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徐州师生反日爱国斗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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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良质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沦陷8年的徐州市区度过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根据记忆,查阅有关资料，在此略述一下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徐州师生是如何顽强、机智、巧妙地与敌人斗争的。

　　一、诺大的徐州，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炮火打响，徐州情况告急，日军飞机不断飞临徐州上空，对机关、学校狂轰滥炸，徐州师生已失去安静的学习环境。这时，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李宗仁下达了徐州疏散人口的命令，铜山县(含徐州市)教育界首先行动，境内各中小学有的迁校，有的停办。其中：

　　徐州美术专科学校(在今青年路中段)、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在今三院附近)、省立徐州女子中学(在今市委北大院)，相继停办。

　　江苏省立徐州中学(一中前身)初中部迁到铜山侯集，高中部迁至萧县龙泉寺。1938年初，部分师生又西迁武汉，分别到西南各校执教 或就读。

　　铜山师范学校(设在孔庙内，为二中前身)部分师生迁至乡下，分别在城西北、城东南(游击区)创办铜山中学各分部：西北片为车村中学，东南片为房村中学等。这些学校在战争环境中，办学形式不稳定，师生流动性大，教学内容也不够统一。

　　抗战伊始，私立昕昕中学（四中前身）迁到铜山县杨庄集，借用教堂上课。徐州沦陷不久，天主教以“明道院”名义为掩护，将学校迁回徐州上课。但不久校长萨振东（加拿大籍）遭日寇枪击，教师10余人被捕，学校被查封，图书、仪器损失严重。后邵轶欧主教(美国籍)以教会名义同日本当局交涉，经数月之周旋，始得到日伪当局承认，不再干涉复课。

　　徐州私立培正中学（五中前身），在西北乡黄集借用一教堂和一庙宇，并租用两处客店和数间民房，于1937年秋勉强开学。维持一个学期，徐州沦陷，学校被迫停办，师生各奔前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籍传教士被日伪机关全部集中到上海。王恒心牧师于1942年假原培正中学一隅（现一职中西南角)，开办了“培真”中学。“正”与“真”的罗马字母拼音相近，“培真”就是“培正”的化身。所以这样取名，是为了蒙蔽日寇。

　　此外，徐州立达女子中学（在今立达路北）一度迁往城南榆庄，但不久即与“九一八中学”（在今五中以南）先后停办。

　　日寇侵战徐州，即将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全部拆除，修建了追悼日寇侵华亡灵的“神社”。省立徐州中学、私立培正中学的大部校舍，均被日寇强占当作军营，其中一些教室沦为日寇的马厩，学校仪器荡然无存，图书则被日寇用来烤火取暖。

　　1938年秋，日伪政权在徐州孔庙(今二中)以南建立一所“市立中学”。1942年又在大殿以北建立一所“建国中学”。1944年两校合并，通称“徐州市立中学”，由伪徐州市教育局局长盖中佛兼任校长。

　　在日寇统治徐州的8年中，徐州市区仅有三所中等学校，即徐州市立中学、私立昕昕中学、私立培真中学，小学则仅剩下20余所。其中有一所日本国民小学(在今三中)，是专收日军官与日本商人的子女的。

　　日寇侵占徐州，给徐州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使徐州教育遭受极大摧残。

　　二、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师生过着屈辱生活

　　徐州沦陷后，日寇疯狂制造灭亡中国的舆论。日本敌特机关和以后相继成立的日伪政权，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级伪政权，均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宗旨”、“训令”、“方针”、“训辞”，不迭连声地鼓吹“东亚提携，共存共荣”，浸透了奴化教育的毒液。汪精卫在1942年发表的《共同的先师》一文，曾无耻地吹捧日本天皇，鼓吹：“日本在东亚是先进国，无日本便无东亚，………中日两国相依为命的关系，便奠定了共存共荣的基础。”这种叛国媚敌、觍颜事敌的谬论，竟被当作课文，塞进沦陷区的中学课本，对沦陷区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

　　日寇硬性规定沦陷区的中、小学必须开设日语课，而且将日语课列为压倒一切的学科，强迫学生学习，其借口是“沟通与‘友邦’的语言”，实质是为日寇侵华战争的“合法化”大造舆论，进一步推行奴化教育。以后，日伪政府还在徐州建立一所“日语专科学校”，以培养日语翻译，作为侵华战争的工具。

　　在徐州沦陷区，日寇加强法西斯统治。公立学校的校长一律由日伪政府派进日籍日语教师。这些人凌驾于校长和教师之上，成为学校的“太上皇”；他们以法西斯和武士道精神统治学校，对广大师生恣意打骂，百般进行人格侮辱。当时，我所就读的博爱街小学(今淮西小学)的日籍教师叫横川，本是日本“浪人”(兵痞、流氓)，每天上日语课，他首先强迫全班同学站立，背诵日语单词。学生厌恶日语，背不出来，他便轻蔑地用手指弹学生的脸颊，然后用粉笔将学生的鼻尖图成白色。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人格侮辱，充分显示在日寇眼中，沦陷区的中国人已完全沦为“亡国奴”。我在昕昕中学读书时，日籍教师叫宫琦，此人比横川更为暴戾。他多次因琐事野蛮地殴打学生。学生背不出日语课文，他便用手掌搧学生的脸。学生上课忘掉拿下围巾，他便一手拽着围巾，一手用教鞭抽打学生。学生上操他也来巡视，发现谁的腿未绷直，便狠踢学生的小腿，使学生当即跪倒在地上。学生未按“规定”将长发剪短，他便狠命地拽着学生的长发，往墙上撞，连劝解的中国教师也遭毒打，甚至连中国翻译也难以幸免。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矛盾激化。主教邵轶欧(美国籍)、神甫白尚洁、孙国光(在昕昕中学教高中英语，皆为加拿大籍)，成了敌对分子。日寇将他们全部送进上海集中营。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盟友，同样遭受日寇的羞辱。

　　三、维护民族尊严，誓死不做亡国奴

　　徐州人民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热爱祖国的豪情。广大师生绝不向侵略者低头，更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在屈辱中巧妙地利用各种形式，与日伪人员进行机智顽强的斗争，抵制奴化教育，从而产生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一)控诉日寇罪行，宣传抗日思想

　　徐州沦陷前后，无数平民百姓被杀戳，妇女被强奸。在徐州市民中，家家都有亲人被日寇杀害。那时，徐州街头经常出现送丧和送葬的人群。人们抬着被日寇杀害的亲人的尸骨，哭天撞地，悲痛欲绝，等于哭诉日寇的罪行。这种自发的抗日行动，越发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尊严。

　　曹益山先生是徐州市著名中医和塾师。他的女儿在往后方撤退途中，遭遇日寇骑兵，被日寇先轮奸后杀害，女婿也被日寇刺死。直到1944年春，曹先生才得悉噩耗，便派人到遥远的乡下掘出两个子女的骸骨，准备开一个追悼会，将灵堂设在日寇的营房前———今少华街与立达路交叉口的三角地带。灵棚内陈列着二位死难者的骸骨。近旁张贴着曹先生用泪水写下的诔文（追念死者的祭文)。诔文先概述二青年惨遭杀害的经过，痛诉日寇所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兽行(当时以“X军”代替“日军”，以免日本特务干扰)，而后有力地哭诉道：

　　“……黎民何罪?家家惨遭洗劫!青年何罪?双双倒卧血泊!白发送黑发，欲哭无泪；父母哭爱女，悲痛欲绝!……问苍天，此何世道？此何社会?……”

　　尽管咫尺之外的日寇营房前有荷枪实弹的日寇岗哨，然过往的行人仍走进灵堂，驻足观看诔文，很多人潸然泪下，不少人争抄诔文。追悼会成为揭发日寇罪行的声讨会和控拆会，诔文也变成讨伐侵略者的檄文。徐州人民不甘屈辱而运用巧妙方法与日寇斗争的精神，是令人钦敬的。

　　徐州市民，特别是知识青年，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唤醒人民起来斗争。

　　徐州大同街东首（今人民舞台对面）是日本宪兵队所在地。但就在其西首的钟鼓楼附近，曾贴出一张小报，上面写着诗人田间发表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抗日诗抄：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当时有很多人悄悄抄写这首诗，它象匕首，象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后来这首诗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使人们知晓要摆脱“亡国奴”的命运，只有战斗。

　　即使在日伪办的《新民晚报》上，也曾出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这是爱国青年夏旭所为。夏旭（又名王挥军）当时在丰财街小学上夜校，同时在《新民晚报》社当排字工人。一天，他悄悄地在该报宽边中刻上阴文(凹形文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夏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丰财街小学也一度被查封，这件事大大鼓舞了徐州人民的抗日斗志。

　　昕昕中学的一些同学不满敌伪统治，自发联系，秘密书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不要当汉奸”等标语，张贴在街头巷尾。他们还油印传单，写警告日伪市长的匿名信；并利用敌伪假“禁烟”、真贩毒的“禁令”，走上衔头砸烟馆(多属日本商人经营)，反对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搞冬天“黎明运动”、学生会操等。这些活动，震动了日伪当局。不久，昕中初三学生雷良桂、王爱民、刘永昌三人被日伪警察局特高科逮捕，遭受拷打。

　　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出现，与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在各中学均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如石西岩同志1942年11月至1944年11月，曾以培真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铜山师范在乡间的分校———敬安中学也有我党的地下组织。有些进步教师和学生以从事教学和读书为掩护，投身抗日活动。

　　(二)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日寇低头

　　徐州沦陷后，不少知名学者和爱国志士，坚持民族气节，不为五斗米向日寇折腰。

　　日寇逼近徐州，省立徐州中学校长严立扬先生偕部分师生携带学校贵重仪器迁往武汉。武汉沦陷后，他被迫将这些仪器抵押给银行，并以抵押所得资金连同其他校款，分批资助在后方读书的徐州中学校友。抗战胜利后，严校长虽己离任，却克服重重困难，筹集资金，将这批珍贵仪器赎回，归还学校。

　　徐仰仪先生是徐州知名学者（他与王雪樵、韩席筹先生被誉为“徐州国学三大家”）。徐州沦陷后，日寇得悉他的下落，曾派人请他出任徐州市维持会长。他誓死不当汉奸，只身逃往他乡，隐匿不出。后在农村汇集一些爱国青年，在日寇不断搜索的情况下，给学生讲古典文学，如陆游的《书愤》、屈原的《离骚》等，以培养并加深青年学生的民族感情。

　　沈子廉先生，睢宁人，前清秀才，民国时期曾在山东、福建等省任县长。日寇侵华，沈子廉先生归里，寄居友人处。日寇企图聘请他出任睢宁县长，先生婉拒说：“宁可日食糠菜，不尝敌人粱肉。”该县维持会长王惠轩登门拜见，并说：“先生今日不出，(我)明日复来”。先生愤然答曰：“如明日复来，则陈尸相见耳!”日寇上门威逼，先生置生死于度外，越墙逃脱，后移居张行(地名)为塾师。在教学中重砥砺民族气节，手书文天祥的《正气歌》等，朝夕带学生吟诵，并讲授岳飞的《满江红》等爱国诗篇。

　　张君九先生，1939年起被徐州天主教聘任为私立昕昕中学兼光启小学校长。他坚持民族气节，拒绝向日伪教育机关备案，遭到日寇的嫉恨。1943年秋，日寇将他逮捕，关押在宪兵队特高科(今人民舞台对面)。日寇多次审讯要他交待反日“罪行”。他据理力争，抗议日寇侵犯人权(张先生也是徐州著名律师)。日寇遂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举起洋刀威嚇他，唤来狼狗嘶咬他，给他灌辣椒水，烧焦其皮肤，火燎其美髯，（徐州沦陷后，张先生即蓄髯以明志)，把他折磨得昏迷不醒。后又将他衣服扒光，抛入结冰的大缸，盖上布满铁钉的缸盖。他始终不屈。日寇苦于找不到张君九先生反日的真凭实据，最后不得不将他释放。

　　萧立岩先生（又名萧树峦，80年代曾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编审，为徐州市政协前副主席萧树平之堂兄)1939年曾在徐州博爱街小学代课。他经常教育学生要有民族气节。一次，他带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外出活动，必须经过风化街，风化街西头有日寇营房，中国人经过此地必须向日寇岗哨行90度的鞠躬礼，度数不够也要遭毒打。萧先生认为绝不能带着亡国之恨，屈辱地向日寇敬礼，便带领我们绕道中枢街，宁可多走路，也不向日寇俯首。这件事虽小，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作为中华民族要以民族气节为重”的种子，终生受用不尽。

　　(三)自编爱国教材，教育中华后代

　　1942年—1945年，我在昕昕中学读初中。语文教师是余晓峰和武宗灿先生。他们都富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对日伪塞进文史教材的崇日、亲日文章，他们尽量略讲乃至不讲，即使讲授也要加进自己的观点。他们往往给学生补讲一些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都很浓厚的课文，板书后迅即擦掉。

　　昕昕中学的李罡老师，教我们音乐。他除了按规定教我们一些歌曲外，又大胆地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太行山上》和《山那边呀好地方》（即《解放区呀好地方》)等歌曲。

　　即使在徐州附近与解放区接壤的学校，也以各种方式，抵制“奴化教育”。基督教会办的地处铜、萧、宿交界的郑楼小学，该校课表上排有《圣经》课，音乐课也规定要教“赞美诗”。实际《圣经》课上既不讲《旧约》，也不讲《新约》，而是讲抗日战争的局势。在音乐课上，敌人来了就唱一会儿“赞美诗”；敌人一走师生又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四)不上日语学校，蔑视汉奸“省长”

　　1940年，我在博爱街小学上五年级。当年暑假前，社会上传来一条讯息：日伪政府要在徐州公立小学选拔一批“高材生”，“保送”到日语专科学校去“深造”，实际上是为了培养一批日语翻译，为日本侵华服务。公立小学的学生闻讯后都很紧张，谁愿为侵华日军服务?我当即与同班同学李家藩商议用什么办法来摆脱即将到来的厄运：转学，只有转学。当年秋天，我便转到天主教办的光启小学去读书，他也转到乡下小学去了。事隔60余年，我每次见到李家藩(现名李滋生，为山东师大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都为当时在岔路口上作出正确抉择而庆幸。我们未曾被“奴化”，而是在“反奴化”斗争中取得胜利。

　　1944年2月，伪淮海省政府成立，省会设在徐州，大汉奸郝鹏举任“省长”。此人飞扬跋扈，寡廉鲜耻。他乘坐的汽车上插着一面中国国旗，上面又加一面小黄旗，呈三角形，旗上印着“和平反共救国”字样。这是卖国投敌当汉奸的标志。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明令：市民只要遇到他的汽车，均必须驻足行鞠躬礼。当时市民（特别是学生)对此非常反感———堂堂中国人民，怎甘心向卖国投敌的大汉奸折腰?于是，每逢郝鹏举的汽车一露面，人们都早早避开。车子开过，也曾有人投以石块，或口吐唾液相“送”。民族气节不可侮!

　　(五)痛击日籍教官，牢记民族仇恨

　　日籍教官大多凶狠暴戾，以武士道精神对待中国学生。不愿做亡国奴的学生，对他们恨之入骨。在这种氛围中，发生了一起中国学生拳击日本教官的事：

　　1942年的一天，日本教官宫琦在昕中初三（5）班上日语课。他连着喊了几个学生背日语，大都背不出。宫琦便罚学生长久站立，一动不准动。这时，学生杨玉锟下意识地流露出一个不满意的神情，宫琦认为有伤他的“尊严”，便要杨站起背日语，不料杨却背了出来。宫琦找不到碴儿，只有暂时作罢。下课了，宫琦仍不罢休，他命令杨玉锟到办公室去，准备狠狠惩罚他。走到楼梯口，宫琦一巴掌打在杨玉锟脸上。杨玉锟顿时眼角红肿，腮上现出五个鲜明的指印。杨玉锟，这个年仅17岁，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被激怒了。他不畏强暴，也不计后果，把长期练武功而积累的力量与民族仇恨凝结在一起，一记猛拳击中宫琦的前胸。宫琦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一个趔趄，差点跌下楼梯。宫琦面对这个强悍的中国学生，无可奈何，只好强拉硬扯，把杨玉锟拽进办公室。后经几位中国教师苦苦劝解，才让杨暂回教室。

　　杨玉锟为避免厄运，立即逃往他乡。由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宫琦不久也被日寇上级机关调离该校。也有人认为：那时，日寇已走下坡路，其嚣张气焰也成为强弩之未了。

　　杨玉锟揍了日本教官，大快人心。这件事在中国学生中广泛传扬，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杨玉锟老人现已年近8旬，上个世纪80年代曾任徐州市鼓楼区政协委员。）

　　(六)奔赴抗日前线，为杀敌而献身

　　尤为可贵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和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后，徐州乃至全国的大批爱国青年经过血的洗礼，高唱革命歌曲，投奔解放区或大后方，成为抗日的脊梁。著名音乐家马可是1937年从培正中学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斗争的。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人民海军》报社工作，便遇到几位先我参军而一同工作的老战友、老同学。如：卢文光(徐州中学学生）1938年奔赴延安，后任华东海军《人民海军》报社社长（军级）；姜冠军(原名姜玉珏，昕昕中学学生)1942年投奔解放区，后任华东海军司令部参谋(师级)；周爱勇(昕昕中学学生)徐州沦陷后在家乡拉起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屡建战功，身上留有大小伤疤23个，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英雄。仅铜山师范一校为抗战争胜利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便有：芦致道、李其祥、顾水田、张文盛、权翊亭、王建平、朱顺乾等烈士。这是徐州人民的光荣，也是徐州师生永远难以忘怀的。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要牢记：热爱祖国，保持民族气节，誓死不做亡国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品质。我们更不应忘记那8年的屈辱历史。但一个民族更需要自己的振作。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同胞们切记：“鸣钟警世，知耻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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