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在干部选拔上的四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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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学强
　　
　　突出人民利益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选拔干部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认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为此，他们在选拔干部时特别强调四点：有无为人民服务之心，有无为人民服务之识，有无为人民服务之能，有无为人民服务之绩。

　　一、有无为人民服务之心

　　人的一切活动都源于自身的需要和由此而产生的动机。选拔干部时必须关注这些需要和动机。对于干部而言，他们是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工具还是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工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由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不同的活动动机和实践要求。选拔干部时首先关注的是这一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选拔上来的干部是否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

　　毛泽东强调干部要有为人民服务之心，特别不能有自私自利之心。他认为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为此，他还要求改变旧教育把统治阶级和少数人的功利当作干部的价值取向，主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的正确的干部价值取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党政领导干部一定要严于律己，继续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指出“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有无为人民服务之心，实际上还是指的干部应具备的德的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注重有德之人。毛泽东最早提出“才德兼备”、“又红又专”，特别强调“德”与“红”。邓小平则提出干部“四化”，他指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选拔使用制度化。”“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旗帜鲜明地体现着他们对干部的殷切希望，体现了他们对干部与人民关系的正确认识，反映了干部同人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二、有无为人民服务之识

　　有为人民服务之心是最基础的，但为人民服务最终还是一种实践活动，没有知识是不行的，知识不够也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邓小平注意对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教育与培养，注意选拔那些有知识的人才。

　　毛泽东、邓小平选拔干部时，考虑了三个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毛泽东根据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邓小平在此基础上，针对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更倾向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毛泽东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为了领导革命斗争，“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各行各业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党干部队伍长期存在的文化偏低、知识不足、理论修养薄弱的状况而对干部提出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主张“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针对“四化”建设的实际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干部选拔要适应这个实际，注重专业知识，强调“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 他认为“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为此，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又要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既要从书本中学，又要从实践中学。

　　三、有无为人民服务之能

　　能力与知识是密切相关的。知识是能力基础，能力是知识的外化。有知识就具备了有能力的一个前提。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非常重视知识基础上的能力问题，在选拔干部时对他们的能力寄予格外的关注。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干部的标准时就强调过，干部要有独立工作能力。在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又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点。1937年5月，他还从反面指出，“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萎缩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向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建议，八大的党中央增设四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毛泽东对这个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同样是基于年龄、能力等方面考虑的，他在介绍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时说：“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他特地介绍新增加的年龄比较轻的两位：一是陈云（51岁）。“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一是邓小平（52岁）“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可见，毛泽东在当时尽管强调了年龄和精力问题，但侧重点还是在能力上在于“能干”、“才干”、“能办事”上。邓小平也强调能力问题，在干部的选拔方面，他尤其注重选拔和培养有能力的人，他曾指出“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更大的视角来认识能力，这种大的视角不仅包含了能力问题，还包含了能够问题。他指出过：“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他的这一表述表明，能力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不仅包含了因自身具有知识，具有将这种知识物化为改造实践的物质力量的可能，而且还指更为基础的身体状况对这种转化过程中的承载力量。

　　四、有无为人民服务之绩

　　为人民服务之心也好，为人民服务之识也好，为人民服务之能也好，关键都是要落脚到为人民服务之绩上。没有好的政绩，以上三者都无以体现，人民群众也无法认可你。所以，选拔中注重政绩是四者之中的一个归宿和落脚点。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重视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并希望能考个好成绩。建国以后，他同样强调要以政绩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要多为人民群众办些实在事情。他还曾谦虚地说自己没有改变中国，只是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很明显，他有深深地爱民之心，他的成就还远远没有达到他对自己的要求。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注重选拔“能办事”的人，所谓“能办事”就是能做出成绩，能很好地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毛泽东选拔有绩之人例子颇多，七届七中全会提拔邓小平就是一个杰作。邓小平曾也多次强调要选有政绩的人，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讲到，“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他主张选干部“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1989年“六四”风波期间，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指出，新班子应该“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六四”风波平息后，邓小平同新的中央领导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在实际工作中，他提倡“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不能片面追求产值、利润，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各项工作要“允许看”，“不搞争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为此，邓小平强烈反对形式主义。他在南方谈话中讲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他主张“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他建议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一下形式主义问题，“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今天，我们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同样要关注干部的选拔，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从这一点上讲，毛泽东、邓小平在干部选拔上的四点要求，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长期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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