘桓病榻数月后于1990年1月25日在家中逝世，至此，他戎马一生的传奇事迹落下帷幕。

太公回家那年，我才七岁，对于他的身份地位，什么政治党派一窍不通，只知道这位老爷爷是我们的太公，每次跑到他屋里玩的时候，床上的他虽然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是看我们的眼神里总透着一份慈爱。直到长大后慢慢了解到太公的经历，才体会到他孤身一人在台北几十年，是多么的思念家乡和亲人。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在九十岁的高龄还坚持要寻找亲人、回到家乡，从那时我就深深地记住了落叶归根这个词。

从太公的身上，我看到了海峡两岸还有很多像他一样，时刻思念着家乡却永远无法再回来的黄埔老兵们；我看到了炎黄子孙即使四处开枝散叶，根却一直紧密相连，不会被任何敌对势力分开；我看到了中华儿女同文同种，永远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终将达成。浓浓的乡情不应该被这浅浅的海峡阻隔着，两岸亲人思念的泪珠化作海峡上空的点点星光，一直在照亮游子归家的路途。

2001年，我到南京上学，奶奶叮嘱我三件事：一定要加入民革，加入黄埔，加入政协。当时我只是懵懂少年，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满口答应下来。几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奶奶是我们家乡民革第一届元老党员，也是省黄埔的委员，爷爷是政协常委，她希望我作为家中长孙，能够续写家族传统，传承黄埔精神，把黄埔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黄埔精神凝结着深厚的红色传统，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的创建发展和东征北伐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黄埔师生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黄埔精神的核心是对振兴中华之路的不懈探索与追求，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赴后继、接续奋斗。传承黄埔精神最主要的就是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大业，汇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我作为一名黄埔后代，时刻要求自己铭记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2024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我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弘扬先辈遗志，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民革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作者系黄埔第4期生王文甫之曾孙、民革南京市雨花台区综合二支部党员，中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