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七二八”看张伯苓与南开
发布日期：[ 2006-0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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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平
编者按：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本文所云两个“七二八”，是指在一部“百年南开”的发展史上，两个都发生在七月二十八日那一天，似乎都应载入抗日战争史册的事件。
其一，是指上距“七七”事变才二十一天，即自1937年7月28日开始，侵华日军当局在宣布已经军事占领天津的同一时刻，竟下令彻底摧毁无一兵一卒的私立南开大学。随着轰炸、炮击继之纵火、劫掠，载誉中外的著名学府在第二天化成废墟，从而制造了南开人称为“七二八”的一页痛史。
其二，则是距日寇彻底摧毁天津南开大学，兼及南开中学、南开女中整整一年之际，侵华日军当局又派飞机不远千里，溯江西上，侵入我西南大后方轰炸“创始于军兴之前，成长于抗战之中”的重庆私立南开中学。由于这一天恰恰是1938年的7月28日，并且此次敌机的轰炸目标又首先是私立南开，甚至整个抗战时期敌机对重庆的大轰炸，其实也是自这一天开始，国仇校仇集于一身的南开人，就把敌机突袭南开称为第二个“七二八”。
关于发生在八年抗战第一个月的“七二八”，由于是“中国文化机关在日侵华战争中最初最大之牺牲，是日本居心摧毁中国教育仇视中国文化最近最显之证据”，当时是众多中外报刊追踪报道的重要新闻，包括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竺可桢在内的学界精英，为“日军蓄意炸毁张伯苓博士的三十三所精力创办扩展之南开大学与中学”，致电世界教育联合会、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要求与会代表公开加以谴责”。《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著名传媒，为此也纷纷以《南开精神》、《吊南开大学》、《祝南开》、《从南开复兴说到一般教育》为题发表“社评”与专论。至于时在南京的张伯苓校长在获悉“七二八”之初，关于“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的著名谈话；与蒋介石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关于“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必有南开”的著名许诺，如果我未说错，当时岂止南开师生校友人人皆知呢，整个抗战时期在教育界也曾众口相传。所以，虽是若干有关第一个“七二八”来龙去脉的第一手史料，由于种种原因曾被尘封多年，但是诚如一句西谚所云“写在纸上的，斧子砍不掉”，到了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前夕，南开大学出版社终于以一本《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使这一页曾被长期尘封的痛史重见天日。并且正是因此，时至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随着一部以张伯苓校长命名的电视连续剧开始在全国播映，通过荧屏展示第一个“七二八”的来龙去脉，此剧主创人员视之为“一个重要的看点”，这意味着，这页曾被尘封的痛史，已经重新广为人知。
然而，当我想到第二个“七二八”虽然与第一个“七二八”互为印证，并且从日寇轰炸重庆又是先从轰炸南开开始，似乎就能知道确如经历过两个“七二八”的“老南开”，当年对我这样才进南开的“童子军”所说：今后无论是治南开史，治教育史，乃至治抗战史，这第二个“七二八”何以也不应该视而不见。遗憾的是，也许就是由于与此后日寇对重庆频繁的大轰炸，在各方面造成的难以估计的重大损失相比较，这第二个“七二八”给南开造成的损失也许微不足道，甚至与南开此后在敌机历次轰炸中的损失比，可能也是不值一提的原故，战后有关重庆南开中学战时被炸情况的回忆，又主要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二十九年(1939�1940)日机轰炸重庆最猛烈时，新校舍被炸三次，其中1940年8月22日一天之内，就有三十颗炸弹落在校内”，而独缺对南开人可能更有历史意义的第二个“七二八”。以致随着岁月如流，老成凋谢，南开以及整个中国，都已经是几度换了人间，这第二个“七二八”即使是在南开，必然也是早就鲜为人知了吧?正是因有感于此久矣，当我恰恰也是在这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偶然见到一位经历了第二个“七二八”的南开学长———长我六届的重庆南开中学1942级翁心钧校友，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在题为《日机轰炸南渝中学亲历记》的近作里，关于抗战时期“我的第一次惊险的空袭经历”，即第二个“七二八”，是在重庆南渝中学“遭遇”的回忆，在这刹那之间，我不能不既像“读未见书”那样，“如获至宝”；也像“读已读书”那样，“如遇故人”!考虑到这可能是极少极少关于第二个“七二八”的第一手史料，为存其真，摘录于下：
1938年7月21日，我随家由武汉迁到重庆，当即住入张伯苓校长为我们准备的位于南渝中学东侧的两幢平房之一，时值学校暑假，学生很少，正忙于建设。家对面的风雨操场，校南的大操场和第三男生宿舍均未竣工。……就在住进学校后一个星期，遇到日机的空袭。那天是7月28日。早饭后没多久响起了警报声。当时还没有防空洞，也没有什么防空组织。我们全家跑到杨公桥西侧的一个小山丘上，思想上也没有日机会来轰炸的准备。大约在八点多钟，随着飞机声音由远而近，只见学校四周发射出密集的暗红色电光弹，集中在学校的上空。当飞机飞到头顶时，炸弹下落的嘶叫声和带着闪光的巨大爆炸声就在校区响起。我们爬伏的地方也感受到剧烈的震撼和因爆炸引起的气流。解除警报后回到家中，我们发现：前面取土空地上中了一颗炸弹，造成玻璃窗全部震碎，部分瓦震裂，个别门窗由于变形而关不拢。这次日机空袭可能只出动了一架飞机，投弹不多，学校的损失也不大，但考虑到当时武汉保卫战刚好拉开序幕，日军距汉口尚有数百里之遥，而竟然在轰炸天津南开一周年的这一天，精心策划了这次毫无战略意义的远程空袭，比重庆其它空袭要早半年多，在整个西南大后方也是第一次，充分说明了日本军阀对南开学校一向反对日寇侵略中国的痛恨，值得张校长和所有南开人为之骄傲……。
好一句“值得张校长和所有南开人为之骄傲”!遥想当时，这不仅是南开人，而是学界政界有识之士共同的心声。比如，汉口《大公报》于1937年9月27日，才报道了张校长在自汉口赴长沙参与主持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创建之前，在南开校友会上关于“吾人能得日本人之嫉视，已自是荣幸。北方南开学校被毁，而南方之南开又展开其更伟大之生命”的著名谈话，同年10月17日，在以《祝南开》为题的“短评”中，更以“因祸得福”之句，遥贺南开学校建校三十三年和重庆南开中学建校周年庆典。而其所谓“南开其实因祸得福”，则主要是“南开失去了几栋校舍，却得到了教育救国的真髓。今后张伯苓先生领导的南开教育事业，其贡献国家民族之大，将更超过以前几十百倍。岂止南开，凶残日寇，其实援助中国”。又如，也是“教育救国”先行者的黄炎培和美国哥仑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克伯屈，其实早就有言在先。前者，1937年7月30日，初闻第一个“七二八”，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的《吊南开大学》一文中已经指出：“文化的生命同它的价值，是超出政治上的。今敌人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嫉恨。并且它所培养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和能力都给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使出了最残酷的一种手段”。后者，是1937年8月3日在纽约答记者问时曾如是说：“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于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本轰炸炮击之结果，适足使这所著名之学府万古不朽，适足使中国抗日意志益趋一致。日本不久必将对此次暴行表示惋惜，吾人拭目待之可也”。“我看来，唯其南开确如斯人斯言，得道多助，因祸得福”，北方之南开被摧毁了，南方之南开在沙坪坝和昆明，果然“又展开其更伟大之生命”。于是，本来就是因为惧恨交集而摧毁天津南开的侵华日军当局，一旦发现“南开复兴”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新精神”的象征”，中国传媒甚至号召“全国同胞要发挥张伯苓先生讲的南开精神”，对“创始于军兴之前，成长于抗战之中”的重庆南开中学，自然更惧更恨。于是，在下令摧毁天津南开学校一周年的那一天，就有了这次的确毫无战略意义的远程轰炸。于是，在天津南开大学成为抗战期间第一个被日军有意摧毁的中国第一名学校一年之后，重庆南开中学又成为抗战时期敌机在重庆以及整个西南大后方的第一个轰炸目标!
上述种种如果能被认为同属于史有据，也就不言而喻，即使只养眼了如此互为印证为两个“七二八”，非但“张校长和所有的南开人”确有理由“为之骄傲”，尤其重要的是，只要没有忽略在教育史上以及抗战史上，这个或可称为两个“七·二八”的客观存在，那么我想，治史者如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算起，还是只以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四年为限，在当时抗日救亡已经成为时代最强音的形势下，在众多当时都为抗日救亡而教育的著名校长之中，看来恰恰是他，与南开两位一体无斯人即无南开的张伯苓校长，才不愧是使得当时已经亡我东北，正在亡我华北，还想亡我全国的侵华日军当局，长期最惧恨的一位中国大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