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民主义”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布日期：[ 2010-0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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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人俊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但其主体，无疑应该是“三民主义”。几乎在100年前，中山先生就站在他所处的特定时代，提出了包括“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历史进步的映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民的奴役达到了极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也达到了极致，民族积贫积弱，民权丧失殆尽，民生苦不堪言。因此，三民主义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色，在为谋民族自强自立和谋天下百姓福祉的双重层面上，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它的革命性、进步性是划时代的。
三民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它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它的发端可以追朔到商周时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突出体现了原始民主制的色彩。从先秦诸子百家，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再到清代朴学，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提出了多种多样的“以民为本”与“和谐共生”的理想。但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民本思想在中国文化道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却是绝对的专制，统治阶级虽然认识到自己和民众是舟和水的关系，希望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目标，但这种愿望在封建统治的冲击下根本无法实现。“民本位”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被“官本位”无情地嘲弄，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最大的悲哀。
同样，三民主义的提出，深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启发和影响。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联邦军队阵亡将士公墓落成奠礼上，美国总统林肯发表了那篇至今仍被捧为经典的著名演讲。演讲的结尾，林肯提出了“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这三个People，被后人称为“林肯三民主义”。1921年3月6日，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发表《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的演说，在谈到林肯的演讲时，他说：“因为苦于没有适当的译文，这话兄弟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中山先生还进一步阐述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非常精辟，也十分到位。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国共两党的合作，三民主义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增加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又被称为“新三民主义”。后来的历史教科书总在告诉人们，新三民主义比旧三民主义进步，似乎旧三民主义就因为增加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出现“革命性的飞跃”，才得于进入“革命和进步的殿堂”，依我看来，这是一种误读和偏见，旧三民主义才是中山先生理论的根本之所在，新三民主义仅仅多了一些具体化的政策，因此，人为地去分“新”“旧”三民主义，并不很科学，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不存在新旧之分。
历史总让人留下太多的遗憾，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但他却无法去真正实践和贯彻自己的主张。实施一个正确的主义，得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还需要历史的磨合，更何况这是一个封建意识和专制统治盘根错节几千年的社会，对中山先生来说，这一切都太困难了，以致于只能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谆谆关照后驾鹤西去。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仅仅作为口号而高唱，却从来没有真正实践和贯彻过三民主义。纵观这二十多年的政权，基本上与三民主义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天怒人怨，最终落得个垮台的命运。有人曾经想不明白，为什么800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会兵败如山倒，说到底就是人心的向背，民心的丧失是最根本的一条。二十多年的蒋氏政权实际上与三民主义没有关系，但却使三民主义因它而蒙羞。在后人眼里，往往把三民主义与“蒋家反动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派”连在一起，主张和推进三民主义便是落后、过时、倒退，在一段历史时期中，甚至被看作反动，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三民主义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和追求，即使是当今的中国也没有能完全做到。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和新中国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民本思想的胜利，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民心，顺民意，因此，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把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但实际上是真正继承和发扬了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思想并付诸实施。但随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又沉渣泛起，“民本位”逐渐被一些人淡忘，“官本位”思潮甚嚣尘上。一些当政者心中只有官场，没有民众；只想着“政绩”，忘掉了“民生”；在他们眼里，群众是被治理者，甚至是刁民，更惶论“民治、民有、民享”。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危机必然不断累积，经济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淡这种危险，但只是时间的拖延而已。
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看到了危机，并且迅速采取了措施，从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三个代表”的提出，到建设和谐社会，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向民本思想回归。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这不仅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转变，更标志着我国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一个强化民本思想的新时代，即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里，我们不妨把这段时期的一些提法做一点上小小的罗列：“以人为本，立党为公”、“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老有所养、人有所医，人人都有饭吃，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和谐！”、“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如果把这些提法与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的一些提法加以对比，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尤其是胡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可以说是对三民主义作了最通俗同样也是最深刻的阐释，被海外媒体称为“新三民主义”。这一切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取向做出了重大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调整：向民本思想强烈回归。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在抗击非典还是应对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中共中央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民本位思想和亲民作风非常强烈，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
台湾的宋楚瑜先生认为，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有非常多的共通和交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建设和谐社会，可以理解为现代新形势下的新三民主义，同样，他认为台湾在蒋经国时期实施的许多三民主义政策，就是在台湾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两岸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追求的目标和治理方式却是“不约而同”。任何党执政，中央也好，地方也罢，都要真心诚意为老百姓做事。
宋先生是坚决主张统一的，他的话，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大陆和台湾在政治理念上完全有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称为“新三民主义”也罢，二者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两岸的命运是共同的，并将逐渐发展成生命共同体。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是一根绳子，镜子能让我们认真检视自己，不断更新改进自己，而不要像绳子一样被各种纠缠所捆绑。
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继承和超越是历史的必然，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要做到这一点，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继承、发扬和超越中山先生的思想，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还要化很大的力气，化很多的功夫，需要很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