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房书赠中山先生往事的一些回忆

发布日期:[ 2011-07-12 ]   点击:[ 5976 ]

                        李去年
  
  2002年11月,在民革中央和民革常州市委的支持和协助下,我将珍藏的先祖父李仲房先生1913年书赠孙中山先生的屏条4幅,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2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同年11月2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特派专人来常州,向我送达捐赠证书。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和民革常州市委负责人一起参加捐赠仪式。

  先祖父赠中山先生的屏条共四幅,每幅为90cm×46cm(即6尺宣纸四开),书录的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爱国大文豪顾炎武先生的五言诗联《五律·过李子德四首》中的前两首:
 
                      其一  

                 忆昔论交日,星霜一纪更。

                 及门初拜母,让齿忝为兄。

                 树引流泉细,山依出月明。

                 相看仍慰藉,均不负平生。
 

                      其二  

                 积雨秋方涨,相迎到华阴。

                 水惊龙斗驶,泥怯马蹄深。

                 尚阻东轩伫,多烦濑口寻。

                 白云清渭色,聊足比君心。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初名绛,字忠清。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更名炎武。他不愿在清朝为官,专心学问。顾炎武的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经世致用,作为一代思想宗师,是开中国民主思想先河的第一人。是时,中山先生正处逆境,先祖父以顾炎武的诗句书赠中山先生,就是要相互勉励,革命到底。

  祖父名李家骥,号雪江懒渔,仲房是他的字,生于1874年,安徽阜阳人,清末拔贡,是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早年参加同盟会,写有许多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文章。仲房先生工书法,善行草,博采众长,自立门户,功力深厚老到,独树一帜。他曾为阜阳中山纪念碑书写“伟大的事业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气势宏伟,笔意流畅,是30年代阜阳爱普庐书画会倡导人之一。他为自己书写的座右铭诗云:“平止怒中气,谨慎快意言,提防忙里错,爱惜有时钱。”看似平淡,却极富人生哲理。

  李仲房先生早年创办蚕桑学堂,提倡实业、教育救国。后受革命思想影响,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并在淮北组织安仁会,投身革命。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建立民国,颖州地方清政府官员望风而逃,颖州光复。阜阳成立国民党分部时,邢元伟任部长,李仲房、宁栋材任副部长。后军阀倪嗣冲盘踞阜阳,捕杀革命党人,祖父亡命上海,担任《大生日报》主编,对反动军阀口诛笔伐。

  1912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李仲房应邀出任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窃国后,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反对袁世凯,得到江西、安徽等省响应,袁世凯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胡汉民广东都督、柏文蔚安徽都督职务,三都督通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受安徽都督柏文蔚之邀赴安庆。时值英轮私运鸦片被安庆都督府截获,当场开大会焚烧,中山先生发表讲话,宣传革命,建立共和。中山先生在安庆停留之际,与先祖父仲房先生有较多相处,甚是投机。中山先生对仲房先生的书法与为人颇为赞赏。此时中山先生因革命遭受挫折,情绪处于低潮。仲房先生遂以明末大文豪顾炎武诗句书写了4条草书屏条赠中山先生,一是表示对中山先生的敬意,二来也是借此排解中山先生心中之郁闷。中山先生离开安庆时,这四幅屏条交由葛玉斋与随身行李一起带走,葛是孟城人,时任中山先生的副官长。

  先祖父一介书生,为人正直,文人气很重,对于官场弊端和官僚政治的种种陋习,始终不能释怀。随着北伐战争不断胜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许多劣迹也不断暴露出来,使他深感失望。他对蒋介石的为人深不以为然,认为此人非国家之福。1926年底,他毅然辞去秘书长一职,同时辞去国民党一切党派职务,返回阜阳老家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安徽省第六中学等任国文教员。在蒋介石“四·一二”反共政变之前,能有这样的见地,拂然挂冠而去,实属难能可贵。

  此后,这四幅条屏几乎尘封了大半个世纪,去向就如石沉大海。2000年,政协安徽阜阳地区联络处副主任蒋振斌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在阜阳古商城偶然发现了这四幅屏条,根据他的经验,这极可能是一件真迹,如确实是当年李仲房先生赠中山先生的屏条,无疑是极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我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去阜阳,凭着我对祖父字迹的熟识程度,以及我小时候见过的先祖父与中山先生、柏文蔚、商震、许世英等人合影的照片,基本断定是先祖遗墨。不知为何历经近百年沧桑后,此物居然又回归了安徽故里,而且保存相当完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次日,我便通过蒋副主任谈妥价格,出钱从卖家手中购回。

  回常州后,我将这四幅屏条请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和民革常州市委领导,特别是请常州国学名家钱瑟之教授鉴赏审看,均给予很高评价。对这件珍贵革命历史文物,我觉得将它赠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是最有价值的归宿。我将自己的心愿告诉我的好友,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李赣榴(李烈钧之子),他非常赞同。同时,我的想法也得到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和民革常州市委的高度评价。在李赣榴副主席的牵线下,我携带这四幅屏条专程去北京,经中国革命博物馆鉴定,确系真迹原件,当即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2001年11月2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专程派员来常州向我颁发了捐赠证书。目前这件珍贵文物就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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