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与中共同行
转眼间,我加入民革已经近20年了。回首往昔,“初心”这条路走得并不顺遂,可谓“曲折却坚定”。
高中时,我有个绰号,叫“老党员”,一来是我立志成为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奉献青春和热情;二来是同学们觉得我刚正不阿,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也是在那个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想在心底点亮了。后来上了大学,大一刚开学,我便写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入党申请,至今还记得手写申请那晚,教室里明亮的灯火和室外滂沱的大雨,像极了我当时澎湃的心情。可惜,当时因为一些原因,未能如愿,但这并未阻挡我进步的步伐,班干、学校团委调研部部长、大学生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我珍惜并积极争取一切锻炼机会,时刻为“加入中国共产党”准备着。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仪征化纤公司、南京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后因偶然机会,成了南京晓庄学院的一员。也正是在这里,我开始了一段“意外”的人生。
来到南京晓庄学院,最初只是希望高校这一相对安静纯粹的港湾,为自己读研、读博和继续深造学习提供一些宽松的时间和环境,却没想到在当时副院长贾鲁的引领下,我认识了“民革”这一组织,并为之所吸引,直至成为其中一员。
20年来,我始终怀揣“爱国、感恩、奉献”的“初心”,以民革党员、支部主委、南京市建邺区政协委员等身份,利用所学知识积极履职尽责。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通过整合学校法学教师资源,利用工会平台成立法律咨询室,先后挂牌成立了南京市总工会科教卫体工会联合会职工法律服务站、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援助站,以及民革江苏省委、民革南京市委法律服务联系点等,并依托江苏森远、东恒等律师事务所,为广大师生及其家庭无偿提供法律服务,为学校化解了诸多矛盾隐患。充分发挥民革南京晓庄学院支部党员的音乐、舞蹈、法律等专长,为南京监狱服刑人员开展义演,举行法治讲座,为服刑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帮教活动,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牵线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为南京监狱、高淳监狱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服务,为疫情期间维稳工作扛起了一份民革党员的担当。
作为南京市建邺区政协委员,我时刻谨记“参政议政”这一重要使命。我利用所学知识主持和参与南京市政法委、南京市法学会、建邺区政协等地方横向课题,积极提交了《基层社区依法治理模式及路径研究》《推动建邺国际化社区建设的理性思考》等有价值的课题报告和提案,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其中,主笔的民革江苏省委集体提案《关于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的建议》曾经获得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史和平批示;主笔的《基层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被评为南京市建邺区优秀提案。因此,我也获得民革江苏省委提案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一路走来,初心未改,而我也愈发觉得,加入哪个党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秉承初心,摒弃投机心态。只要能力所能及地为国家和社会做点事情,终将是“同行者”!
牢记使命,甘做“孺子牛”
记得儿时,外国人帮助中国寻找石油资源来到我们村,当我看到外国人给我们一帮穿得破烂的孩子拍照时,不知为何,我的第一反应便是立即赶回家穿上我爸爸给我买的当时认为最好的衣服,把脸洗洗干净,然后赶回来让老外拍照。我不想让“坏”的形象留给外国人。
读了中学后,每当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时,我都暗下决心,高考时一定要报考法律专业,立志法治事业,希望凭借一己之力,为改变现状作点贡献。
后来去了美国访学,我深刻体会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及彼此间的不了解,对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唯有知己知彼,才会有更加科学理性的思维与判断,才能更好地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也正是这点滴汇聚的认知,让我凝聚起甘做“孺子牛”的信心,让我凝聚起“以研促学、以学促教、以教促奉献”的动力。
甘做“孺子牛”,“笃学善研”是底蕴。科研不能仅仅为了职称评定和个人发展,而应结合国家和社会需要,体现一种社会责任。一直以来,我以此为标杆,潜心社会转型期的经济法原理研究,出版了《回归自然的经济法原理》一书,不仅为其后出版的全国性经济法教材奠定了基础,也深化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我还结合国有企业工作经历,对国有财产暨国有企业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国有财产法原理研究》《国有财产法基本制度研究》等著作,并即将出版《国有企业法研究》,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有财产法学系列研究体系。数十年如一日的细致研究,成就了这些专著,也丰富了我的教学思路。
甘做“孺子牛”“传道授业解惑”是本职。我是一名老师,这是我的本职,也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老师不仅传授学生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因此,在教学中,我持续推进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的转变,改变传统教育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方法、多实践,进而去思考“内容—方法—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侧重培养思辨能力,鼓励学生创新,不仅大幅减少了单纯的知识灌输和死记硬背,还最大限度地使不同水平的学生都得到了相应的锻炼与进步。正是基于这种教学理念,我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欢迎,也曾获得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学校教学名师培养对象、学校教学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甘做“孺子牛”“功成不必在我”是格局。教育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教育也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最好纽带之一。无论是在社会发展学院担任教学副院长,还是在学校教务处担任副处长,我都一直谨记并践行这两句话。一方面不断修订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提升学校整体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一方面针对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融入问题,参与起草并贯彻落实了帮扶少数民族学生政策,将帮扶不断落在实处、落在细处,增进了各民族大学生之间的广泛交流,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
我是教师,我的使命是“教书育人”,我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托举起拥有更光明前程的“新希望”们,继续传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奋斗的使命担当!
以史为鉴,方能行更远
在高校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诸多问题的症结都绕不开体制机制,即基于人性弱点的体制机制构建的不足,因而有了最初的“提出问题”,即回答了“是不是”或“应当”的问题。在此研究过程中,由于知识浅薄和社会历练不足,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甚至早期还有一些“愤青”嫌疑。
现实社会,尤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假大空话”或一味地“抱怨问题”等都无助于问题解决,尤其是基于个人利益得失或个人恩怨的“愤青”现象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也容易产生“民粹暴政”。一味地“粉饰太平”或“牢骚满腹”都有可能给改革添乱。历史是一面镜子,已有先例,值得借鉴。
因此,我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开始考虑基于中国国情,如何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即回答“如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停留于“提出问题”。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政权实属不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鉴于中国共产党如此艰辛的革命斗争史,如果再追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历史及东方文化传统,便能深切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历史惯性!而这历史惯性基于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交织、传统儒家历史文化与来自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交织,以及我国较为典型的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等诸多因素,更加凸显了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这是包括原苏联东欧国家等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社会发展过程。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如果跳出中国特殊国情和历史惯性,一味地抱怨问题和牢骚满腹,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可能引发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改革进程中的颠覆性错误”。当然,国情并非是阻碍改革的借口,而是如何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
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结合英法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及我国清末民国初期历史转型的对比分析,吸取和借鉴清末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法国的拿破仑大帝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等经验教训,为了以较小的成本与代价稳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历史惯性,而不能断裂历史、撕裂社会,以史为鉴,通过足够政治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精英主导的改革应当是后发型发展中国家中国之理性选择!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新旧秩序转换的需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稳定基石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只有遵循此种改革路径依赖,方可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为何中共十八大、十九大还要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新一轮高度。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便是最好的诠释!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中国梦”实现的征程开始!
因此,我国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要清醒地认识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必要性,要全力支持和配合具有政治权威主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如果始终清醒地把握这一点,就能避免许多资源浪费和时间消耗,就能凝聚更多的改革正能量,形成改革共识,从而稳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是学者,我致力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研究,“遵循历史惯性,以史为鉴”,是我以初心与使命垒出的“答案”!(作者系民革南京晓庄学院支部主委、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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