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孙中山的用人观——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发布日期：[ 2016-0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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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领导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用人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用人观。
人尽其才 野无遗贤
孙中山一贯主张“人尽其才”。早在1894年他就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主张，并称之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中山指出：“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他批评清廷：“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遗贤，朝有倖进。”他提出改进之道：“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
唯才是举 不私亲故
孙中山主张“唯才是举”，反对“任人唯亲”。孙眉是孙中山胞兄，曾捐巨资帮助革命，对革命有大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眉被各方推荐担任广东都督。孙中山极力阻止，回复各方称：“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政治。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又对孙眉说：“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政治非兄所熟习，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就此大任。”“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晚年曾致函孙中山求职，并有所抱怨，孙中山批复：“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现无事可办，无所用于长才。”当然，唯才是举也应当“举贤不避亲”。孙中山独子孙科，早年留学美国，对市政有专攻，回国后曾三任广州市长。
用人所长 任使得法
孙中山主张用人要“适才适所”。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因其才能而得到孙中山的重用。孙中山说：“汪精卫、胡汉民者，他年皆能任大事，美才也。汉民精深，能任内事，精卫宽博，能任外事。使汉民运动外事，必少成就，遇事深刻也。使精卫处理内事，或难恰当，宽博者，易疏忽也。汉民主持内政，必井井有条；精卫周张外政，极难僵局，自能打开。将来两人事业，于此见之。”对陈其美和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廖仲恺和邓泽如的理财能力，孙中山都善加使用，可谓“知人善任”。
兼收并蓄 事业至上
孙中山是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和策略的实用主义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宋教仁提出：“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立宪党人赵凤昌则主张“建府开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孙从善如流，改取“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并表示“用人唯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同时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增设副总统，并建议黎元洪任之。关于章太炎、康有为等持不同政见者的任用，孙中山特别指出，前者只是“偶于友谊小嫌”，必须争取；后者一贯反对民国，坚决摈弃。临时政府各部人选除财政、外交外，孙中山均无异议。财政总长原议熊希龄，孙中山坚主陈锦涛，理由：“财政很重要，万万不能落入他人之手，我之主张，他必无异议。且其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外交总长原议伍廷芳，孙中山力主王宠惠，他说“外交问题，我欲直接，伍廷芳长者，诸多不便，故用王宠惠，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伍氏乃改任司法总长。孙中山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的用人观，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公平公正 考试选拔
孙中山在1906年就提出，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增加考选权和纠察权，认为考试制度“最为公允”﹐可避免“盲从滥选”和“任用私人”的弊端﹐有利于人才的发现和擢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避免“非才滥竽”而“贤能远引”的情况，孙中山下令对官吏的任用，要“悉心考察，慎重遴选”，并确立“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的原则。考试权独立，考试和委任相结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公平公正公开，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选好人、用好人。
对为官的看法也决定着用人的思路。孙中山对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一贯持批评的态度。他反复强调“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又表示：“官吏是国民的公仆, 必须十分称职, 方能任用”，“官吏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才能胜任愉快。” 孙中山的为官论和公仆观，也是其用人观的重要体现。尽管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同，革命年代和和平年代有异，但孙中山的用人观对于我们当下治国理政、选人用人，仍不失其启示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