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和人“特别有感情”的巴金
发布日期：[ 2006-0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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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
巴金于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封建大家庭里，童年时接受的是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知识系统的启蒙教育。同时，他也阅读了《古文观止》、《说岳全传》、《施公案》、《彭公案》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作品。
“五四”运动以后，巴金狂热地阅读了华阳书报流通处发行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等鼓吹新观念、新思想的杂志，他常常说自己是“五四”的产儿，因为“五四运动象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期间，他还读到了上海出版的《夜未央》和《告少年》，在思想上深受影响。他说：“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通过这些书报的阅读，巴金接受了激进思想，他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
巴老这一价值观，曾经左右过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也曾极大地影响着他对人对书的立场。如黄裳先生在巴金去世后所写的怀念文章《书缘小记》中说：“巴金喜欢买书，但从不买也不藏线装旧书（朋友送的不在此例）。他送了我许多许多书，其中并无一册线装本。”
（上）
1926年8月，在投考北京大学的公寓生活中，巴金继鲁迅《狂人日记》之后，在病中又熟读了《呐喊》，并在此后读了《彷徨》、《野草》等，从而学习到了驾驭文字的方法，并开始用白话文从事写作。
两年后，他在法国“毫无系统地读了一大堆书”，虽然没有学成什么专业，却意外地写成了第一部小说《灭亡》，由友人介绍到当时国内的权威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从此步入文坛。他在《骷髅的跳舞》（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3月版）译者序中说：“赛纳河畔一带的旧书摊”，也是他常常涉足的地方：“一个星期中我至少要去两次，每次回来，两只手总是满满的。”而《骷髅的跳舞》这册用世界语写成的小书，就是他花了两个半法郎买来的。”
1932年5月20日，他完成了成名作《家》。他在晚年回忆说：
过了一年半载，就用不着我自己写好稿到处投寄，杂志的编辑会找人来向我组稿。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唯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够到手的就读，读了也不会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1934年底，巴金到日本旅行，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数月。他当时喜欢日本小说，也想要把日文学好，于是逛旧书店成为他的一大爱好。在次年所写的《书》一文中，他还传达着那种既买到好书又得了便宜的兴奋心情：“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森鸥外，岛畸藤村，有岛武郎，谷畸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一圆五十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 1941年底，陈伯吹鉴于上海被日寇全部占领，乃由杂文写作转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常常到位于常熟路、华山路口的大同旧书店，精选外国侨民离沪时作为旧书交售的儿童文学书籍，作为翻译的原本。他回忆说：“我参考了美国教育家桑代克用测验的方法，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较好的书目，经常前往挑选，几年间购到五百来本光景。店主陆君笑谓我这方面很在行，并谓巴金先生也常来选购。”
巴金晚年于1989年春动笔，却终于留憾未能终篇的《怀念振铎》一文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如下几段有关这一事迹的情真意切的文字，“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他在文章中自省道：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在长期的写作生活中，巴金常常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养成了“见书就读”的好习惯。他在1975年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几十年来喜欢翻看杂书，习惯一时改不了，闲下来，不看书就不好过。”
萧乾回忆说，在五十年代，“巴金一到北京，我常陪他逛东安市场旧书店。他家那七十几架书（可能大都进了北图）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么买的呢。”巴金自己也曾对谷苇说，“文革”以前，“我还常常跑书店买书。那时候，到处可以叫到三轮车。买的书太多，拿不动，就在三轮车上，连人带书一起到家。我家里的书，都是自己一本本挑选着、寻觅着买来的。我对书有特别的感情。”
他还曾对姜德明回忆说：“六十年代，唐弢住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时候，我正好去北京，到他那儿看过他的藏书。房子很宽敞，他把三十年代的旧书都摆了出来。”也许正是参观中看到的那一大批“三十年代的旧书”给他留下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致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馆落成以后，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将唐弢的珍藏征集到馆。
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在上海的书房被加上锁贴了封条，被迫封闭了十年。1975年2月6日，他在复杨苡女士的信中说：“我的眼睛也不容易保护，几十年来喜欢翻看杂书，习惯一时改不了，闲下来，不看书就不好过”。因此，1977年4月25日，他欣喜地告诉她：“我的书房、书橱在四天前打开了……现在要对我落实政策了。”不久，他竟通过旧书店一下子买了商务印书馆版的翻译小说《说部丛书》三百余种。次年9月8日，他在复姜德明的信中表示，十分赞成举办全国性的书籍装帧展览，“提倡一下，总会起促进作用。”
那几年，巴金在文章中曾经尽情声讨过那个煽动青年学生大破“四旧”的荒诞时代：
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作改造的目标……
（《现代文学资料馆》）
自从1979年，在巴金头脑里萌生了中国该建一座现代文学资料馆的想法以后，他对于包括新文学书刊在内的一切资料都愈发看重了。可时随境迁，重新搜集的工作太困难了。1988年10月24日上午，姜德明先生到巴金府上造访的时候，两人有过一段关于“淘书”的对话：
“这一回你买不到什么旧书了吧？”巴老知道我每次来上海总要跑旧书店，尽量搜集几本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文艺书刊。
“一本也没有买到。昨天星期日，我到南市的文庙去了一趟，那里不是有个旧书市场吗？书摊上差不多全是近几年出版的新版旧书，只看到一本您的书———《雪》，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11月的第12版，很破旧了。我没有买，只要五角钱。”
也许正是此次上海之行在淘书上的落寞，因此，当姜先生随后为《书廊小品》的清样上提笔补缀一篇“小引”时，他无限悲观地说：“我也说不清楚，是不是从我们这一代起就不能作一名现代文学的藏书家了。因为谁都知道，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所谓旧书店里，若想找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文学书籍已经难乎其难。当然，有志于搜集建国后出版物的尽可去努力，当个藏书家的梦还是可以实现的。”
1995年7月15日，在杭州汪庄的一次访问中，巴金见到前来问候他的姜德明，又重复了前些年说过的话：“除了唐弢以外，大概你藏的新文学书最多了。”姜德明急忙回答说：“不行，不行，我差远了。”他说：
巴老关心我访书的事，我讲在上海逛了文庙的旧书市场，而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已经没有旧书可寻了。在文庙见到一本小册子，叫什么巴金语言辞典之类。翻了翻似乎是一种普及的辅导读物，有的辞目也不是巴老所特用的语言，所以没有买……我讲在上海陪我逛文庙的两位书友，一位买到天马书店的《鲁迅自选集》，只花了两元。一位买到几本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李健吾合编的《文艺复兴》，还有战前傅东华编的一本《文学》，每本8元。在北京的一位青年书友，花了四百元，在地摊上买了差不多全套的《文学》。巴老很有兴趣地听着，并说：“那很便宜。”他还告诉我，他有全套的《文艺复兴》，《文学》大概不全了。
我知道巴老喜欢听我谈书，我又讲到在美国买不到中文版旧书，连五、六十年代的版本也不见。听说在香港买港台版五、六十年代的书也很困难了。如叶灵凤、曹聚仁、徐訏、李辉英的书都是偶尔可见。
我认为，在那个时段，巴金观念中对古旧书价值的推重，是以现代文学资料馆为旨归的。
（下）
当今文坛似乎还没有从痛失巴金的心情中完全缓过来。可我偶捡曹聚仁的《北行小语》（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翻阅，忽然就看到了如下一节文字，那该是1958年夏间的实录：
“拔白旗”者，把旧时代的权威摆开一边；而“插红旗”乃是重新建立新的权威。巴金的被批判，也就是“拔白旗”的一轮，文学界拔了他这一权威。其他，经济学上，拔了马寅初先生（北京大学校长）；哲学上，拔了冯友兰先生；历史学上，拔了陈寅恪先生；语言学上，拔了王了一先生……至于“插”上的“红旗”是谁？到今天还没看见，记者相信不久可以看见，其人一定是工农业群众出来，正如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一样，各放异彩（孔孟生前，也并不曾成为权威的）。“拔白旗”运动，乃是群众对权威的怀疑，并不是“反右”；被拔的“白旗”，也不是“右派分子”，所以，马、陈、王、冯诸氏及巴金先生都在原岗位上工作，受群众的尊敬，并不如海外论客所说那样受打击。他们自己，看了新社会的发展，也自知不配处于权威的思想领导地位。
这个社会，无论是在主流思想上，还是在集体行动上，曾几何时竟如此弃巴金们如敝屣———检视历史的真实，能不令人魄动心惊！
于是重读旧书，找到了这一事件在晚年巴金身上的反应。原来当年是以姚文元为主力开展的所谓“巴金作品讨论”为手段“拔”他这面“白旗”的。巴金在《（文艺）究竟属于谁？》中写道：“‘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还曾满怀恶意地调侃说，应该成立一个“新文史馆”来“收容”巴金“这样的人”。巴金在《第二次解放》中愤慨地说：“……这无非是想让我活埋在那里面，他也可以少掉一个眼中钉。”
对此，杨苡女士在《雪泥集———巴金书简》中也有一点注释性的回忆，附在1966年1月4日，巴金所写回答她有关“近作”的问讯那通信之后：
这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最后一封信。流失年代当然不止这一封，但在浩劫中烧掉了。比如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我因两篇儿童文学被江苏《雨花》重点点名批判，十分想不通，心情也不好，因此一九六零年决定去当英语教师。关于对我的批判，我的职业，以及六十年代初对他的无休止的批判等等，信中都简单明瞭地谈过他的想法，甚至有一次还提过姚文元这个人好打棍子，他却该多读些书这样的话……
“党棍”张春桥与“文痞”姚文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同胎而出的两个“党内怪物”，意味深长的是，他俩连舞棒打人的路数都是如出一辙的。据王西彦在其作品集的“后记”中披露，1972年，姚文元曾指示其在上海的手下喽罗道：“他（指王西彦———引者注）那支笔是为谁服务的？象他这样的人，不但不能解放，还要交里弄严加管制！”
那沐浴过“五四”新文化辉光的一代人文天骄，竟是在如此凌厉的历史磨损中与时俱进的。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身在香港的初培康先生在《巴金小说概观》一文中就曾注意到，1958至1962年间，近五百万字的《巴金文集》（结集有1927年春至1946年冬的作品）分为十四卷陆续问世以后，“一版往往在十万册以上，可见他仍拥有广大的读者”；可是到七十年代前后，“国内版的《巴金文集》在市上难以看到，似不再印行，连他的名字都少见了”。他表示愿望道：“如果他可以闯过随时来袭的风险，仍然能生存下去，我们相信他那支笔一定能写出更伟大的作品，为这苦难的时代树一更崇伟的纪念碑。”
巴金去世以后，从维熙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圣已去风范永存———送巴金远行》中，无比惋惜和无限沉痛地写道：
年轻时就写出《家》、《春》、《秋》、《灭亡》、《寒夜》等长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笔，影响了当时的许多青年人……可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这长达到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在五十年代初期，巴老随军入朝后留下了小说《团圆》外（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长时间内的文学空白……如果以巴老年轻时的文学成果，来对比巴老的后二十年，让人产生田园荒芜的感慨———这不是巴老个人的悲哀，这种空白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处与世无争的巴金，也不能逃脱时代文殇赐予他的文学伤痛！
还有一位正属于当年接受巴金作品影响的“许多青年人”之一的忠实读者，他以“养和”笔名，在《团结报》上撰文发表了《1967年的巴金》。文章回忆其在当年7月中旬到上海出差期间，亲眼目睹的残酷一幕：“上海市造反派”选址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而陪斗人正是他从小景仰的，如今被人恶谥为“反动文霸”的巴金———
“把反动文霸巴金押上来陪斗”！蓦地一声断喝，像半空里响了个劈雷，会场的空气为之一震！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只听得台后一片吆喝声，几个彪形大汉架着一个中等身材的老人冲上台来；那架势就像对付一个江洋大盗。由于推得太猛，老人步履踉跄，身子向前倾斜，差一点扑倒在地……在雪亮的灯光下，巴金瘦弱的身子苍松般傲然挺立，灰白的长发，卷曲而蓬乱，宛如一团燃烧的烈焰；一张四方脸胀得通红，眼睛凛然直视前方，仿佛要喷出火来。
呵，这就是我从小敬仰的大作家？自从中学时代读到他的“激流三部曲”后，我曾多次在心里默默地想象他的风采，想不到今天竟在这样的场合见到他！
让作者铭心刻骨的，是在随后“批斗”一幕中，巴金“那凛然不可侵犯的高昂的头”：
他一上台态度就如此“傲慢”，这委实使造反派“义愤填膺”。于是他们下决心要把他的“反动气焰”打下去。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又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
造反派有些慌乱，吆喝声、口号声像暴风雨般压下来：“巴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然而，这一切仍不奏效，巴金的头还是高高地昂着。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这一手果然厉害，巴金的脸憋得发紫，喉咙口因透不过气而咯咯作响；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了。但是，他咬紧牙关，紧皱双眉，一声不响。造反派的手一松，他的头又高高地昂了起来。
然而，当巴金终于渡过劫难，重拾旧笔的时候，他已经76岁。多少悲愤、多少感慨只化为如此沉痛的一语：“噩梦醒来，人已衰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这位坚强的老人，仍然把握住了这“不多”的时间，及时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随想录》系列（其字数当《巴金文集》十分之一）———他终于用笔为那“苦难的时代”建树了一座别样的纪念碑！
他写道：“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
他同时也感悟道：
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象人一样。真正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时光犹如江河水，东流到海不复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验，早已将上述“旧时代的权威”检验为各自领域的先知，乃至真理者的化身；至于不仅能写文章，而且还在文章里率先“说真话”的巴金，更被评价为是人类道义之所担，社会良心之所系。而与此相反，多少年来组织上臆欲插上的“红旗”，到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并没有飘扬起来，而其过程因由却已化为当代史盛宴上的笑谈。
然则在这封建主义的“棒杀”和政治实用主义的“棒杀”里面，又包含着多少人性的戏弄和人生的牺牲，有着多么沉重的社会成本和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呵。
二十五年前，巴金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而通过阅读古今中外小说所得来的“杂货”，就是他“各种各样的（战斗）武器”；他还说：“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于是一部《随想录》，终于成为他曾经心心念念的“纸上‘文革’博物馆”：
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况，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二十余年都过去了，“可是不知为了什么，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拔地而起，却始终不见‘文革博物馆’的面世”，从维熙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盛世思危，果敢地面对昨天的历史真实？”他指出：“其实巴老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目的，并不在于揭自家之丑（当然自揭家丑也是一种可敬的境界），而是出于让后代子孙永远铭记，不再重复这样的历史悲剧！其心其志其情其意，可谓远虑千年万代！在一切有良知的国人眼中，这是巴老晚年最为壮丽辉煌的一笔！”
原来，巴金是想通过自己的笔墨，把他的“爱”和“恨”梳理出来，明晰起来，留在世间，传诸来者，以警策世人和后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因此，我们今天怀念巴老，追思巴老，重温巴老，千万不能忘记了的，是他对于同胞的这一份大悲悯，大忧患，大慈怀，尤其是他对于国民坚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推动民族“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终极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