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六个为什么》的一点体会
发布日期：[ 2009-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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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元晞
1997年我随团赴美国考察教育时，在旧金山会见了一位美国教授，他是我当年台湾的同班老同学。他对我郑重地说：“中国一党专政，没有政党民主，不搞三权分立，互相牵制，是搞不好的。”在台湾，也曾有个别领导人，自诩台湾是亚洲民主的典范，要大陆学台湾民主后，再谈统一。这几年，我耳边也不时听到类似的看法和议论，一谈到政治改革，就是非学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可。因此，这个问题引起了我认真严肃的思考。最近，正好学习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主编的《六个为什么》，我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
所谓“一党专政”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从企图改革的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到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孙中山，中国有了一线生机，然而，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孙中山、叛变革命，几乎葬送了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领导全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打倒了封建、官僚资产阶级，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骤变，但社会主义中国却巍然屹立，且蓬勃发展。在近年来世界一次又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又突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生命力，并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和致命伤。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是历史赋予的，是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
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也并不是所谓的“一党专政”，而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结合的政治体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中都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不存在“一党专政”的问题。问题在于还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控权机制，避免“党政不分”、“党权高于一切”所可能带来的弊端。
是“三权分立”好 还是“人大”制度好
所谓“三权分立”，就是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别独立设置，相互制约，国家权力由政府、议会、法院分成三块来分别行使。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产物，其形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维护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权。邓小平同志曾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西方民主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一些国家或地区实行西方民主，如泰国、伊朗、洪都拉斯等甚至造成国家分裂、政权更迭。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所造成的典型后果。我们绝对不能学它。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不是凭空臆造的产物。它是吸收了古今中外各种民主制度的利弊和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产生的，是历史自然形成的好东西。30年改革开放已经检验证明了中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它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和国力的增长，有利于提高民生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适合中国经济基础和国情的上层建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根源于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中国的集中和民主体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党的集中领导不行，没有人民民主更不行，所以必须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于各个阶层以及各个民族，最广泛地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诉求。而不代表一党一派或某个阶级、阶层的利益。
民主制度的根本实质是看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代表哪个集团，代表谁的利益，而不在于表面上是一党、两党、几个党。新加坡这个国家都公认是搞得不错的，它就是一个党执政，叫人民行动党，他们认为“政党轮流”的制度，只能带来“连绵不断的动荡”。中国共产党明确宣示“三个代表”是党的根本宗旨，它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中国共产党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将这个根本宗旨坚决贯彻始终。
再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治国效率上要比西方议会制优越得多。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抗灾以及灾后重建、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这次应付世界金融危机的有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民力、智力所发挥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高度优越性。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尽管近年来，各国专家们一再惊呼“中国模式”，研究“中国模式”的经验、秘笈，但是，由于他们立场的局限性和偏见，他们怎么也搞不懂研究不透所谓“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到底在哪里？而只能得出支离破碎、主观片面甚至“走题”的结论。
但是，我们注意到，不管怎样，西方的媒体舆论已出现很多和过去不同的声音，他们呼吁西方应该重新看待和评价中国的一切。著名的《金融时报》评论认为：“西方国家认为所谓‘现代化’和‘全球化’就是全世界效仿西方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将颠覆一切西方认为是‘现代’的内容，重新界定‘现代’一词的含义，这将是一场全球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中国式的政治发展不会移植外来样式，中国的民主制度也将同西方认为普世的样板不同……美国应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及其影响，并学会适应同取得成功后的中国打交道。”《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指出，西方应更全面、多视角地看待中国模式，避免过去那种武断的、非黑即白的断言。随着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共自身也在不断地改革和调整，中国人还享受越来越多的自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尽管距离西方期待还有较大距离，但不能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以及媒体改革等方面的措施视而不见。“‘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趋势在增强。”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2008年1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能比发达国家状态良好地渡过金融危机，人们会说‘中国模式’更好。”那好吧，“中国模式”会很快就回答他的问题。西方媒体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总之，不少西方人已在逐渐跳出偏见的泥沼，睁大眼睛正视中国。
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
中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向全党发出警示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一劳永逸的，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对党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因此教育全党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进一步改革和优化我国的政治制度，同时吸收资本主义某些适合中国国情的长处，加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控权机制，进一步发扬民主，重视民意，逐级建立民选制度，给人民以更多权力来产生权力机构，加强人大的作用，完善党和政府的健康机体，坚决反对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振兴中华文化道德精神等等。不言而喻，以上许多方面、许多领域，我们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有待坚决改进。我们不需要粉饰太平。我想，之所以有些人要求学西方民主制度，除了对中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差异不甚了解，还有就是与现有政治制度的某些不够完善和缺失有关。群众的用心是好的，希望国家祛病强身。
正如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政治制度也必然要经过产生、发展、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并不为此自我原谅。总之，中国必须排除万难和种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深信不疑，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三个代表”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就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成伟大、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