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古旧书业存史立传——读《中国旧书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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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燕辉

　　为前人甚少涉猎的空白课题写史，无疑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日前得见一部沉甸甸的百万余字的《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作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支持出版的一个项目成果，该书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旧书业的发展历程作系统梳理和概括叙述的一部力著。

　　本书作者、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徐雁教授以三四年时间，到各地走访硕果仅存的古旧（籍）书店、古旧书市场，翻阅史料、信件、日记、随笔、书目等文献近万件，遍索其中有关的记载片段。如今展阅全书，几乎每一页都有着详尽的脚注，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从故纸堆深处发掘出来重见天日。基于如此积累，作者娴熟地采用了中国文献学的研史法，将自己的心得寓于征文考献之中。面对这样一部人文涵盖面阔、时间跨度达到百年的书，我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将其一一道尽，且挑数点感受至深者说来。

　　　　　　　　　　　　　　曾经辉煌的古旧书业

　　旧书业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回溯浩瀚的中国历史，旧书业自产生之日起，就依傍着文化学术的脉络得以绵延发展，作为一个依附于知识阶层的行业，它历来是文人学士在知识领域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和除旧布新的重要文献渊薮，也是历代爱书人和藏书家借以生长的、成长乃至长成的重要场所。”作者将一个商业行为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将旧书业的成长与学术活动结合起来，对旧书业做了极高的评价。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公共图书馆还没有普及的中国，古旧书业曾经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如果说古旧书对于藏书家而言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古旧书那种史料上的差异性、文献上的多元性、版本上的趣味性，乃至品种上的偶遇性和书价上的不确定性”，使得逛古旧书店、市场不仅仅成为一个寻找研究资料的好去处，更成为一件乐事。

　　对于旧书业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发展，全书的九篇中的第一、二篇《燕京旧书业风景》和《江南旧书业风情》对此进行了尽可能细致入微的记述。旧日京城中的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旧书集市，到新北京的的中国书店、今日潘家园和报国寺的旧书集市，还有旧书行业的人物志；江南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上海旧书业，到如今的上海图书公司和上海民间的旧书市场……这些旧书市场为一代又一代爱书人藏书人所流连忘返，它们对于我国文化学术的贡献是非凡的。


　　　　　　　　　　　　　　兢兢业业的旧书人

　　经营古旧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当。旧书人需要精通版本知识、对旧书了如指掌，才能从故纸堆甚至是废纸堆中拣选出有价值的古旧书。老旧书人的版本知识常常连一些学者也自叹不如，他们与买书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不同的经营风格也常常为人乐道，在许多学者的文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而旧书人所编印的旧书铺营业书目，则是各地顾客淘旧书购古书的重要资讯载体，也是学人追溯有关藏书家典籍流传端绪、了解版本目录学知识的重要史料。

　　在《中国旧书业百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旧书人的踪影，第一篇专门列出的《燕京旧书业人物志林》集中展现了旧书人的风貌：被郑振铎先生称为“书友中之翘楚”的孙殿起先生，他“专搜清人诗文集及单行著作之冷僻者”；在中国旧书业界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陈杭先生，他“受到许多兄弟古旧书店的好评和感谢”；厂肆“杂志大王”刘殿文先生，他“对几十年来各种期刊的来龙去脉倒背如流”；著有《古书经眼录》等书的雷梦水先生，他有着“满腹关于书和爱书人的佚闻掌故”。这些兢兢业业的旧书人，也正如邓拓先生当年用五言句所赞赏的那样：“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但满邺侯架，宁辞辛苦多！”


　　　　　　　　　　　　　　孜孜以求的访书客

　　当然，书林风景中不能缺少的还有淘书客。《中国旧书业百年》封面所采用的人民日报社方成先生的一幅漫画，倒是最能体现买旧书者的形象了：手中已经抱了一捆旧书，腋下也已经夹着一摞子旧书，可临走时还是不忘回头用目光扫描着书架，生怕还有什么好书被遗漏!

　　将旧书视为老友早已是许多文人学士的共识，古旧书店成为他们闲暇时最好的去处。寻得一本素心所喜的书，可以欢喜数天；为研究而搜集资料，可以不辞劳苦的流连旧书摊；也会为了一本好书的错失，而痛惜数日。而访书客与旧书店经营者之间的情谊，也为他们所珍惜。这些爱书人访书客所写的大量书话、书评，关于书和访书的文章，将旧书店、访书客、旧书人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的影像中。

　　“护书天使”郑振铎，是“一个爱书如命、豪情满襟”的人，在抗战期间，积极从事沦陷区文献典籍的抢救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冷摊掇拾”的阿英，经年累月苦心搜索，为中华民族文化史料的抢救、保存和整理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书话主人”唐弢，他的新文学书刊收藏负有“国内第一大家”的称号；“藏词妙手”李一氓，“榆下说古书”的黄裳……作者则将这些爱书人藏书人的书籍世界一一向读者展示，他们与旧书店的经营者一起组成了中国三、四、五十年代旧书业辉煌时期的人文风景。


　　　　　　　　　　　　　　九死一生的古旧书

　　百余年来的中国社会动荡，旧书业也是随之多灾多难。从“太平军”战火开始的百年，先有帝国列强的入侵，继有日寇侵华战火的复燃。在外寇内战中，即使是藏书家，也无力保全自己一本本从书摊书店淘访而来的书。对于这一段历史，作者总结说：“就中国文化史而言，这新旧交替的百余年，几乎就是中国典籍文献聚而复散、旋聚旋散、散而复聚的痛史，也是有识之士前赴后继地抢救、掇拾和护卫典籍文献的奋斗史。”

　　全书第三、四、五篇，分别记叙了在战火之下的近现代书厄痛史，以及有识之士为抢救和保护古旧书刊所尽的艰苦努力。“台众图书馆”、“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些特殊时期的组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我们最应该记住的就是先贤们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为中华民族抢救珍贵的文化典籍的壮举。

　　然而书厄并未因为战火的终结而同时结束。从对俞平伯、胡适、胡风等人的政治批判到“厚古薄今”的学术思想批判，演而及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藏书之家、藏书之人长年累月、耗费心血搜寻来的书籍手稿等不得不主动上缴，或者被迫无奈地出售……全书第七篇《史无前例”的当代书厄》，叙说红卫兵“破四旧”对中国古旧书资源的严重破坏，引述那些知名学者、藏书家痛定思痛的回忆，都令我不忍卒读。在那个被强权政治扭曲人性理智的时代，居然出现了人人被迫自动焚书的大面积行动，而自1966年8月至1976年10月间的“文化大革命”，更成为了一个“书荒”的知识畸形时代。

　　这场大厄使得中国日渐稀少的古籍资源更加接近枯竭，而“一入侯门深似海”的图书馆所藏珍善本古籍，也从此再与旧书市无缘。那么，这些线装古旧书，用“九死一生”来加以形容，真是一点都不为过了。


　　　　　　　　　　　　　　旧书业“百年”之后

　　读完了中国古旧书业百年史实之后，读者似乎很容易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中国的古书业已经走向末路，而中国旧书业也在“夕阳产业”的名义下苟延残喘，各界人士呼吁保护旧书业、振兴旧书业的呼声犹历历在耳，英国、日本的“他山之石”也不能自保，更遑论“可以攻玉”，集思广益，而无良策的中国旧书业是否真的将从此“百年千古”?是否传统文化将失去接续现代与未来的粘合剂?

　　对于这样的疑问，作者也有着极其清明的知识理性。当作者站在坐落于南京扬子江和秦淮河之间的江淮雁斋，面对“夕阳西下、落照江岸”这样一个“时时重演的窗景”前时，不禁大声预言道：“先天不足、后天蒙难的中国旧书业，在它萌芽、发展以及一度畸形活跃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具有‘夕阳产业’的特征。就古书业而言，它的历史承载和文化使命是有限度的；只有旧书业，那才是一个永远如影随形地跟着新书业之后的大市场。”

　　他热情地写道：“中国古书业的挽歌和旧书业的序曲在20世纪90年代的渐渐奏响，尽管与日本、英国古旧书行业的式微一样，不免让怀旧者情惋，令淘古人心伤，但它或者也正预示着中国古典文化推陈出新乃至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的局面终于渐渐形成了呢?……不过，无论社会如何新锐文化如何时尚，旧书业却总是能获得它边缘化生存的空间，因为新生代人口中永远也不会缺失的，是那些恋古怀旧的读书种子。”而“拥有数千年经营传统的旧书业者何需黯然神伤?燃起你的热情，迸发出你的智慧，在泱泱中华的故纸堆前，续写出这一老行当的新篇章来吧！”

　　如此说来，徐雁教授的新著《中国旧书业百年》，便是一部致用之书，充分体现着他对于中国旧书行业命运的关注和未来发展的希冀。看来探索“旧书业振兴和发展之路”，乃是著作者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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