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路径设计
发布日期：[ 2010-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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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庚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现状而言，政治制度化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民主诉求的发展程度。其结果将可能是，把民主化自身的矛盾以及我国所附加的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一并显露出来，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邓小平早就说过，“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所以，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国家现代化进程。
笔者以为，我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路径设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思考：
1、改变城乡和地区发展二元格局，实现合理化差异的全国一体化发展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城市建得像欧洲，农村建得像非洲”。城市和农村无论在财富方面还是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而在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权利诉求就有很大差异。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1）国家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改革，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村土地市场化和土地利用效率。（2）国家加大农村投入，避免“剪刀差”现象的进一步延续和加重，加快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3）加快我国城市化步伐，提升城市化水平，创造条件转移和吸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4）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把农民从户籍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步实行城乡同等“国民待遇”。（5）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惟有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才能把农民真正从土地生存保障功能中解放出来，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这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讨论农村工作，把农村工作放在党和国家现阶段工作重点。笔者以为，这是民智之举和理性选择，也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非常严重的东中西部发展的巨大落差，尤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差距却愈来愈大。财富和文化的反差不仅带来价值观念和权力诉求的差异，而且在地区之间资源的流向、人口的流动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必然隐藏着地区间、民族间的矛盾，一旦面临外因，则极易爆发。在此背景下，政治民主化进程则很容易爆发隐藏的地区间、民族间的矛盾，并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因此，我国在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在发展东部地区经济的同时，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政策倾斜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西部地区的发展。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政策措施就是民智之举。这既是解决民族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措施，更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
2、市场经济、社会中间层组织、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的成熟
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从而为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各种社会团体等社会中间组织的出现，这是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一方面，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构建团体社会，使社团组织成为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重要制衡力量，寻求社团自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社团组织就成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缓冲带，既有利于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实施，也有利于社会民众权利诉求的释放，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维护民众的合法利益，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西方学者托克维尔就提出了著名的“中层组织”理论，认为美国强大的社会中间层组织使得美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中间层组织和市民社会的形成推动了国家和政府职能的转型，不断地向社会禅让权力，减少国家不必要的干预，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腐败。由于建立起稳定的政府——市民责任权利结构，公民权益得到最大限度保护，从而减少和消除引起社会动荡的根源。因此，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还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机制。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培育社会中间层组织、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的又一重要基础和实施步骤。
3、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适当分权，构建宪政框架内的中央权威
我国长期以来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行政区划层级过多，地方政府缺乏独立的人格，中央政府往往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变量。为了处理好我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央权威问题、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我国必须加快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适当分权，构建宪政框架内的中央权威。邓小平早就说过，“权力要下放，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必须加大行政区划改革的力度，合理划分行政区划层级，减少委托代理链。其次，对于部分省区，根据地域面积、人口分布和民族状况等因素，可以考虑再分解省级行政区划，增加省级区划。像美国、俄罗斯等国省级单位比我国多得多，这有利于地方自治，也有利于减少民族问题。再次，从宪政的高度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确保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权威性和保障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转变政府职能，下放部分财权，使事权与财权相适应，充分保障地方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使其权利义务对等，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并在坚决反对民族分裂或“变相独立”的基础上，对于新疆、西藏和台湾等地区可以考虑借鉴我国特别行政区和联邦制国家的某些经验，完善民主宪政框架内的地方或民族自治权，从而给台独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无借口可言。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曾经提出以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原则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主张，尽管这存在历史的局限性，尽管我们不一定照搬联邦制原则，但为我们思考和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更多的视野。总之，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应当建立在以宪政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保障机制上，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以及相互之间的人财物关系通过法律制度化的游戏规则合理界定和明确划分，从而克服中央政府随意性放权与收权的缺陷，既能保障中央权威，又能调动地方积极性，并从根本上杜绝地方保护主义的源头，同时也更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因此，这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和实施步骤，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问题。
4、分权基础上的地方试点、单位试点与全国性法制化推广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集权和不规范的随意分权，导致我国很多事情“中央政府做不好，地方地府做不了”。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等现实国情，决定了国家政策必须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我国必须在分权的基础上，赋予地方合理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自行房市救市的做法就是一个民智之举。同样，对于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也是如此。我国不能一步到位地统一实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措施，否则要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要么可能时间严重滞后，延缓了现代化进程。因此，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的最好做法就是，在保障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前提下的分权基础上，允许各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探索和试点，就如同当初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等。由于各地方情况差异很大，决定了各地方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不同、路径不同、模式也有差异等，从而为我国提供了多种模式和经验，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我们也应当允许具备条件的各单位内部进行探索和试点，包括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内部民主问题、高校内部民主问题、企业内部民主问题等。即使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试验失败了或产生了负面影响，也不会影响全局，而且也能及时弥补和完善。
然后，中央政府根据各地方、各单位试点经验进行汇总，将其成熟的经验在中央逐步实施。中央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予以总结，将其成熟的成果上升到宪政的高度，并在宪政的框架内通过法律予以制度化，然后在全国推广。这是民主化及其现代化成果法制化的必然表现，也是巩固民主化及其现代化成果的根本措施，也是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
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稳定问题，这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仅面临着体制转型摩擦的内在矛盾，而且还面临着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诸多外在负面影响，也正是我国国情考量所在。因此，中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路径设计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现状决定了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基于上述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路径设计的同步考量，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其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