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天羽及其天放楼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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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蔷　刘延华　　　　

　　　　　　　　　　　　　　　　　　经师人表宾朋满，天放楼高处士家。

　　　　　　　　　　　　　　　　　　痛哭山隤梁木坏，遗书徙载到清华。

　　这是王謇在《续藏书纪事诗》中对其业师金天羽先生藏书事迹的记述，天放楼藏书13566册，2356种，1947年经时任馆长的潘光旦教授介绍售归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仍为清华大学的各项学术研究提供着丰富的材料。天放楼藏书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学者藏书，其藏书内容和特色具有一定代表性，金天羽的藏书观念也体现了时代及思想的进步。

　　　　　　　　　　　　　　　　　　　　　　　　　一

　　金天翮(1873-1947)，初名懋基，字松岑，后因字不通行而改名天羽，号壮游、鹤望、天放楼主人，时人多称天放先生。笔名麒麟、爱自由者、金一等。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早年肄业于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后在家乡兴办教育，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与同里陈去病组织雪耻学会，响应康梁的维新运动，积极探求维新治国之道，于是声名鹊起。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同里自治学社，标榜学生自治，开吴江新式教育之先河。在学校里金天羽亲着军装，以兵法部勒子弟，强调国家危亡中人人应爱国尚武，毕业生中有柳亚子、王绍鏊、任传薪等爱国志士，此后百年更是英才辈出，誉满江南。

　　光绪二十九年（1903）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暨爱国学社，金天羽是其中重要成员，大力倡言革命。金天羽曾追慕孙中山先生，自述与孙中山先生有虬髯李靖之遇，并出资赞助革命活动。宣统三年（1911）移居苏州，讲学于苏州濂溪坊。入民国后，历任江苏省议员、吴江县教育局局长、江南水利局局长、安徽通志馆编纂及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2年在苏州与章太炎、陈石遗、李印泉等集四方英俊，设立国学会，编印《国学论衡》、《文艺捃华》，提倡保存国故。其时章太炎亦隐于吴中，当世学者遂视为国内学术两大重望，以来吴得见两大师为三生有幸。抗战爆发后复归苏州，屏谢交游，杜门撰述。著作盈尺，尤以诗文享有盛誉。著有《天放楼诗集》、《天放楼文言》、《鹤舫中年政论》等。

　　金天羽是清末民初爱国志士，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生活的年代风雨如晦，国民积弱，内忧外患，因此诗文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他还以诗纪史，反映了很多重大政治事件。他的《新中国唱歌集》饱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炽热的爱国情操，在光绪年间被列为禁书；诗作《女界钟》提倡男女平等；反清小说《孽海花》前六回鼓荡国民英气。他博览群书，融古通今，足迹遍及全国，得江山之助，长篇咏物状景之制多为人传诵。他的诗作还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才调纵横，豪宕健爽。钱仲联先生在所著《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金天羽曾主张诗界革命，自开户牖以取代同光体，并赞金天羽、柳亚子等人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

　　寓居吴中期间，金天羽经师人表，嘉惠后学，不遗余力。晚年更是安贫乐道，卖文课徒为业。学程以群经、诸子、前四史、《文选》为经，而以《通鉴》、《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三书为纬，故来学之士，出而问世，均能即时通经致用。学生中有王謇、王欣夫、范烟桥、费孝通等。1947年1月20日以喘疾卒，门人王欣夫以先生一生好学不厌，诲人不倦，著述不已，而高风亮节，奋乎百世，提议私谥为贞献先生。

　　　　　　　　　　　　　　　　　　　　　　　　二

　　“天放”一词出自《庄子·马蹄》，“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和“天翮”、“天羽”一样反映了金天羽向慕自由的性情。天放楼本为金天羽家乡同川书院的旧屋，在校舍的东北隅，一楼一底，前后有小天井，自成院落，面积仅有三、四十平方米，黛瓦粉墙，梁柱本色不漆，建筑有逾百年的历史，登楼可眺望到同川八景之一的“长山岚翠”，风光旖旎。这里是金天羽早年读书之处，而他真正的藏书处在苏州干将路甫桥北堍的居所，仍命名为天放楼，寄寓侨居故园之意。苏州天放楼分两层，楼下全部排放书橱书架，楼上靠南窗面西摆一大长书桌，是金天羽自己日常读书的位置，旁边面南有一小书桌，是他爱孙金同翰的座位，楼上其余地方也摆满书橱书架，真可谓坐拥书城。同翰聪慧，对插架图书非常熟悉，祖父要书，他随手即取，用毕复归原位。后有小园，内植白皮松一棵，腊梅一棵，修竹一丛，金天羽曾与章太炎、李根源在此订谱，互以学术气节相砥砺，并拍照题曰“岁寒三友”。园已毁，此处现立“金松岑先生故居遗址”碑记一方，记由钱仲联撰写。同里的天放楼抗战时即被毁，1948年重建，改为西洋风格，现为同里中学办公所在。

　　金天羽自述在他12岁时就有志于古人，厌弃科举帖括，“每诵之昏然”，因此发其家旧藏，得《十三经注疏》、《文选章句》、《皇朝经世文编》以及李杜韩柳等人的诗文集。不久这些书不足以满足他的求知热望，他的父亲极其疼爱他，便携他到苏州，随金天羽自己恣意搜购图书，竟购得两巨箧书籍。金天羽还将所得书院膏火奖金全部用以购书，不足时其父还多方帮助。长沙瞿鸿机主江苏学政时，看到金天羽所作的《长江赋》和《西北舆地图表》非常赏识，便调他去南菁书院深造。金天羽入书院后，潜心研习经史以外，又喜读舆地兵家之书。他祖父原本爱好收藏苏州、松江、镇江等三地志乘，为了金天羽的爱好，按单购置数十部舆地书给他。祖父去世后，金天羽决定不再应科举考试，而专攻经世之学，年储三百金用来购置图书。当时翻译之风盛行，金天羽购置了大量外国的文史学术著作，如《格致汇编》、《法国宪政通铨》、《世界通行宪法》、《新俄国游记》、《日本商法论》、《德意志主战论》等。

　　宣统三年秋，江南战乱，乡民啸呼劫米，因金天羽理乡政甚严，有人怀恨在心，捣毁了他家的房屋，藏书幸好有弟子护持，未受损失。此后他在苏州讲学，凡来问学者均不收钱，于是众弟子多以图书为贽，这样他的藏书逐渐丰富起来，最多时有一百余箱。当时他的两个学生、后来也成为著名藏书家的王謇、王大隆曾相约为他的藏书编目，后未果。金天羽自己也始终未能认真整理，如他所说“雅俗骈厕于案，一室之中，叠架如重城，客至揖让无余地”。

　　金天羽躯干颀长挺拔，清瘦隽秀，自言如同鹤形，许多笔名如鹤望、鹤舫、鹤望生等均与鹤字有关。他有深度近视，看刘氏嘉业堂刻大字本《史记》，每字大小如胡桃，白天尚要眼鼻贴近书页去看。他的藏书上多钤有“天放楼”半朱半白文大方印，他印如“鹤望”（白文方印）、“金氏箧书”（朱文方印）、“小江山馆”（白文方印）、“天翮号壮游”（朱文方印）、“读有用书”（白文方印）诸印。

　　金家世代儒生，书香传家，藏书虽达数万册，但大部分是清季特别是道光至民国初年的通行本，“多活字影石小本”，明刻本及清初刻本虽亦间有，但较少见；宋元本则不见入藏。检点其中善本如明洪武刻本《墨法集要》、天顺刻本《格古要论》、清顺治刻本《诗法火传》、康熙刻本《三鱼堂集》、《苏老泉先生全集》、《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李义山文集》、《横云山人集》、《曝书亭诗集注》、《唐诗别裁集》、《敬业堂诗集》、《田氏丛书》、《改亭全集》、《杜诗详注》；雍正刻本《五知斋琴谱》、《行水金鉴》、《在陆草堂文集》；乾隆刻本《十三经注疏》、《南州草堂续集》、《吴诗集览》、《纳书楹正集曲谱》、《文选音义》、《国朝松陵诗徵》、《榕村语录》、《芝龛集》、《后山诗注》、《陈检讨四六》、《樊南文集详注》、《陶庵全集》、《柳渔诗稿》、《红豆村人诗稿》、《本事诗》、《广事类赋》、《中书典故汇纪》、《河洛精蕴》、《明史》等；较为稀见的如冯桂芬民国十六年（1927）撰稿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清康熙初刻本《青山琴谱》、红印本《孝经学》几种。推崇珍稀版本是中国历代藏书家的普遍风气，明清以来，收藏之家尤以拥有宋元版本为荣，而清末的经世致用学风兴起，专嗜宋元版本的风尚多被指责，梁启超就将其喻为古董家习气。很显见，金天羽的藏书决非为藏而藏，是供其读书治学之用的。

　　此外，经史子集文献向来是中国藏书家的传统收藏内容，而鸦片战争后西学传入中国，风气渐开，学术研究多种多变，私家藏书的内容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方面书籍的重要性，传统典籍与新学书籍并重，这在金天羽藏书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六艺百家，道德之府，圣不得不可以为圣，贤不得不可以为贤。兵农礼乐，六府三事，治国平天下之道在焉；浮屠老子之说，多知天人相与”，藏书中有大量的佛道典籍，如《成唯识论著述》、《高僧传》、《释摩诃衍论》、《宗镜录》、《楞伽经宗通》、《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等；而认识到“西方之政理哲学，或弛而张，或诎而伸，风之所被，异日必及于吾国”，介绍西方文化与科技的“新书”在整个藏书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也是他究心于时务，汉学、时务兼治的格局在藏书中的反映。

　　金天羽早年治经世之学，关心国计民生，农田水利，又生长于太湖之乡，藏书中有嘉庆本《治河方略》、道光刻本《安东改河议》、顾祖禹的《方舆全图总说》、陆桴亭的《思辨录》等。金天羽多习这些前人治水之术，曾读《思辨录》手不释卷，并亲乘小舟实地考察，对太湖水道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天放楼文言》中言水利的篇章很多。民国初太湖壅淤多水患，他上书当局提议五分太湖去水，以便湖水不淤并得灌溉交通之利。当时人以为先生迂阔，而后无不应验，这也是他读书致用的一个例证。

　　金天羽长于文史，探迹经世之术，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生存而上下求索，潜心研究纪事、志传、图表、墓考，著有《元史纪事本末补》、《皖志列传》、《清三大儒学粹》等，著述成一家之言，成就独到。金天羽每阅读有得，喜随笔札记，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金天羽遗书中颇多他本人的亲笔批注，尚有待辑录。其中清同治九年刻本《史记集解》的卷端上不仅有金天羽墨笔批注，还有弟子顾廷龙朱笔蝇头小楷过录的金天羽批校。

　　潘光旦先生为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留学美国，1926年毕业回国即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抗战结束后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即馆长），每日四处奔走，争取敌伪图书的分配，洽谈私人大批藏书等，经过他的努力，至1948年夏使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大体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他还曾撰写《南行记感》及《救救图书》二文，针对旧书业凋敝，大批线装书被毁或化为纸浆以及私家藏书趋向流散以至流失的情况，呼吁挽救线装书，争取由公家典藏。他身体力行，在任职期间，亲自经手收购刘半农遗书14000余册、苏州金天羽藏书13000余册，接受北平卢木斋图书馆的赠书等。

　　金天羽卒前一年潘光旦南来，执弟子礼，先生遽归道山后，潘光旦为之联络，请清华大学当局出四万金给其遗属办理丧事，并将金天羽遗书以专车北上，收归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故此王謇在《续藏书纪事诗》中赞潘光旦先生“真当世之厚道人也”。

　　　　　　　　　　　　　　　　　　　　　　　　　　三

　　民国四年（1915）金天羽撰《天放楼藏书自记》一文，叙及自己的藏书经过，尤其备述他的藏书观念，天放楼藏书是典型的学者藏书，这篇文章中的思想体现了民国时期藏书家收藏认识的进步，值得关注。

　　文章开宗明义，首先明确提出藏书致用的基本观念：

　　“物求其用而已，非以为藏也。藏镪于地而盗发之，藏金玉珠犀玩好之属于复壁，藏簪珥钗钏巾帼之饰于笥，不能长保也。易世而为窶人子有焉矣，法书名画，金石彝鼎，癖者巧取而豪夺，谓不伤雅，洎其丧之于子若孙之手，如乃祖父之所由获。尤不幸者，劫于回禄，熸于赤眉黄巾，大抵所蓄愈富，则荡为寒烟衰烬者，亦较易为力焉。”

　　“有清一代，海内藏书，有著录、无著录，数之无虑二百六十家，其能保有五世者，群相与颂之为异数。近者江阴缪氏，骨未寒而书已属人；即吾吴三十年前，亦多有故家收蓄，风流文采，不移时而销歇。今之能以门素豪于郡，常熟瞿氏、吴县潘氏而外无闻焉。吾家世号耕且读，兵燹后书籍煨烬。”

　　“书非供藏庋为名高而已”，不为沽名，不为秘藏，只为读书治学专用，他自己的藏书便是以普通本为主。他曾说到有人以宋元精椠、锦绫装裹之书向他兜售，自己以“力不逮，志不属”为由婉拒。金天羽清楚认识到“异书孤本，人间希有，搜吾箧乃无之，亦不以为怍。数万卷常见之书，穷吾齿不能竟其业，何暇以枕之秘傲人？”他自称读书三十年为求其故，朱黄点校甚多，以致藏书“丹墨狼藉，皆破烂不中藏”，虽然对藏书版本不甚讲究，但治学精勤，终成一代名家。

　　金天羽对藏书的态度很是开明，书橱从不上锁，不像一般藏书家那样兢兢业业，唯恐有失，以致他藏书中的一些较好的本子如欧、曾、归三氏文章、顾氏《音学五书》、毕氏《经训堂丛书》十余种被人拿走也无从查考。他对此并不介意，这也许和其性情旷达有关，但也反映了他藏书为天下公器的观念。
文章最后是金天羽是对自己藏书结局的安排：

　　“《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余遭世昏乱，不能摧眉折腰以事人。乃真以吾腹为之库，为之笥，终老无用而已矣。念余平生蓄书所由，导源于先子，显亲以学不以位，吾学之成而庶有裨于世也。又非旦暮之期，曾不如广园田，长子孙者，犹足耀于乡曲，然而不以为悔也。根道而核艺，辞荣而委利，确然行吾之素，学之所得于心者如是。及门弟子或余之子，孰能绍余之学者，异日将以此百箧付于其手，其不可得也，则举而归之公家之藏，庶免乎天所忌，鬼所瞰，然天与鬼熟睹并世精椠异书孤本之家，其亦嗑然笑吾如贫子之矜豪富，不余雠焉矣。”

　　与以往大多藏书家要求“子子孙孙永宝之”不同，金天羽豁达地申明了将藏书归之公家的意愿，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藏书家观念的进步。近代史战乱频仍，尽管很多藏书家费尽心力保有其藏，还是免不了旋聚旋散的厄运，金天羽写这篇“自记”时只有43岁，三十年后，天放堂藏书如他预想的那样，化私为公，终得其所。如今全部金天羽藏书早已编目上架，妥善保管，与杭州杨氏丰华堂藏书、天津卢靖、卢弼兄弟的木斋图书馆藏书、刘半农遗书一样，为清华大学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做出了不少贡献，可谓善始善终，结局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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