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品镇先生的“随笔三书”（图）

---

　　　　　　　　　　　　　　　　　　秋 禾

　　大凡前辈作文到一定境界之后，不会循章守法。大抵信笔所之，落墨纸面皆为文章也。日前福州一明百清斋主人林公武先生有短信来，为贾植芳先生（1915—1998年,山西襄汾人）去世而发老成凋零之叹，于是检书橱得《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6月版），开卷读之，以为纪念。

　　首先寓目的是卷中的一篇：《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不料全文读罢，方知这篇1992年的应征稿，重点却是写出了素性好与文人交往，也“应该交”和“值得交”的章品镇先生的。这引号中的六个字，正是贾老对于首度交往的章先生的品藻。贾章结识于1978年，恰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当年，章先生正担任着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还兼着文学杂志《钟山》的主编。而今章先生在南京缠绵病榻已有二三年，但当年这大时潮中的小浪花，却不能不为之一记。文中语焉未详的那部“现代文学资料集”，大概就是《巴金专集》（汤淑敏、陈乃祥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1982年版）。下文需注意的是，是贾老那评人的尺度：

　　一九七八年，因为一部现代文学资料集的出版问题，我由一位同事相陪，第一次到了南京，由出版社安排在一家挺不错的宾馆型招待所住下以后，我们这部资料书籍的责任编辑汤淑敏女士，介绍我认识了她们的总编章品镇先生……我那时虽然头上还戴着那顶政治帽子——“胡风分子”，但是，这两位出版界朋友却没有把我当异类来看待。

　　（章先生）在听到我已到宁的讯息后，就立即跑到旅馆来看我，说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理应由他来看望我，不应该先由我去看他。光凭这番话，我就觉得这位穿中山装、头发花白、身材瘦长的长者（其实他比我年轻），并不像一个出版官，而倒是一个很重情义的知识分子，一位从事出版事业的知识分子，正像我在旧社会上海滩上相熟的那些私营出版社的老板朋友一样。

　　于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那些私营出版社的老板朋友之可风，尽在不言中了。其实南京此行之后，《贾植芳小说选》，也紧随《巴金专集》之后，在198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事是否与章先生的关照有关，不得其详。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贾老发此言论的时候，比章先生问世那部在书林声誉鹊起的《花木丛中人常在》（三联书店1997年3月版）要早上五年。窃以为，尽管章先生交游满天下，但将此番知心之言注玄尚白，付诸公开发表的，可能还当屈指数为第一。果然，在2004年12月9日，网络上有一个读者在读书日志中写道：“《花木丛中人常在》，恕我寡闻，章品镇这个作者以前没听说过。里面，都是记人的文章，认得的有陆文夫，周瘦鹃。打折的，三折，那就要吧，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雁斋主人有缘，先后得金陵止水轩主人、白下尚书楼主人之助，“章氏随笔三书”的签名本，即《花木丛中人常在》、《自己的嫁衣》（岳麓书社2005年3月版）和《书缘未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收藏齐全了。

　　记得第一书是在八年前的中秋参加凤凰台的一次品书活动时，请章先生现场题写的，后两书是上个月请宁文兄前往探望时才转请题写来的。依然是那笔熟悉的“鸟迹兽蹄文”，不过是更苍劲了，落款五字“品镇卧病书”，叫人看了顿生烈士至暮年、病虎落平阳的无奈，悲壮中露出一些悲凉来。

　　《花木丛中人常在》不到十八万字，就标题看似乎也不过写了十六人而已。记述老辈有苏州周瘦鹃、南京陈方恪、南京张慧剑、南通顾民元，其中1981年9月所写《花木丛中人常在——记周瘦鹃》为书名所本。大概是因为章先生当日为周瘦鹃编选《花木丛中》（金陵书画社1981年4月版）问世，而有许多自己的话想说出来的缘故。写陈方恪先生，是在六年之后的11月了，他以《徜徉在新社会的旧贵族》为题，写出了其人的精气神，用笔不多，却贵在见真。他们都是身历1949年国家大变局的同命人，但两人的运程却不相同。

　　章先生写周瘦鹃道，尽管他自述祖辈是从苏北里下河一带移民泛宅到苏州来的新移民，到他未过三代，但“当时我总觉得这老人身上残留着一份贵胄公子气”：

　　周瘦老大概可说是极为道地的苏州文人了吧？虽然年已耳顺，即使穿上套卡其的人民装，犹可见那么挺括，稍感瘦长但还灵活的身材，犹可见年轻时的楚楚。脸色有些苍白……但本性固在，与他相处，觉得他老少无间，示人以真；不计场合，随兴玩笑……同他可以脱略形迹，不必担心失礼，这样做人真是惬意的事。我对他之有好感，原因在此，倒并不由于他的文章。

　　固然，在1949年10月以往的岁月中，周瘦鹃“在新旧两端中，他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当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殚思竭虑，“把这样一位已经退隐于花木丛中的人，团结到革命的红旗下来”，而他也被时代所感召，愿意步出其“爱莲堂”赋竹枝新词后，却为“党棍”张春桥所赚，一言杀士，遂成悲剧。当拨乱反正之后，章先生回忆至此，不禁写下了这样两行痛定思痛的字：“他又哪里会晓得是张春桥之流的作祟呢”，“……这样的教训永远不应淡忘。”

　　至于以人生细节三五事来写陈方恪这位真正的“贵胄公子”，章先生可谓论世知人：

　　方老一生历经浮沉，世态人心看得多了。他说过：“人不可俗；但不可不随俗。”解放后说这句话，这个俗字当不是雅俗的俗。似乎是指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因此，他能在党直接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与党内同志相处融洽，从无间言。学习时政，三言两语，深得要领。真是“日对千宾，不犯一讳”的……许多熟人都说他无扬己露才的文人习气，更有口不臧否人物的雅量。

　　多年以后，浏览潘益民先生所著《陈方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见在1961年条采纳了章先生的这一重要判断。是年陈方恪先生年逾七旬。在认真考量了陈方恪生平经历之后，章先生还发表观感道：“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一节早就闭幕。他之所以能在照明装置下作了近二十年的亮相，只是闭幕时匆忙间幕布将他挡在台上，多逗留了几分钟而已。”他的见解是：“地球上的血亲政治没有结束，甚至与他有关的那个网也还在力图延续；人世间也仍有奢靡、也仍有奢靡后的辛酸，只是不会是他所经历的那种形式了。”

　　一个是“徜徉在新社会”的贵族旧弟子，一个是“身上残留着一份贵胄公子气”的文化遗少，都有过“与时俱进”的初衷，最后却在“新社会”同命而异运，真是发人深省。此外，在《花木丛中人常在》中忆李俊民、吴天石、高晓声、陆文夫、钱松喦、傅小石、钱静人、郑山尊、汪昌煜、范当世、马得诸篇，无不心感笔至，写得声与情并茂。兹不赘述。

　　《自己的嫁衣》凡四十一篇，有一半是搜集来的旧作，依时序编排成书。如首篇是其十五岁时的中学生习作《挑“西瓜”的痴连元》，写于一九三七年。旧作之后，幸有作者的“附言”或“补记”以交代背景，尤其是有关人物的命运，成为“导读”的文字。该书问世后，止水轩主人薛冰在当年的上海《文汇报》7月4日发表读后评论说：

　　书中的几篇游记，写景固然不乏点睛之笔，但他笔下更生气盎然的，还是同游的朋友们。他的叙事功夫也很高，一篇《交臂失之述例》，将几十年间可遇可求、遇而未求的珍籍文玩，写得活色生香，让如我之辈的后生，无比欣羡。这本书中，还插配了几十幅珍贵的老照片……不但为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形象参照，而且每一幅照片后面，都有故事。

　　我的印象中，要说二十世纪的文坛掌故，在江苏没有比章老更清楚的了。他进入文化界甚早，后来因为工作的便利，与前辈文化人有着密切的接触。他是有心人，记忆力又好，所以百年旧事，只要提个头，他就如数家珍。错综复杂的人物与事件，经他条分缕析，便豁然开朗，津津有味，颇有点听说书的味道。而章老亦以写人物见长，两个细节，寥寥数语，常常就能将一个人写活。这说明他的观察力、对人情世故的理解非同一般，语言表达功力也十分深厚。

　　《书缘未了》是直接延续了《花木丛中人常在》笔法的作品，集子中回忆吴白匋、段熙仲、唐圭璋、陶白、高二适诸前辈，怀念叶胥朝、陈瘦竹、卞之琳、王鹏、施子阳、曹从坡、顾尔钥、顾尔镡、陆文夫等，淡笔浅墨中，自有一种深情意和大悲悯。

　　在章先生的交游中，文人（包括有文人气质、书生意气的曾在共和国执政队伍中雄立的“大官人”）多而学者少，但他回忆听陈瘦竹一个讲座后的心得：“讲契诃夫的作品，他举例时，竟能整段背诵的。我想这大概是穷学生苦学的结果吧。他治学严谨，关心后学，是我深有感受的；但又十分谦逊”；采撷知见往事，写自己所感悟到的唐圭璋治学精神：“世上确有人以肚子里的一些货色待价而沽。他们以善于辨人气色，随风应答，甚至招摇撞骗，得意腾跃蓬蒿之间，自鸣得意，顾盼傲人。但受多年学术锻炼的人，对奔向学业高峰有强烈的愿望，能耐寂寞，埋头于书丛笔阵，至死不息的还是不少的。”所感所悟，无不片言中的。

　　要说章先生的文章，也是不怎么蹈规矩守章法的。因此，检三书目录中标示的人物似乎并不多，可是被他那支曲笔用淡墨逶迤写来，其中人事的容量可真是不少！有关于朱东润、纪庸、吴调公、孙望、宋词先生的，等等，等等。因此，在《花木丛中人常在》后记临末，他自己也不忘提示读者一笔道：“需要说明的是，文章虽少，牵涉的却非屈指可数的几位，何况事非平常。”

　　试看花木丛中，嫁衣宛在，缘却未了，凡观“章氏随笔三书”者，曷以此念为品镇先生祈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