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鸿志传略
发布日期：[ 2005-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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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铭 渝 宁
杭鸿志，这位享誉军界的军事教育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离开我们已十多个年头，但每当人们想起这位一生正气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那么清晰。
人生之初多周折
1907年6月，杭鸿志出生于徐州市北20华里处一个小山村——华祖庙，村子得名于村中庙里供奉的神医华佗。该村处于鸡鸣山与卧龙山之间，自然条件很差。自清康熙年间修建驿站后，才得以繁盛。每逢重阳，庙会盛大，热闹非凡。杭鸿志的祖辈是在清咸丰年间，为避战乱从不远的柳泉搬迁于此的。杭鸿志的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靠磨面卖面、跑运输谋生，过日子精打细算。冬天家里有面粉也舍不得吃，而以山芋作为主食，抽烟用芝麻叶子代替烟叶，集市散市后则去收集垃圾沤肥料。苦苦经营置起了八、九十亩地的家产。杭母颇有眼光，知道再置田产必受别人嫉妒，决定不再置地，把儿子送去上学。杭鸿志先读私塾，后就读于柳泉小学。
杭鸿志读书颇为用功，深受老师喜爱。在柳泉读书期间，受到校长、国民党党员魏树三的影响，初步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对孙中山先生及其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时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五卅惨案的发生，使杭鸿志认清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迫害，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也使他逐步意识到自己今后应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就在读高级小学(相当于初中)的最后一年，即1925年6月，杭鸿志经魏树三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由于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同年考上了铜山师范学校。该校读书费用较大，杭鸿志为了读书，生活上非常俭朴，每周回家带上够吃一星期的盐豆子、单饼和山芋干，以此维持生活。年轻时的艰苦生活，使他养成了勤俭节约、不浪费一粒粮食的生活习惯。第二年，学费已难以承受，加之该校是一个初级师范，将来不易升学，于是他就转入了设施完备、条件较好的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杭鸿志除了抓紧时间认真读书外，还经常参加国民党的支部活动，进行散发传单、参加反基督教同盟等活动。1927年春，北伐军与北洋军阀作战于徐州一带，杭鸿志积极发动民众协助北伐军。没几日，北伐军退走了，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卷土重来，杭鸿志家被张宗昌的部队抢掠一空，妹妹又遭绑架。为了赎人，杭家卖掉了大部分土地，家境败落，最后只剩下几间破旧的石头房子。杭鸿志只好出走天津，经人介绍考入天津军事干部学校。入校不久，他便感到学校教育和管理的蛮横，后悔自己未去黄埔军校，但迫于生计，也只好暂时忍耐下来。
1928年3月，杭鸿志从天津军事干部学校毕业。六月初，北伐军逼近天津，大部分同学随校去了东北，杭鸿志却留在天津，投奔到北伐军张振汉部任排长。张振汉与杭鸿志是表兄弟，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国民党军队任师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江西作战被红军俘虏，后留在红军工作。因其对炮兵学理论有专长，组织上安排他教授红军的炮兵训练课程，并随红军长征到延安。抗战爆发后，党组织送他回重庆，1949年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出了一定贡献）。由于张振汉的关照，杭鸿志很快升为代理连长。由于这支部队非国民党嫡系，给养不足，只好向地方征收，使当地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杭鸿志看到这种情形，开始厌恶军队生活，在年底缩编时，坚决要求回家。回到家乡后，由柳泉小学校长韩光苞介绍到柳泉小学当教员。教书之余他阅读大量政治刊物，读得最多的是由张廷赞介绍的改组派和第三党有关方面的书籍，杭鸿志从他们的言论中，看出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作为国民党党员，杭鸿志还进一步研究阅读了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他感到当时国民党的作风和措施与三民主义十分不符，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土豪劣绅大多变成了国民党党员或政府要员，使他逐步认识到蒋介石根本没有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加上时值蒋冯阎爆发内战，使他原来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于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第三党或改组派。
是年暑假，张廷赞与杭鸿志等人在柳泉小学开办了民众夜校。张廷赞借此机会向杭鸿志介绍了一些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和左翼文学作品，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与杭鸿志进行讨论。杭鸿志的思想渐渐有了转变，初步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1930年1月，经张廷赞介绍，杭鸿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活动。
1930年春，韩光苞(中共地下党员)调徐州工作。柳泉小学来了个新校长董荫北，此人贪污受贿、任人唯亲，引起了教员和学生的不满。这时学校的党团组织也在发展，杭鸿志与其他教员在暑假时掀起驱董运动，想让中共地下党员朱季华担任校长。经过斗争，董荫北被驱逐了，但杭鸿志他们的设想也未能成功。新任校长到任不久就把朱季华逮捕入狱。杭鸿志由于是当地人，又具有国民党员的身份，因此未遭逮捕，但也不能在柳泉小学呆下去了，暑假后转到青山泉小学任教。
在此期间，杭鸿志秘密发展一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活动。贾汪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遭到镇压，杭鸿志他们对工会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工人罢工，达到了部分要求。杭鸿志他们还曾计划组织青山泉农民暴动。当时发展的革命同志已有数十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农民、地方团队的士兵以及铁路工人占少数，杭鸿志与张廷赞等人筹划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准备先解除青山泉区的警察武装，因为那里已有我们的同志作为接应。事不凑巧，警察队很快就调走了，加之上级党组织也未有指示，多数同志认为力量不够，时机不成熟，只好中止原来的计划。
此时，“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时间虽短，付出的代价却是惨痛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大部分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青山泉小学受到国民党警察搜查，由于他们注意安全保密，才幸免于难。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渐趋尖锐，革命同志有的牺牲，有的入狱，杭鸿志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这时他深深感到，暴动政策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是一种莽撞行为，这样的牺牲是无谓的。为了躲避风险，他再次投奔其表兄张振汉的部队。
军事教学显才华
杭鸿志到长沙后，一开始张振汉想让他到军需处工作，但他有自已的考虑，认为自已将来要有作为，还必须继续到军事学校去深造。张振汉考虑到他的要求，就派他到特务营担任副营长。时隔不久，这支部队就要到鄂西与红军作战，杭鸿志极度苦闷，毕竟离开中共党组织半年不到，现要与革命同志对垒，心中甚是难过。正在苦痛之际，国民党南京步兵学校招考第一期学员，杭鸿志被指派参加考试，并被录取，这样避免了与工农红军直接冲突，使他也相对解脱了一些。在校期间，杭鸿志潜心苦学，给自己定了更高的目标，将来准备报考陆军大学。但杭鸿志的生活并未真正平静过。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举报他是中共党员而引起怀疑，他巧妙地据理力争，陈述自己因不肯与家乡有些人同流合污，受到他们的排挤和诬陷。后来在张振汉的周旋下，也就不了了之。杭鸿志还经常到书店去购阅一些书籍，虽然当时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前途也很渺茫，他并没有绝望，始终认为革命是会成功的。1933年2月杭鸿志毕业后，依旧回到襄阳张振汉部队，担任师参谋处少校参谋兼军官军士训练班的教官。他以在步兵学校的所学教材为蓝本，进行了三期军官和一期军士训练。
1934年7月，杭鸿志被送到庐山军官团受训。这次培训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向学员灌输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实际上是一次进攻红军的精神总动员。杭鸿志虽然内心不同意这种做法，但也不能公开反对。至于学习一些军事技术，他认为还是有益无害的，对日寇作战是有用的。这时他一门心思在为考取陆大作准备。
陆军大学是旧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对当时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来说，能考上陆大就是登上龙门，身价倍增，官运亨通。不过考上陆大也非易事，要求严格，竞争激烈。陆大招生办法，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必须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军官学校毕业生（有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等军官学校），任主队职军官(连、营、团长职务)两年以上，经过资格审查合格，才有报考资格。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部分，初试在各军或行营举行，军事机构及军校高级班等在南京军校礼堂举行。初试试卷送南京参谋本部，经审查合格后参加复试。复试由国民党国防参谋部组织的陆军大学考试委员会主持，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试卷均密封。军事学考应用战术、基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等教程，其中应用战术为考试重点。杭鸿志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1935年4月终于成了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3期学员。13期共录取学员110名。
当时陆大校长由蒋介石担任，实际工作则由著名军事教育家、教育长杨杰负责。陆大是旧中国军事人才的荟萃之地，军事学术的研究中心，又是传播西方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讲台。陆大先后招聘日、德、俄、美等国顾问执教，但仍以中国教官为主。陆大翻译了大量外国军制、军史、军事理论、军事技术的书籍资料，并藏有大量中国古近代军事资料和论著，从而大大拓宽了军事研究的领域，开阔了中国军事人员的眼界。陆大又是中国最早进行诸军兵种合成战术教学研究的院校。杭鸿志在三年学习期间，在军事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研读。军事课程有战史、战术、军制、兵要地理、筑城、情报、参谋业务等和外语、政治、经济学等普通课程，教学训练方法主要是课堂教学、图上作业、现地作业（每年春秋季各演习一次）和兵棋演习（以军和大军战术为主，并有高等司令部演习）。1937年“八.一三”松沪战役后，南京形势危急，陆大迁至长沙。当年12月底，杭鸿志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并得教育长杨杰的赏识而留在陆大兵学研究院任中校研究员，开始了他的军事教学生涯。
随着年龄的增长，杭鸿志变得更加沉着冷静，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与他人很少谈论。在陆大读书期间，也正是复兴社最活跃时期。复兴社入社手续非常诡秘，被吸收人往往不知道入社介绍人是谁。杭鸿志同样也莫名其妙地被别人介绍加入复兴社，他不想参加可又不能拒绝，因为他在步兵学校时被国民党调查过的事情他们是知晓的，不参加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后来他就说自己只想专心研究军事学问，不能因开会而浪费时间。杭鸿志当时读书确实十分认真，废寝忘食，复兴社的人也就同意了，后来的活动就不来找他了。
1939年1月，陆大迁至遵义，杭鸿志任战术系上校兵学教官。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他当时对国家的前途极为乐观，觉得只要中国人团结一致，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可惜，这种好的心情并没有能维持多久。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40年5月，杭鸿志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会议目的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可会上蒋介石最重视的就是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的报告。要求严加防范，还指示何应钦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具体办法。杭鸿志内心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蒋介石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为重，不能因为害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而不把沦陷区的抗日游击任务交给他们，既然是国共合作，而且也公认八路军和新四军擅长游击战术，就应该发挥他们的所长，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相得益彰，增加抗日力量。
1940年7月，杭鸿志与陆大教官数十人奔赴各战场进行为期近半年的观战与考察，所看到的是部队严重贪污腐化，将领勾心斗角，战斗力很弱，日军不攻则已，一攻必破，他开始为抗战的前途担忧起来。回到陆大，他把这些情况如实汇报，可在当时又能产生什么效果呢？他感到很难过，但却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仰天长叹。次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杭鸿志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前景更感忧虑。
此后一直到陆大起义，杭鸿志从未离开过陆大的讲台，主要研究和讲授师、军、大军战术、司令部勤务演习、战史、战术教育法等。8月，他升任为少将兵学教官。在此期间陆大曾邀请以崔可夫为首的苏联教官，讲授战术及现地师司令部勤务演习，杭鸿志与陆大其他教官作为他们的助手，从苏联教官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学校还邀请叶剑英讲授游击战理论、国民党驻苏武官屈武讲授苏德战场战况，对杭鸿志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杭鸿志在军事教学中善于把古今中外的军事战术战例结合起来，旁证博引，融会贯通，学员对他的授课很是欢迎。当时陆大的教育长徐培垠对他比较赏识，1944年3月，升任他为教务处副处长，协助教务处长龚浩负责处理行政业务，还兼任战术课程的讲授。1945年1月，教务处长龚浩调到胡宗南部队当总参议，杭鸿志升任中将处长，全面负责陆大的教育行政事务，并兼兵学研究院主任。杭鸿志以其精湛的学术水平、科学的管理方式和正直的为人，广得陆大上下的尊重和信任。至今，台湾出版的《陆军大学》一书中，仍评价杭鸿志是最受欢迎的教官之一。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杭鸿志在陆大主要从事兵学研究、教学及管理工作。这期间，陆大共培养正则班、特别班、将官班学员1587人，大部分都参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不少人担任各战区、集团军、军师的主要长官，如陈明仁、董其武、蔡文治、裴昌会、韩练成、侯镜如、宋希濂、孙蔚如、鹿仲麟等，从军委会到各军师参谋长几乎都由陆大毕业学员担任；有的在抗日作战中为国捐躯。陆大毕业学员还参与对外军事交流工作，尤其是驻外军事武官，除陆大毕业学员外，国内任何学校学员均不能担任。此外，还举办多期参谋补习班、战术教官研究班、城塞班，兵学研究院共办13期，培养了一大批兵学教官。
这时杭鸿志虽位至将官，但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受收不义之财，生活也很清苦。由于徐州沦陷，家里的人都逃到重庆投靠他，人口骤增。加之他还照顾着为抗日而捐躯的同学焦志坚的遗属及其子女的教养，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使他感到极度困难，迫不得已将自己珍爱的一些书籍卖掉了，同时还在国民党军令部兼任战术课程的讲授，以弥补家庭开销的不足。 后来由于得到在重庆经商的张振汉的资助，长子树新又考入公费学校，负担才减轻。
上下求索明方向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杭鸿志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特别是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的发表，人们以为和平建国有了保证。杭鸿志与大多数陆大同仁都希望不要发生内战，国民党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治理国家，或者划出一部分地方给共产党治理，国共两党进行政绩比赛，谁强就由谁来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还是有益的，可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罢了。杭鸿志经历几件事后，感到蒋介石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
1945年11月的一天，蒋介石为了拉拢人心，在他的官邸举行了陆大甲级将官班第三期学员（军以上的现职指挥官和参谋长）结业典礼。当时《双十协定》已见诸报端，但在结业典礼上，蒋介石的讲话却与《双十协定》大唱反调。他说，《双十协定》虽然已签字公布了，共产党是不会遵守协议的，你们回部队以后，就要积极准备“剿匪”。不久，他又在临时成立的陆大将官训练班的计划上亲自用红铅笔批写“如何训练剿匪”六个字，用心已很清楚，消灭共产党已成为蒋介石做梦都想干的事。待到陆大将官训练班开学之后，军政部长陈诚对学员发表了被外界称为“吹牛皮”的讲话，他口气强硬地说，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共产党。当时杨杰对此公开进行驳斥。他说，不用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三十年也消灭不了共产党。蒋介石对杨杰的所言很恼火，严加训斥（此后杨杰也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关照”，1949年9月杨杰转道香港准备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日在香港住所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杭鸿志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都没有被消灭，更何况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的锻炼，根本不可能被消灭。当时担任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还把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冈村宁次编著的《铁臂合围》一书，印发给教官、学员作为训练“剿匪”的参考材料。杭鸿志面对这种情况，知道中国已经没有和平的希望，面临的将是战争与炮火。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完成战争准备后，蒋介石立即翻脸，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爆发，和平的希望成了泡影。当时国民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企图一举消灭人民军队。但这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已日益腐败，不得人心，而共产党在正确方针指引下，依靠广大人民，形势很快在1年之后发生转折，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的阶段。特别是国民党在东北由攻势变为守势之后，败势已露，到辽沈战役结束，则败局已定。杭鸿志作为陆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国家的最高军事学府的何去何从不得不有所考虑。他看到，同样是陆大毕业学员，在对日作战和对解放军作战两种不同的战场上，前者尽管装备远不及日军，但士气昂扬，后者却节节败退，精神沮丧。再次证明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认为，陆大创办于清朝末年，已有40多年的历史，不能随国民党的覆灭而覆灭，应该把陆大交给共产党管理。与此同时，他内心不免对自己的将来担忧：自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又与党失去联系，共产党是否能接受自己呢？他与少数几个志同道合者秘密商议尝试，派人赴解放区与共产党联系，但不知何故渺无音讯，只好暂时作罢。
不久，国民党政府已决定向广州迁移，陆大的去向由蒋介石也直接过问。1948年12月20日，陆大从南京东迁上海，蒋又命令陆大乘船南下至黄埔，其用意是想借助当年的黄埔精神维系乱局。但陆大早已人心涣散，有的不愿去黄埔要求回重庆，有的人则弃职留南京、上海等候解放，还有的则公开贴出标语，要求陆大留在上海不要向黄埔迁移，杭鸿志当时也倾向后一种想法。这时中共对他已非常关注，派其三弟杭鸿模来上海找他。开始，杭鸿模也未向他表明来意，只是说来看看他。他对杭鸿模以前的情况有所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淮海战役时又参加了何基沣、张克侠部的起义。他感到杭鸿模是带着任务来的，内心非常喜悦和欣慰。杭鸿志就向胞弟谈了留在上海的想法，杭鸿模表示要与他一起去黄埔，劝他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杭鸿志身居陆大教务处长要职，言行一旦有个闪失，会引来杀身之祸，一切都会前功尽弃。因此，他以照顾大家的生活和健康为由，说服大家南迁黄埔，从长计议。到黄埔不久，有一件事对杭鸿志震动很大。浙江省主席陈仪因策划起义被汤恩伯告密而被蒋介石下令拘捕，因徐培根（当时陆大的教育长）与陈仪关系密切，很快被在奉化的蒋介石召见。徐培根回黄埔后，杭鸿志询问他蒋介石何事召见，但徐却闪烁其词，讳莫如深，而且神情紧张，只说蒋介石召见他是为陆大迁移一事。因此，杭鸿志便不敢把与中共联系的情况向他透露，行事更加谨慎。
迁到黄埔之后，杭鸿志忙于校务工作，杭鸿模则在黄埔参观游览。直到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杭鸿模才与他密谈，亮明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派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来策动他起义。杭鸿模还把这些天在黄埔听到和看到的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与杭鸿志交换意见。他认为杭鸿志在陆大的人缘关系不差，一般人对他感情很好，要充分用好这层关系，为起义做好准备。杭鸿模又把徐州市公安局证明他身份的文件给杭鸿志看，并交待道：“广州不属于三野作战范围，属中共华南局范围，以后把你介绍给华南局，由他们领导你的工作。虽然策动起义的重点对象是国民党的部队，对解放战争起直接作用，但陆大起义主要是有政治影响和削弱敌人的作用，把它交给人民，人员和设备将来是大有用处的。你要注意陆大警卫队的掌握。”到了这时，杭鸿志才明白，在上海兄弟见面时杭鸿模之所以迟迟未表明来意，实际上是在对他考察。他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欢欣。杭鸿志也把有关情况告诉了杭鸿模，陆大警卫队长也是徐州人，关系很好，他能够做好他的工作。在广州附近的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军官，有些是陆大同学，有些是他的学生，他也可以利用这些关系做些工作。
4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陆大在重庆还有特别班第八期。由于教育长徐培根一直未去重庆陆大讲课，学员们认为是不重视他们，非常不满。特别班第八期班主任方仲吾为了消除他们的不满情绪，不得不从重庆来黄埔，敦促徐培根去重庆陆大住一段时期，并给学员讲讲课，帮助学员解决一些困难，否则他难以向学员交待。但徐培根考虑再三，觉得还是不能去。方仲吾最后只好摊牌，提出如果徐教育长不能去，也得派杭处长去，否则他就辞职。徐培根不得已，就派杭鸿志去重庆陆大。杭鸿志原本是想留在黄埔迎接解放的，但情况变化，他只得向杭鸿模谈了陆大的决定。杭鸿模表示要立即回解放区向领导汇报请示，并告知他如果另外派人来重庆见面时的联络暗号。杭鸿志也为他备好了通过国民党军队前线的证件和介绍信，给他们发了陆大编余资遗职员的服装和证件，还给国民党前线部队的高级军官写了信，请他们给予关照放行。杭鸿志把他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给杭鸿模供解放军作战参考。
率部起义向光明
1949年5月1日，杭鸿志与方仲吾回到重庆陆大。学员的情绪很不稳定，有人鼓动要求重庆陆大南迁广州黄埔。为了稳定人心，杭鸿志对学员作了一次讲话，详细分析不能南迁的道理。他说，广州国民政府即将迁来重庆，国防部不会批准重庆陆大搬迁。而且黄埔既无校舍可供上课，又无宿舍，家属宿舍更难解决，黄埔的物价比重庆高得多，生活会更困难。即使搬迁，交通工具也难以解决，况且搬迁很费时间，会影响学习。经过他这么一番讲话，学员们的情绪也暂时稳定下来。事隔不久，有个别学员议论特别班第八期不应该按原计划教学，应缩短学时提前毕业。杭鸿志就让方仲吾与这些人私下谈话，说明没有国防部的命令，教学必须按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应主动提出提前毕业。后来这个学员调回军队担任军职，议论才真正平息下来。
从这时起，杭鸿志开始为陆大起义作具体准备。他考虑，举行起义首先要做好教官的思想工作，因为他们与学员的接触最多，影响力也较大，他们对政治和军事形势都有清醒的认识，知道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未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交过手，思想上没有太多的包袱，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一些人及其家属在思想上还是有些顾虑。杭鸿志采取多种形式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除通过个别交谈和教官联谊会讨论形势和前途外，还邀请杨杰参加教官联谊会进行座谈，对全体的教员、职工、学员作了形势分析。由于杨杰曾担任过陆大的校长和教育长，也是知名的军事战略专家，威望很高。他在教官联谊会上直说：“有人鼓吹‘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大话不仅落空了，反而出现了他们被共产党消灭的局面。我记得，1940年我从苏联回国不久，万耀煌教育长邀请我到陆大讲过有关希特勒发动进攻苏联战争问题，当时我就认为希特勒的结果不会比拿破仑好，可能还要坏。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民皆兵，幅员辽阔，就象一张吸墨纸，希特勒那么一点军队等于墨水会被苏联吸干的。今天国民党由优势变为劣势，败局已定，无法挽救，中国是红定了。”在全体教官、职工、学员的形势报告会上，杭鸿志则提醒他，有人在监视他，让他讲得含蓄些。杨杰接受了他的建议，不再象教官联谊会上讲得那么明了，但是观点还是很清楚的。他说，共产党与老百姓关系搞得好，他们就有亲和力，人民解放军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也越来越强，士气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而国民党则脱离老百姓，必然被老百姓抛弃，这是离心力的结果，加之部队纪律不好，所以必定打败仗。他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战部署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大迂回的战略部署，以切断胡宗南部队和四川部队的后路，使其无法逃脱，这一部署将使大西北不战而获得解放。杨杰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大家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形势有了进一步认识。
接着，杭鸿志又针对大家对个人前途的疑虑，共产党是否会使用他们这些人而担心的状况，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杭鸿志反复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对沙俄时期的旧军官仍然重用和优待，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也会创办军校，在陆大的人都具有一定的军事技术知识和军事教学经验，共产党不会把这些人才浪费的。相反，流亡的“白俄”在中国到处受歧视，如果大家跟着国民党走下去，必将成为蒋介石的殉葬品，最终难免落得流落国外当“白华”的悲惨下场。一番说服教育，消除了绝大部分人思想上的顾虑。
陆大教官的思想做通了，认识到不跟国民党走，在重庆迎接解放才是光明大道，他们又去影响校外的陆大校友，透露他们的打算。有人主动来找杭鸿志，希望与陆大一起行动。陆大教官关中一接受国防部的委派，要到绥远热河一带组织地方反动武装，还领了一些活动经费。当时他举棋不定，就从广州赶到重庆，征询杭鸿志的意见。杭鸿志劝他道，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都已基本被消灭了，况且共产党本来就是靠打游击起家的，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只能自取灭亡。后来他听取了杭鸿志的意见，未作行动。此外，国防部的胡定国(与郝柏村在陆大同期同学)，在国防部撤离重庆时，已决定他们夫妇乘飞机去台湾，但他们不愿意去，杭鸿志知道后就让他们留下来，与陆大一起行动。而杭鸿志自己却受多方“垂青”，白崇禧以重金500银元月薪邀请杭鸿志去他那里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杭鸿志为陆大起义一方面做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在物质上做必要的准备。重庆陆大的经费当时很紧，十分困难。杭鸿志就利用学校的载重汽车，派人贩运农副产品或代运商货赚些钱，既可维持当时的办公开支，又可作起义前后的费用。他们积存了一些钱，准备了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加仑汽油。杭鸿志看到陆大教、职工和学员的生活十分困难，便将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借给一辆载重汽车供他们使用，让他们赚些钱补贴家用，把购运回来的农副产品按原价供应给学员。这些做法，受到陆大师生的支持和欢迎，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万事俱备，只等解放。但陆大作为国民党最高军事学府，国民党不会轻易留给共产党。杭鸿志与其他人研究后，采取“拖”的办法，国防部不下命令，陆大就按原计划上课，绝不主动请示或建议迁移的问题。1949年11月13日晚，从不过问陆大事务的校长徐永昌突然给杭鸿志打来电话，询问他：“特八期学员应该什么时候毕业？”杭答道：“明年(1950年)夏天。”徐又问道：“你考虑特八期提前毕业的问题没有？”杭回道：“没有。”徐继续问：“你考虑提前在什么时候毕业？”杭故作糊涂地回道：“12月底怎么样？”这时徐永昌显得特别生气，训斥道：“你看这个局势，你能负得了这个责任？”杭听其语气，仍将“球”踢给徐永昌，问道：“校长看提前到什么时候合适？”徐说：“你看学员毕业的准备工作，一个星期时间够不够？”杭答道：“可以。”于是就决定于11月19日上午举行毕业典礼。
19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徐永昌的陪同下亲自主持毕业典礼。首先，他用他的惯用方式亲自点学员的名，然后给前十名学员发奖品、优等毕业证书、上佩剑、戴陆大校徽。接着就是对学员一番训话，要求陆大学员为青天白日旗而奋斗，最后还交待国防部要把教官和学员集中进行短期训练，然后分配到各部担任督战联络参谋。杭鸿志巧妙地根据蒋介石短期培训的特别指示，陆大既不撤退，又不解散，这恰好也符合他们实行“拖”的方针。毕业典礼之后，杭鸿志宣布继续上课，等待国防部下达关于教官和学员进行短期培训的计划。去国防部时，也不催问，国防部这时已无心理会此事，这样又上了1个星期的课。但陆大的教职工、学员更加感到忐忑不安，杭鸿志对他们说：“即使学校结束，我也一定替大家想办法，我在学校15年之久，在危难之际，不会把大家丢下不管。”人们的心境这才逐渐平静下来。
杭鸿志这时隐隐担忧，以为国民党会死守重庆，可直到解放军逼近重庆时，尚未有构筑防御工事的迹象，这时才放心。11月27日，杭鸿志得知国防部已决定撤出重庆，还发迁移旅费，就与方仲吾等人去找徐永昌想要一些。到这时杭鸿志也向徐永昌交了底，表示要留在重庆等候解放。徐永昌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并对杭鸿志要迁移旅费一事很愿意帮忙。他们也信以为真，连夜写好报告和名册，可等第二天再找徐时，早已人去楼空。不过，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杭鸿志与当时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有过一面之缘，顾对杭鸿志的印象也不错，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也为陆大起义准备了更充足的物质条件。
29日夜间在发放旅费的过程中，方仲吾告诉杭鸿志，人民解放军二野的地下工作人员陈济生已在学员的宿舍里。杭鸿志这才把与杭鸿模联系，接受策动起义任务的情况告诉了方仲吾，并立即约请陈济生见面，讨论起义的具体工作。陈济生对陆大起义提出了三点意见：一要准备一个起义的通电稿；二要保护学校的财产不受损失；三要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散会已是凌晨1 点多钟了，杭鸿志回到宿舍时，从附近蒋介石的官邸方向传来一阵枪声，杭鸿志估计蒋介石等人开始撤退。随后电灯熄灭，爆炸声四起，国民党开始进行破坏活动了。后来得知，那天晚上蒋介石已经就寝，听到枪声，害怕发生兵变或遭到解放军的围捕，就撤退到重庆白市驿飞机场，天一亮就飞往了成都。
11月30日上午，杭鸿志召开校务会议，商量如何保护学校的事宜。他们决定把公私武器都汇集起来(当时有很多教官、职工、学员手中有手枪或卡宾枪)，分成几组担任巡逻和警卫任务，如果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对学校进行侵扰，必要时就开枪制止，如果是解放军就欢迎。由于采取了这些保护措施，陆大没有受到破坏。12月1日上午，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了陆大附近，杭鸿志等在陈济生的带领下前去欢迎。解放军十八军杨参谋长接见了他们。他们首先对解放军表示欢迎和致敬，并汇报了国民党溃退和陆大的情况，同时把陆大的车辆交归解放军指挥。杨参谋长对他们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之后他们就回到陆大召开全校人员大会，宣布起义，向全国发表通电，全文如下：
自对日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无不企求在遵循新民主主义原则下建设新中国之时，而蒋介石挟其一贯反动伎俩，勾结帝国主义，肆意破坏和平，发动战争，今更不惜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阀余孽公然往还。本校全体教、职、学员士兵，无不对此悲愤填胸，期能灭此民贼，用谢国人。今幸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正确领导之下，在刘伯承、邓小平将军领导之下，顺利解放重庆，本校全体教、职、学员士兵亦获得解放。值兹西南首府重庆解放之期，正是西南七千万人民更生之时，同仁等除一致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主席及朱总司令的领导，早日完成人民解放战争，并使国家迅速进入富强康乐之境地。重庆陆军大学全体教、职、学员士兵同叩。十二月一日。
陆大起义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了很大震动。当日，蒋经国在成都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陆大叛变”，并立即派飞机对陆大轰炸镇压。数日后，刘文辉、卢汉又相继起义。紧接着，当年陆大的优秀学员郭汝瑰率22兵团、董宗珩率16兵团、罗广文率15兵团、裴昌会率7兵团、陈克非率20兵团、李振率18兵团在四川各战略要地先后起义。解放军解放西南的战役很快于12月底胜利结束。
陆大与陆大人走上了光明之路。没过几日，二野派来军事代表组接管陆大。成立了“原陆军大学接管委员会”，解放军代表白珂为主任委员，杭鸿志为副主任委员，正式开始对陆大进行管理，组织全校人员进行政治学习，主要学习《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这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杭鸿志组织教官和学员为解放台湾和西藏献计献策，提供必要资料和地图，供解放军参考。其中，有的教官直接到华东军区任职参加研究解放台湾的工作，有的赴港、台做策反工作，大部分起义的陆大人员在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的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等候分配工作。
三更灯火五更鸡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高等军事学府，创办一所人民军队的高等军事院校已迫在眉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这一工作作为重大战略问题来考虑，这一问题的根本是要提高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的军政素质，使各级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具有管理现代化军队的能力，掌握军队合成作战的指挥艺术，熟悉各军兵种的特点和现代兵器的使用知识，这就需要他们在现代化的军事院校接受专门的、系统的、全面的学习。由谁领衔创办军事学校呢？毛泽东等人想到了刘伯承。刘伯承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对国外军队有过深入的研究，又精通中国古代兵法，熟知现代军事知识，有长期指挥过一个方面大军作战的战略、战役、战术的实践经验，早期战争岁月中也曾多次创建和领导过军事学校，他是最佳人选。刘伯承欣然受命，于1950年11月带着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重任来到了南京。
当时，创办军事学院的一个突出困难，就是师资力量相当缺乏。为解决这个问题，刘伯承以伯乐之心选用人才，来加强学院的师资力量。经中央军委批准，一大批起义的原国民党军官和军事研究人员被分配到人民解放军各军事院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杭鸿志作为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教育经历的原国民党陆大起义将领，于1950年11月被选调到南京军事学院。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刘伯承领导全院 人员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仅用48天时间，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学员758名，已经在1月8日开始上课，一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杨勇、刘华清、张震、黄玉昆、廖汉生等入院学习。
毛泽东为军事学院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中央军委送来贺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军事学院的成立是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点，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当时在军事学院工作的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教员近600人，占了全院教员总数的80%。对他们，刘伯承不仅没有另眼相看，更多的是鼓励和支持，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勤奋工作，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服务。刘帅风趣对他们说：“你们来，我们欢迎，不管你们是逼上梁山，还是请上梁山的，我们都一视同仁。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你们都受过军事教育，有的留过学，很有学识，只要你们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军阀，朱老总和我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讲过，革命不分先后，不分早晚，只要自己愿意参加革命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刘伯承尊师重教，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们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凡教员的办公桌椅、家属住房都优先照顾，甚至连文娱晚会票也规定给教员每人两张，带夫人一起去。刘帅视力很差，但经常审批教员的教案，用蝇头小楷进行修改。还亲自编写教案和讲课。刘帅的言行使杭鸿志等广大教员深受感动，激励他们刻苦钻研业务，来回报党和人民，回报刘帅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建院初期，图书资料十分匮乏，杭鸿志把自己珍藏的军事著作六大箱全部捐赠给院图书馆。杭鸿志先在战史教授会任教员，后又到学术研究室任研究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任教员组组长。他在司令部工作教授会的时间最长，一干就是7年多时间。教学内容主要是教授师以上军事指挥机关的各项工作和组织各种演习，如组织侦察、传达任务、计划安排战斗组织工作、调制战斗文书、下达战斗命令、组织协调动作和各种保障、建立指挥所、督促部队完成战斗准备等，是各教授会中工作最为复杂重要而且具体的教学内容之一。教授的顺序是：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战术，再作想定情况，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兵种串联组织起来，锻炼学会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战斗的能力。随后又由课堂作业到野外现地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证明理论原则。教员的工作任务是编写教材、上课、辅导、组织学员参加作业和担任现地作业、实兵演习的导演员工作。演习是军事学院教学训练的重要内容，演习的组织准备和实施都是在刘帅亲自领导下进行。对于大规模演习，刘帅必到现场指挥，结束后亲自总结。其中杭鸿志参加组织了1951年6月安徽临淮关陆军师江河进攻实兵示范演习（这是解放后我军首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1951年秋季军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1954年规模空前的山东半岛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演习地域宽30公里、纵深300公里，全军264名高级干部参观见学，这次演习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在全军是第一次。其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为1956年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1953年为配合全军正规化训练，学院共演习达10次以上，最多时一个月3次。在这些演习中，杭鸿志所在的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均担任重要工作角色。
当时，军事学院在教学上采取了“先方后圆”的策略，先把苏联的教材全套搬过来，再根据我军传统，结合中外古今战例，在教学中慢慢消化。这对杭鸿志来说，由于从事军事教学多年，有一定的军事理论基础和教学经验，因此接受苏联的军事科学较快，教学得心应手。他在教学过程中，对学员循循善诱，尽心尽责，学员只要向他提出问题，他都耐心作出解答，并告诉学员提出的战略战术问题，在哪个地方有范例，让学员自己去看，自己去思考，从而提高学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认识问题的水平。杭鸿志还十分重视学习消化由刘帅组织编写的“解放军战例汇集”和“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例汇集”，并广泛应用于教学之中，起到了充实教学内容、升华作战经验的作用，给教学和训练带来生机和活力。杭鸿志也深受广大学员的欢迎和尊重。至今，一些军队高级领导同志对当年的“杭教员”仍记忆犹新，并为本传略的编写提供了宝贵资料。
解放初期，苏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给予了很大帮助。在军事学院有一大批苏联军事顾问，为我国创办高等军事学府作出了贡献。但是也有少部分苏联顾问，看不起中国教员。一次，一位中国教员的教案请予指导，一位苏联顾问看都未看，就在上面就打了一个大大的“×”，使中国教员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杭鸿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想要不依赖别人，自己就必须能站起来。他刻苦钻研军事学术理论，很快编写出了《司令部工作概则》和《师防御战斗的司令部工作》等讲义。杭鸿志的突出成绩，受到了刘伯承的表扬，刘帅亲自题词“为保卫国防而作有德有才的教师”，并给予了乙等优秀教员的奖状、奖品(自来水笔和皮夹)、奖章和奖金80元的表彰。杭鸿志受到极大的鼓励，他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
当时，为了加快对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非常辛苦，每天教学采取8小时一贯制，上午6堂课，下午与晚上对学员作解答，中午不休息，大家很快的吃些点心，就算了事，经常工作到深夜。对学员们提出的比较复杂的问题，杭鸿志他们还需要“开夜车”，第二天很早又起床了，仍然精神抖擞，刘伯承元帅对他们的评语是“三更灯火五更鸡”。1956年1月在院庆5周年之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对军事学院创办5年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大家在刘伯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成了全体教员和干部的口头禅，成为他们献身于军事教育事业的座佑铭。军事学院创办短短五年，就在我军正规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教材建设从一无所有发展到现有教材上千种，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方面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各军兵种到合同战术，再到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共350多种，已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体系，举办了多次师资训练班、集训班。出版了战例汇集、作战经验汇集、军语画一、军语释要等多种军事著作。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和12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5年来，军事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已有1008名学员毕业，另有1200名学员即将毕业。
正当杭鸿志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人诬陷他率领陆大起义是个阴谋。称杭鸿志于1949年3月底在广州召开过一个会议，布置陆大人员伪装起义，潜入解放军内部从事阴谋活动，并组织了忠义救国军人同盟社，杭鸿志任副社长，确定以他为核心来领导这个阴谋活动。同时，由于杭鸿志在原“陆大”的地位较高，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在“陆大”起义人员中很有威望，他们遇到问题和困难，愿意找他谈心，这也被说成是拉帮结派，阴谋叛乱。1955年的“肃反运动”开始后，军事学院成立了专案组，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经过1年多时间的调查甄别，上述谎言都被一一揭穿，杭鸿志得到了平反，他率“陆大”起义的历史事实得到了进一步肯定。
近四十年后，国家编辑出版的权威性丛书《刘伯承传》中是这样评价杭鸿志等“旧军官教员”的：“他们在建院初期，编写与翻译了大量教材，承担了技术兵种和文化教学中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实施了许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和现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同时，他们自己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以后，他们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不少人成为人民政协的骨干，为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继续努力工作。”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史馆里，以大量文献资料展现了军事学院的创业史和发展历程，杭鸿志等一批早期优秀教员光荣地列在表彰榜上，创业者们的功绩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史册。
1958年1月，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郭云飞患癌症离他而去。杭鸿志处于极度悲痛之中，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1924年，17岁的杭鸿志由父命与大他4岁的孙氏结婚，育有两子——树新与树华，后来离异。1938年，他与郭云飞结合。这位来自东北的女性，“九•一八”事变后，不顾父母的劝阻，毅然离家进关，考取中央护士学校(原址即现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嫁于杭鸿志后生2女1子——树美、树群和树欢。坚强而又善良的她，远在他乡，每当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禁不住潸然泪下。她不辞辛劳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为操持家务，离开了医护岗位。杭鸿志的母亲在抗战后，不幸中风瘫痪，长年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郭云飞就象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婆婆精心照料，任劳任怨，使老人家从来没有生过褥疮，家乡亲友、“陆大”同事无不交口称赞。1950年底，郭云飞随夫来到南京，时值朝鲜战争爆发，她和许多随军家属日夜编织了大量防空网支前作战。后在南京市二女中任校医。直至去世，离家20多年，她都未能再回家乡与父母双亲见面，她带着无限的眷念离开了亲人和故土。
鞠躬尽瘁促统一
1958年“左”倾思想迅速蔓延，林彪一手操纵挑起的所谓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高潮，刘伯承被迫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许多领导干部或检讨或遭批斗，甚或被开除党籍军籍，一些从事军事教育多年的老教员被调离转业（直到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个重要结论解放了套在刘伯承以及跟他一起遭到冲击的一大批同志身上的政治枷锁）。1958年11月，杭鸿志转业到江苏省政协工作，担任省政协对台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协常委，工作任务繁重。为了能够尽快适应新的工作，他认真学习党的对台工作方针，熟悉对台工作业务。在他后半生30年的时间里，不管所处的环境怎样，他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杭鸿志长期在国民党“陆大”工作，对许多在台国民党将领的情况比较熟悉，被其他同志送了一个“活词典”的雅称。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中积极征集对台宣传稿件。他特别重视稿件题目和内容的选择，有时也亲自撰写，而且对文章的写作极其认真，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从1958年到1964年，在全省范围征集稿件1197篇，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电台选用外，有些稿件还制成宣传品，向台、澎、金、马散发；很多稿件除北京“中国新闻”刊载外，还被许多海外报刊选用。1959年筹备举办了省政协“解放台湾宣传工作展览”，历时一个月，观众58785人，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搞好对台宣传工作起到良好作用。一位50年代就从事对台工作的老同志，高度评价当年杭鸿志为他们提供的重要情况和工作建议，认为这对提高对台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在对当时任金门第10军副军长宋邦纬的宣传讲话中这样说道：“我们过去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时，不是都有一个希望祖国繁荣富强的心愿吗?但是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把国家搞好，吃饭穿衣都不能自给，而共产党才短短的几年时间，祖国就繁荣富强起来，帝国主义也不敢在祖国大陆上为非作歹了。”“事实是真理，‘得民心者倡，失民心者亡’，共产党是得民者，国民党是失民者。事实证明，共产党有办法领导全国人民把中国治理好。”“如果台湾当局和一些老朋友还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的话，就应当放弃成见，派员举行和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样作，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和世界和平，都是很大的贡献。”这些话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澎金马同胞书”之后，杭鸿志与其他24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联名向台湾旧友同窗发表了公开信。号召他们“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共同为和平统一而努力”。由于我们加强对台湾的宣传广播，台湾当局感到忐忑不安。国民党有一军官坦率地说：“我不担心我们在军事上的失败，而担心在政治上顶不住他们的进攻。”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说：“和平攻势比公开的战争还危险。”。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非常艰苦，他患了浮肿病和肝炎，体重下降了40多斤。虽然这样，他没有任何怨言，还在想着他人。看到一些年轻的同志吃不饱，就把组织上补助自己的微不足道的特供品(少量粗粮和荤食)送给他们。其实他家中的情况也很糟糕，儿子树欢生病休学，女儿也患了浮肿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杭鸿志仍然坚持工作，他就是以正直、友善、沉着的性格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影响着子女。对子女的缺点，他从不多唠叨，点到为止，对子女好的行为总是支持而不会抱任何怀疑。当时布是计划供应，子女的同学有的穿衣很困难，子女跟他说能否找些旧衣服送给同学，杭鸿志翻出不少旧衣服让他们带给同学，但他自己也常穿有补丁的衣服。大女儿树美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艰苦的大西北水电站工作，杭鸿志虽然心里舍不得，但他仍然同意他们自己的选择，经常邮寄一些东西过去，来体现自己对儿女的爱。在他的言传身教下，5个子女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长子树新，中共党员，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已离休；次子树华在上海汽车修理厂工作，不幸早逝；三子树欢原是电力部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厂工程师，现为江苏省民革机关干部；大女儿树美，原是甘肃刘家峡水电站高级工程师，后在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任教，已退休；小女儿树群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也已退休。
在国家比较困难的日子里，国外敌对势力更是利用台湾问题，兴风作浪，居然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杭鸿志与其他一些原国民党爱国将领，据理反驳，当年去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原国民党七十军军长陈颐鼎对这些论调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大量稿件经过广泛的宣传，影响日益扩大，不断深入到台湾内部。在台湾的人员迫切希望了解他们在大陆的家属、亲友和故乡的情况，也很想知道大陆的建设成就。当时有一个国民党少校因到其他国家培训，未能听到家属对他的录音讲话，就秘密写信来要求重新播放。一位少将在听到广播后，设法给家里写信，信中要求家人“好好工作，不可敷衍”。
“文化大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杭鸿志与许多人一样，身处逆境，历经磨难，仍抱有乐观主义精神。造反派红卫兵在原总统府西花园贴上侮辱人格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西花园里看世界。有不少民主党派人士看了感到非常气愤，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杭鸿志对此却不屑一顾，笑哈哈地安慰大家：“庙小也有菩萨，池浅也有鱼虾。”劝大家想开一些，没有必要与这些人生气，只要自己对党和人民忠贞无二就行了。
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尽己所能，保护其他同志。当时省政协委员李文定在向红卫兵介绍西花园时，随便说道：“我们这里有西，没有东。”他实际上是在告诉他们现在只有西花园，而没有东花园(东花园毁于战火)。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这话被无限上纲，说他思想反动，是要“西风压倒东风”，横遭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杭鸿志作为学习小组的组长，大胆直言，认为李文定的意思确实是指花园，并无政治意图，这才使李文定免遭一难。他自己被两次下放到农村劳动，虽年过花甲，还要挑120斤的重担，干各种农活，他从未言一声苦。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黑暗定会过去，光明必将到来。
1973年，杭鸿志不幸轻度中风，由于身边无子女照顾，只好到在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工作的女儿树美那里休养。当他看到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情景时，顿时心潮澎湃，思绪如潮，赋诗一首：黄河之水闸工开，恰似银河落下来。河水驯服成电流，造福人民万万代。并撰写了对台宣传稿《刘家峡探亲记》，随即被福建前线广播电台选用，多次播出，并被评为对台宣传优秀稿件。文中这样描写，“只见那涛涛泄水好似万马脱缰，奔腾咆哮，声震长空。泄水冲到河底溅起一片水雾，轻阳映照，彩虹万道，十分壮观”，他一下子把刘家峡的磅礴气势展现在了海峡彼岸人们的眼前。“听着动人心弦的建设史，看着清沏的湖水里映着白云蓝天，中华民族的尊严，中国人民的自豪，在我胸膛里油然而生。”读了这段文字，不仅使人产生共鸣，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位身处逆境的爱国者的宽广胸襟和对祖国的忠诚。
1976年金秋，“四人帮”被打倒了，祖国迎来了新的春天。统一中国、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九条声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杭鸿志虽是历尽沧桑的老人，但祖国的统一大业却更加牵动着他的心，萦绕于怀。他呼唤台湾当局与在台故友捐弃前嫌，与中共携手合作，共创祖国统一伟业。为做好这项工作，杭鸿志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频繁接待台湾和海外友人，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省台办等组织的许多重要联谊活动。后来，他在担任省民革领导工作期间，按照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是民革各项工作中的重点工作”的指示，动员组织江苏民革各级组织和党员，采用各种方式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江苏民革在我省促进祖国统一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与海外友人的交往中，杭鸿志十分注意工作方法，让来访与探亲者自己看、自己说，在亲身的体验中认识祖国的形势、领略祖国的风光、感受故土的亲情、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从而消除隔阂，激发他们的爱国爱乡热情，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有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30多年后再回大陆，登上中山陵，看到陵园被保护得如此完好，不禁对共产党肃然起敬，面对中山先生塑像热泪盈眶，海外某些媒体及台湾当局说共产党破坏中山陵的不实之词不攻自破了。这位先生原以为国内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虚假的，在访问杭鸿志等几位老友之后，才知道确是事实，感叹道：“百闻不如一见，看到的比听到的还好。”他回去之后，把所见所闻倾注笔端，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海外游子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台湾当局开放民众回大陆探亲后，杭鸿志号召民革党员在做好回乡台胞接待工作的同时，也去台探亲，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他自己允诺，组织江苏文艺界的艺术家作为第一批成行者，赴台探亲演出，只是他没料到自己会走这么快。就在1987年的深秋，他在厦门参观，手持望远镜远眺金门，面对海峡，这位两岸架桥30余载的老人不禁动了感情，满怀信心地对随行人员说：“祖国统一的这一天一定能看到，一定能!”这是一个爱国者的心声，在宽广的苍穹之中永远回荡!
老骥伏枥志千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杭鸿志与许多民主人士一道积极揭批“四人帮”反党乱国和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并为拨乱反正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此时，省人大、省政协的正常工作逐步恢复，他作为省人大常委和省政协常委，虽已七旬高龄，仍以饱满的热情频繁参加人大政协组织的视察、接待外宾和海外华人等活动。不久，组织找他谈话，委他以重任，他欣然接受，担任江苏省民革副主委。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摧残，民主党派工作百废待兴，可谓“受命于困难之际”。由于主委廖运泽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由他主持省民革的工作，年逾古稀的杭鸿志，依然是老当益壮，雄心犹在。在他耐心细致的工作下，民革成员很快恢复了精神状态，焕发了青春，投身四化的热情空前高涨，民革工作也很快回到了正常的轨道，民革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为了帮助广大成员从“左”的恶梦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和确立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杭鸿志从政治思想工作中入手，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报告会、座谈会、读书会及组织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认真组织省及各市的民革机关干部和党员开展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及时传达中央的有关会议精神，提高民革党员的思想觉悟，并以自己高昂振奋的精神来感染大家。他不顾工作繁忙，经常参加基层支部活动，密切联系广大党员，许多同志至今还怀念当年杭鸿志与他们一起谈心聊天的情景。他经常在多种场合用民革1980年全国会议上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的讲话“国民党是有长期的光荣历史的一个政党。它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是个跟随时代进步的人，越往后越进步，直到他去世。”以及“你们的成就，就是共产党的成就；你们的胜利，就是共产党的胜利。”来教育民革成员，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作为民革党员的光荣感。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当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民革是历次运动的重灾区，需要落实的政策多，且面广量大，牵涉许多部门，加之“左”的影响尚未彻底消除，阻力较大。杭鸿志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复杂的工作。他认为，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既影响国内的安定团结，也不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绝大部分是有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他们渴望早日回归祖国，但又顾虑重重，心怀疑虑。大陆上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今天，也就是台湾军政人员的明天，最有说服力的办法就是全面、彻底地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杭鸿志从点滴小事做起。他对民革机关干部提出要求，规定凡来访人员，先泡一杯茶，让来访的人慢慢说。他教育机关干部，这些年许多人都吃了不少苦，还不太敢讲话，时间长了有的事情还讲不清楚，泡杯茶让他放松下来容易畅所欲言。如果态度生硬，则是对党的政策的感情问题，不要产生拒人于门外的不良印象。要耐心听人家反映问题，对说不清楚的要反过来问，帮助来访者说清楚。然后研究是否符合政策，不符合政策的要耐心解释，善言开导，不要三言两语把来人推走，让来访者在感情上失望，要多为别人着想。
杭鸿志提出了“重点在我”的口号，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一般案例，交各处室办理，但他自己都要亲自看材料，督促、指示、帮助，而不是不闻不问。对一些难度较大、由于条件限制基层难以解决的案例，他则亲自过问，并向省委领导反映，来促进问题的解决。例如，黄埔一期生常州人蒋超雄，解放前任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已准备起义但未能成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无期徒刑，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释放。此案经上海农工党介绍给江苏民革。杭鸿志在认真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建议给予平反，享受起义人员待遇。但常州市有关方面认为这样不妥，他就多次向省人大、政协、统战部反映呼吁。由于案情复杂，难度较大，杭鸿志建议蒋超雄直接给邓颖超写信。因邓颖超了解此人，迅速作了指示给予平反，终使蒋超雄重见天日，不久他还被安排为常州市民革主委。对此蒋超雄也不胜感激。又如，原国民党110师副师长起义后回原籍安徽，以种田为生，可镇压反革命时被处以死刑，家庭被定为反革命家庭。在江苏省委统战部的协助下，杭鸿志找了原110师师长廖运升，很快查实，终于昭雪平反。他还为分布在全国的原陆大起义人员和其他国民党人士，出具了至少百万字以上的证明材料。从1980年到1984年，民革省委会直接处理的人民来信来访达943件；从1984年到1988年共接待处理689件次，全省民革在协助党落实统战政策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
他一面抓落实政策工作，一面还认真做好平反人员的思想工作，要人们认识到，所有的创伤和灾难是极左路线和 “四人帮”造成的，但这一切都已过去，应该化解消极情绪，向前看。人们就在他和风细雨的谈话中，感到了温暖，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对一些要求过高的人，他耐心做工作，教育他们不要仅仅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应分析冤假错案产生的历史环境和整个国家和人民受到的损害。要从个人的小圈子跳出来，个人利益固然重要，应该帮助解决，但也要实事求是，不能不切实际。当时有一位同志认为自己的政策落实得不够，心中有些不满。杭鸿志亲自找他谈话，与他进行了耐心的交谈，把一些情况加以说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杭鸿志对自己在历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虽身居高位，仍严于律己。对受影响的亲属也没有去帮助他们安排工作，而是鼓励他们立足当地，自力更生。直到杭鸿志去世，家乡的孙子孙女仍在农村以务农为生。除非出远差，他从来不用单位的车子。别人劝他：“杭老，你年龄大了，还是用车子接送你上下班吧。”他却说：“走走有益于身心健康。”有关部门决定给民主人士一点春节补助以示慰问，他也退了回去，说自己生活不困难。即使在八十寿辰时，他也没有告诉他人。书法名师萧娴得知后，手书“高山松柏沧海波澜”条幅以表祝贺。民革的同志自发为他祝寿，送了一个生日蛋糕和一块寿匾，后来他自己买了一些月饼给民革的每一位同志，表示感谢。他就是这样来要求自己，但一旦别人有困难，他却给予关心帮助。看到有些同志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他就拿出自己的工资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访贫问老”，推荐一些老同志和引进一批新同志到统一战线中来，是杭鸿志帮助党做好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杭鸿志经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或晚上的时间，亲自登门拜访一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专家学者以及与国民党有渊源关系的人士，了解其境况和要求，受访人员不计其数，至今仍有一些人对他的这种精神难以忘怀。杭鸿志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专长，加以推荐，使他们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有的被安排在民革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有的则被安排在文史馆工作。他们当中，有与孙中山先生相识的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段熙仲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四书”研究专家，曾任重庆市国民党某党部的书记，“文革”期间下放到农村，回城时已八十高龄。有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昆虫学家邹树文、珠算专家华印椿、书法家罗化千、为刘少奇平反而书写横幅“天下太平”的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清诗词专家钱仲联、原国民党辎重兵学校校长斯立、保护过中共地下党员却被诬为“胡风分子”的王金山，还有起义军人章大法、谭珉、蔡德之等。
他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工作中，他总是与同事协商办事。对出现的不同意见，他能与大家坦诚交流，直到意见统一，使民革的领导班子成了一个团结的集体。对待下属，首先信任他们，要求民革的干部对工作要以主人翁的态度，认真负责、独立大胆地去开展工作。同时，对他们的工作及时给予指导，以避免失误。对他们工作中的不足委婉地加以指点，对出现的错误给予适当的批评，以正直、宽厚、谦虚的人格和高度的敬业精神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位同志。
人终将会老，事业必须后继有人。1984年杭鸿志亲自给民革中央领导写信，要求不担任中央委员，表示“为了多选一个年轻的同志为中央委员，我这个77岁的老人不必再占一个名额，为减轻老化出一点力。”他非常重视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在省、市统战部的帮助下，培养了一批与国民党有渊源关系、条件较好的中青年干部参加民革的领导工作，如徐永端、肖树平、张媛贞、张广远、冯健成、范毓虎等，他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
杭鸿志身为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并于1988年1月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他从未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关心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1980年他在回徐州家乡视察工作时，看到家乡还是没有多大改观，山上仍然没有植树种草，关键是技术上跟不上。他提出了“应组织农、林、牧、副、渔业有生产经验的技术干部，帮助生产条件差或不能因地制宜的生产队或大队把生产搞上去。”的提案，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变全省20000多个生产队落后面貌，在财政和政策上给予了倾斜，使这些落后的生产队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80年代的南京，交通问题是老大难问题，市民的反响很大，埋怨乘车难。他为了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就挤上了公共汽车，亲自体验。后来民革的同志不无担心地问他，“你这么大年纪，出了事怎么办？”他却笑着说：“万一我被挤死了，对社会也许能有点好处，那时有关部门的领导会想：‘八十岁老人被挤死了，交通问题是该好好地抓一抓了’”。回答不乏机智与幽默。
从1980年到1988年，在杭鸿志主持省民革工作8年多时间里，随着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整个国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全省民革根据“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以高度主人翁精神和历史责任感，为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政议政，为四化建设服务，发挥了民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全省民革党员从恢复活动初期的472人发展到1610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有334人，不少同志在人大、政协和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每年都就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大量建议和提案，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撰写对台宣传稿件816篇，热情接待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讲学、经贸洽谈的“三胞”约1200人次，在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了民革特有的优势；创办中山业余学校12所，毕业学员47800人，开展书画交流、支边扶贫、送医下乡、编写文史资料659篇计510万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一批新人进入了省民革领导班子，从组织上保证了民革工作的连续性和后继有人……
杭鸿志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奔波劳碌，却忘记了自己。1988年3月，他感到身体不适，子女劝他休息，但他说：“今年要完成省市民革的换届工作，等换届之后，年轻的上来了，我再好好休息。”其实，这时病魔已侵蚀了他的整个身体，可他却强打精神坚持着。4 月中旬去苏州、无锡指导换届工作，回来后，在子女和其他同志的劝说下才去了医院，这一去就没有回来。5月21日，他匆匆地走了，享年81岁。杭鸿志的骨灰安放在南京雨花台望江矶的青山绿树丛中。
“一腔热血八旬犹奋斗，两袖清风千古必流芳”。这幅挽联苍劲有力地镌刻在他的墓碑上，是他一生的写照。
杭鸿志生平
杭鸿志（1907.6----1988.5），字振民，汉族，江苏铜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在河北怀柔县国民革命军十三军七师任中尉书记，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后，先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一师上尉连长、上尉参谋兼军官训练班教官、少校团副、国民党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员，毕业后留校任中校研究员、上校兵学教官、少将教务处副处长、中将处长、兵学研究院中将主任兼代教育长等职。1949年12月，组织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职员工起义，为解放重庆起了积极作用。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研究员、教员组长。后历任第一至第五届省政协常委、第五届省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六、七届省人大代表、第六届省人大常委、第六届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省民革副主任委员、代主任委员。1988年5月21日在南京病逝，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