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中山先生的以党治国思想
发布日期：[ 2011-0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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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平
孙中山先生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斗争中深刻意识到政党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他的以党治国思想是辛亥革命前后及民国初期历次革命运动反复冶炼的政治结晶，立论于他自同盟会时期一直倡导的革命方略—“革命三程序论”、逐渐成型于民国初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最终伴随着北伐战争推进席卷全国，并对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曾长期生活在欧美、日本等国，亲眼目睹了西方先进的政党政治制度对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辛亥革命的胜利曾使民国初年的政坛洋溢着“政党政治”的和平气氛，1912—1913年间竞相在中国成立的大大小小政党超过300个之多。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中国同盟会，也鉴于政党政治“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常规者”，为继续成为共和立宪活动的“政治中心势力”，也倡言“本党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地位”。
然而，当时世界的形势与中国的国情都无情地粉碎了以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政治梦想。先是袁世凯在1913年3月派人暗杀沉迷于“政党政治”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继而下令解散了国会，粉碎了梁启超与进步党人期盼施行“开明专制”的迷梦。其后诸如护国战争、张勋复辟、两次护法运动以及陈炯明叛变，等等，实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接连的失败迫使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意识到为实现国民革命必须建立一个组织完善、纪律严明、思想意识纯正的政党。正如他所指出的：“自《苏报》，邹容《革命军》发生后，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但无纲领组织，徒借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大事也。”值此，孙中山先生初步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思想。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苦苦寻觅救国救民道路的孙中山先生以极大的鼓舞和全新的希望，更加坚定了他实施“以党治国”革命方略的决心，并在随即开展的讨伐陈炯明等南北军阀的战争中，加快了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转折的步伐。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详细演讲了他以党治国的主张，指出：民国推翻了大皇帝，却依然存在着军阀专制的“小皇帝”，“故中国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并在大会的宣言中声明：“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革命胜利之阴谋，荃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以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作为成立国民政府的指导原则，强调“以党治国”，即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最高原则，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掌理全国政务。”“凡关系国民革命全局及其他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均由党决定，交政府执行。”这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首次确立了党领导政府的原则。从此，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闭会期间常设的中央机构，实际上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至此，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逐步成型，并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迅速向全国辐射沉淀。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模式，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特定的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党治国思想的肇基与普及，与其说是孙中山一人倡导之力，毋宁说是急需革命政党指路引航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种历史需求。
首先，孙中山先生的以党治国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意愿，在客观上有助于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早期革命由于缺乏一个组织严明、意志坚定的政党的支持，仅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地方的封建军阀身上，导致一系列革命斗争的接连失败。后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功实现了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党政治到苏俄式的主义治国的以党治国思想的转变，中国的革命道路也越走越开阔了。在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孙中山先生成功地实现了把国内外一切支持中国革命的力量统一到新三民主义的思想之下，成功实践了他以党治国的理论。孙中山先生后继者则通过贯彻其以党治国的思想，成功实现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其次，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论述，民权是党治的最终目的，党治是民权的必由之路；在实施宪政之前，民权必须受党治的指导和制约。他反复申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道义上的政治主权；政府一切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拥有实际行政的职能。因此，国民党革命的目的就是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使四万万人民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真正成为中华民国的主人。可是，鉴于“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逼着他来做主人”。在军政、训政时期，国民党必须负责一切军国庶政，训练和督导人民逐步行使民主权利。由于人民尚未觉悟，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四种直接民权只适用于县自治，人民对省和中央的政府官员行使间接民权。无论是直接民权还是间接民权，都必须在国民党及其政府指导制约下进行。即使对后来专家学者争议颇多的他关于国民党党员优先执政的主张，他也一再申明:只要党员胜任，“自当优先任用，以便实行本党主义”，如果“于本党中求不出相当人才，自非借才于党外不可。”可见，孙中山主张国民党员优先执政，还是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以党治国”。这些都表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希望通过有组织有步骤地逐步推行中国民主政治，解决客观存在的民主革命先驱与接触民主思想相对迟缓的普通群众的矛盾，使他们能集结在共同革命理想的旗帜下，克服一盘散沙的状况，完成国民革命，进而振兴中华。即如孙中山所多次强调的“操练本党党员，宣传本党主义”，“使人人脑中了解我们底主义”，“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主义实行，全国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这也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的思想。
最后，在中国社会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孙中山先生的以党治国实践客观上加速了现代国家的建构。在人类历史上，古代的国家是自然形成的，是基于文明与文化的认同之上的；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则是基于政治之上的，即在构建现代国家时，存在一个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政治认同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当时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击下，才从中世纪天朝大国的梦幻中走近现代世界中的，当古典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支撑已经无法维系这个国家的存在时，由于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出色的内聚性，便有效承当了这个角色，就能给近现代国家的建构以不可替代的支持与引导，当时孙中山等人创立的政党也就适时承当了这个角色，并在近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显著的成果就是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千年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期间虽有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等闹剧，但始终是螳臂挡车，世界大势依旧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当然，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弊端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孙中山先生的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潜伏着革命成功后妨碍建设民主政治的消极因素。例如，孙中山在宣讲“以党治国”理论的时候，对政党、政权和国家三者间关系的论述模糊不清。在理论上，存在既主张要学习苏俄的成功经验，“把党放在国上”；却又认为“现在并无国可治”，“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再去爱之”。虽然主张将党治重点转移到党义教化的基点上，可是由于国民党员执政的政治布局已定，该党又缺乏训练全体党员放弃权利的思想，使之真心从事革命有效措施，从而成为颠覆革命的致命隐患。而从根本上说，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理论构想缺陷与制度设计疏漏是由于其阶级基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一切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一方面，孙中山先生主张以俄为师，表示：“共产政府，以工人就社会问题设想，可以平均贫富，减除犯罪，使生命接近于人类，诚有试行之必要。”另一方面，却又表示暂无意愿去试行苏俄式“共产政府”，对下层劳动群众直接掌握政权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以彼为政府领袖，则此项主张，不论在粤或在他部，一时尚不敢采择。”在谁领导谁的根本问题上，他始终强调的是代表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乡绅阶层的国民党的领导权，而不是代表“劳工等级”(即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权，而现实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不能领导中国新民主主革命取得胜利，相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妥协性却容易使其内部出现分化，右翼势力可能分化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者与代理人。事实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利用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理论的疏漏，以训政为借口行一党独裁之实，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进步团体予以剿灭压制，最终走向反动的事实，恰恰佐证了这一点。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研究就是回忆。”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回顾一个世纪前的这段历史，评述孙中山先生的以党治国思想，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无论是西方国家爱的多党制、两党制，或是苏联的一党制实践证明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政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同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相符合，也同我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等基本国情相适应，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基本政治制度。虽然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机制？如何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民主监督方面的作用？怎样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拓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的范围和领域？等等。但只要我们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促进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就一定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就一定能同舟共济创伟业，薪火相传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