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协商民主制度
发布日期：[ 2015-0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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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召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新中国相伴而生，它不仅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这一政党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多党合作文化，并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中华民族“和”文化传统孕育了协商民主制度的基因
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相契合，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的“和”文化上。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和”。“和”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指不同事物的统一、和谐，不同事物或不同因素的结合。“和”的内在精神就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讲求“和”并不是要求“同”、“一致”，而恰是一种对于差异与矛盾的承认和认同。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稳定，寻求平衡、协调，反对分裂和冲突。孔子、老子分别是儒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却都倡导“和”。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一方面强调和谐统一，同时又肯定事物的多样性，主张以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老子讲“知和曰常”（《老子•五十五章》），提倡以“和”为恒常的准则。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提出了“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和”的内涵。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倡导国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庭、邻里的和谐相处。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些观点也都表达了追求“和”的思想。中华文化极具融合力，主要表现在兼收并蓄、多元整合基础上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思想反映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就是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之间的思想文化交相渗透，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宽容和爱是中华文化的优良品格，孟子讲“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周易》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理念要求心胸宽广，豁达大度，合理地对待自然和生活，不排除异己，团结各方面的人，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尽管儒家的“和”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而不是如现代协商民主所主张的以明确承认主体间的平等为前提，但是，儒家对利益主体多元共存和发展的强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因此，以“和”为依归的政治文化基础为政治协商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
二、中华民族“中庸”思想影响了协商民主制度的内涵
“中”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强调凡事应当有一个合适的“度”，超过为“过”，没有达到则为“不及”。“中”的概念在尧舜禹时代就已出现，孔子时将其加以弘扬，把中庸纳入儒家的政治思想范畴，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力主“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后，《中庸》更把中庸之道提到了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高度，做了相当精辟的表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至张载，更有“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说法。“中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万事万物并力求“公允相待”的胸怀。具体而言，中庸即意味着允许“多样”的存在，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事物，持宽容的态度。将这种“宽和”用于政治，就能促进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调节各种社会矛盾达到中和的状态，形成稳定祥和的局面。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具体制度运作中恰恰包含了这种“中庸”的传统政治文化思想。
三、中华民族“民本”思想夯实了协商民主制度的基石
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强调君主是人民的父母，如《尚书•洪范》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主”，其职责是推行“仁政”，爱民如子，养民、保民和教民，“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包括“勿施于民”。孟子的民本思想最著名也是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的民贵君轻说，即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亦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同时，荀子又以“民水君舟”论对其“民本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都说明了儒家仁政学说的核心就是“民本”。民本政治主张政治必须协商，强调君主要善于接纳人民的建议和批评。秦汉以后，尽管秦始皇创立的大一统专制政体成为历代皇朝的定制，但政治需要协商、讨论、辩论和批评的传统，一直为历代皇朝所沿袭。在历代朝廷的官制中，均设有言官（谏官）制度，让言官“不治而议”，批评朝政之得失。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咨询式协商，是君主主权的专制政治形态，这种咨询式协商在实现民本政治的理想方面，有其局限性，但其中包含的政治需要协商、需要争论和辩论的思想，无疑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形成和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思想文化。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观体现了协商民主制度的精髓
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有的学者称之为“涵摄性”，类似于社会学所说的同化，即两种以上文化接触时发生的吸收和合并的过程。中国自殷商时代起，直到近代，接触了各种异族文化，其中包括佛教等外来文化。对于这些文化，要么被自有的文化主体所融合同化，要么彼此相融共存、相互借鉴和吸收。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身的开放性使它能够容纳他种文化，它的很早的成熟性和定型化使它同时能够同化周边异族文化。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已经形成并强化了汉族与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和文化格局。如中国民间的寺院中，儒、释、道三教并存，人们一样的崇拜，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宽容意识。宽容意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战国时期掀起的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众多思想流派，形成了中国早期文化和思想宽容的壮丽景观，只是后来“独尊儒术”之后才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一的文化思想形态，但是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内在的宽容意识和开放精神始终存在。
“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其思维方式趋于寻求与对立面的和谐统一，强调统一地、整体地认识自然和社会，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强调三者的和谐、统一、协调。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廿五章》），墨家的“尚同”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和谐统一观强调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一种新生的文化力量。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异己的政治势力和各种持不同政见的政治派别，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的方针，把统一战线作为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甚至在国民党一再企图消灭和取缔自己的情况下，仍然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倡导与各党各派建立统一的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共同的政治追求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凭着过去风雨同舟的共同经历，各民主党派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把各民主党派当作自己的诤友，共商国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既是历史的选择，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一种先进文化力量的兼容意识，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开放精神。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尽管是朴素原始的，但其基本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结构，并为制度建设提供了价值追求的创新空间，并以此为基础把人民利益至上推向了新的高度。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的基本思想，融汇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崇尚团结合作、和衷共济等集体主义精神，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是共同利益和具体利益的统一，发展共同利益是最大程度地实现各种具体利益的基础，实现和协调各种具体利益助推发展共同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它是团结和民主的统一，各方面巩固的团结合作是实行这种协商民主的基本前提，充分发扬协商民主是促进团结合作的重要途径；它是求同和存异的统一，参与民主协商的各方在政治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组织上和文化理念上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它还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民主协商和实现共同目标是伴生共行的同一个过程，提出意见和批评不是政治上的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决策施政方案、实现共同奋斗目标。正是“协商民主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才能保证民主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发挥，能够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把人民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它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揭示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