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父文斐参加辛亥革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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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广琬　

　　先父文斐，字牧希，又名幼园，湖南醴陵人，1905年(光绪30年)留学日本东京铁道学校，学铁路工程，与焦达峰同学好友。1905年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交往较深，并与孙中山合影。回国后任湖南渌江中学监督、湖南铁路学堂教务长、《长沙日报》总理、湘路公司协理等职。经常以革命诏群众，与曾杰、龙疏绶等组织同盟会支部，任支部长。

　　辛亥春初，同盟会在东京开会，决议三月举义广州。孙中山在海外策动，以黄兴负责实地指挥，胡汉民、赵伯先等协助，派潭人风等来湖南联络同志，先后开会于路边井(长沙市内街名)旅湘俱乐部及紫荆街福楼，到会者有军界刘文锦、陈新作，学办有文斐、曾杰等12人，当时推刘文锦负责军队责任，先父负责学界鼓吹责任，并密函焦达峰、杨靖康来省共商大计，决定运动军队，分三路进行。先父与焦达峰于醴陵、江西省萍乡县一带主持中路，后由于广州事败而暂止。

　　当时清政府收铁路为国有，借四国(英、法、德、美)银行高利贷，清政府派端方为该路督办，激起川、粤、鄂、湘四省人士激烈反对。端方率军队入川，被其部下一位同盟会会员暗杀，四川总督赵尔丰困守成都，军民环集，秩序大乱。

　　4月14日，湖南商、学界，如先父、龙璋、文经纬、曾杰等31人，借贾太傅祠为会址，以争路为名，实行革命工作，号召各界万余人，宣布清政府36条罪状，先父集众演讲，词甚激烈，人心皆为慷慨，各县闻讯，一致崛起，社会激昂，随时有促成革命暴发之可能。

　　武昌起义时，先父同龙璋、吴作霖等去会清政府巡防统领黄忠浩，劝其反正，先父劝黄，只要他反正，革命党愿推他为总司令，黄忠浩不但不接受先父的好意，反而教训先父一顿，话不投机，就对黄说：“人各有志，不勉强。”便告辞离开。后集中同志数十人开会于长沙南城外寄园，响应武昌起义，会上推我先父赴醴陵，当时驻扎在醴陵署巡防统领赵春霆，通过先父等人努力做说服工作，赵立即起义归顺。后侦知，清政府一巡抚余格诚将新军四十九标、三营开驻岳州，五十标二、三营开驻宁乡、常德、茶陵、攸县，令各县军队负责守城，革命党人进这些县，即被捕杀戮，先父悲痛以告同志。

　　10月22日晨，在长沙郊外的四十九标代表安定超跑至操场，发紧急集合哨，鸣枪三响，部下士兵齐集，分两路进城，陈作新领四十九标二营后队及五十一标一部分辎重马队由北门入，占领军械局，当时守北城是赵春霆部队，举枪敬礼，故不战而克。焦达峰指挥四十九标前、左右三队及工程队、大炮队入长沙小吴门，与陈作新会合，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乘马出逃，遂跟踪，追获毙于小吴门城上，同时戮巡防营务处总办王毓江、交牍申锡泰，长沙县知事沈瀛等四人，其他清官吏，非逃即降。

　　次日开会，商议组织军政府，并选举都督，先父任临时主席，报告此次革命经过，说焦达峰是奉同盟会本部特派，来湘组织军政府，响应武汉，厥功甚伟，应推焦君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表决后，先父用红笔大书粘于壁上宣布，“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全场鼓掌，欢声雷动。

　　时清政府一藩司黄以盘仍踞藩内，焦派王献前往劝降，中弹而死，焦愤极，下令拘铮，调炮营轰击，由于藩署前后有商店群众，恐波及群众，先父劝阻，派陈文伟、龙璋劝降，遂尽收其库储及时赋入册，当时有人提议搜杀满人群众，先父力持不可，故在城满族群众无一人受牵连。

　　光复伊始，焦都以各机关职员品类庞杂，以内政由曾杰负责，外政由先父负责，授予全权，并组织参加参议院，以谭延闿为院长，先父及曾杰，文经伟，粟戡时二十六人为参议员。当时巡营与新军不和，先父尽力调解，编新军为第一镇，由余钦翼领导；巡营为第二镇，由赵春霆领导。

　　10月31日，营长梅鏊率部下数百人，突入都署，遂杀焦达峰，先父正部署军事，闻变躲于夹墙内，故免遭此劫难。后陈作新亦遭杀害。谭延闿遂出任都督，布告安民。焦、陈部下万人，汹复仇，声言放火屠城，谭令先父与曾杰维持大局。当时杰已去宁乡，焦、陈部署多为先父好友、同事，奔走各首领处，涕泣陈词，曰：焦、陈均是我同窗、同事好友，我何不悲伤，恨不得将恶徒万刀千铡，但见武汉濒危，持吾湘为后盾，若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非能慰焦、陈。众被说服，于是谭督礼葬焦、陈，抚恤遗族，造祠铸像，惩首恶，事遂寝。

　　先父任第二镇参谋长、省长公署顾问时，与江西安抚使潘昉分途入江西省萍乡，安源矿工无饷，发电谭督拨款救济。

　　民国二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逆谋暴露。先父极力鼓吹声讨袁军，参加第二次革命，是主要骨干分子，被袁通缉，说先父与龙璋等为乱党六君子，通缉电云：“曰龙、曰凤、曰蟒、推文、推武、推周。”(是指龙璋、谭人风、唐蟒、文斐、蒋翔武、周霆霖等人)。先父再次出国避难于日本，在日本与孙中山交往甚密，当时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赠先父，上款文斐同志，下款孙文。解放后由弟弟文广珩保管，曾于1956年借给湖南省博物馆展览一年。

　　先父在日本期间，与仇鳌、刘占藩组织政法学校，集同志百余人，在日本各地演讲，研讨救国方略。1915年，归里省亲，被捕入狱，直至袁败后获释。1917年刘占藩首义零陵县，先父与其谋，任粤汉铁路局长，运兵转饷，不辞辛劳。1927年任湖南永兴县长，正值共产党活动，故有密切联系，保全有关人员，因此受牵连而归故里。

　　我家迁居醴陵故里后，先父与当地进步青年王名伟、文家驹等(当时都是地下党员)创办开明中学，校址位于醴陵泗汾镇(现为四中)，兼任一个时期董事长，王任校长，文家驹任教导主任。我三姐文广莹(后留学美国)与嫂弟刘佛年(解放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均曾在开明中学任教，大力支持办学。

　　国难当头，先父支持二哥文广璜投考黄埔军校，教育二哥以保家卫国为己任。二哥黄埔十期毕业，曾任三七一团连长、营长、团副等职。1939年在战斗中牺牲，军长陶广护灵归里，葬于醴陵西山。

　　先父于1943年卒于故里，荣葬于醴陵西山，当时程潜曾来悼念。2000年西山划为公园。政府在先父墓前树有“文物保护”碑，以免受损，以此教育后人，供后人悼念，先父墓不远处为左权墓。由于先父是辛亥老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政府按月发给我母亲抚恤金，直到母亲1993年去世为止。

　　先父去世时，我还处于少年时代，对先父参加辛亥革命事迹知道甚浅，阅读有关资料后才了解一些，不过记得先父创造同仁医院点滴情景。当时先父见广大贫苦群众患病不能就医，就在家乡醴陵创设同仁医院(中医院)，面向贫苦人民，收费低廉，贫苦人民可免费就医，医药兼施。医院设有内科、外科、五官科，三层病房楼，病房前有花园，以供住院人休息，博得乡亲们的好评。记得在病房内住有两个贫苦病妇，她们对我说：“你父亲做好事积德，我们本无钱治病，你父亲知道后将我们邀来免费住院治疗。”她们直到病愈后才出院。后来，我家迁回醴陵农村老屋，每逢春节前，先父预先写若干张“米条”，有一斗米，两斗米不等，他到附近偏僻农村访贫，见贫苦农民，就给他一张“米条”，让他们春节前两三天到我家来凭条领米。使他们能过一个免于饥饿的年。我在过年前两天见到不少贫苦农民前来凭条领米，欢喜而归。这两件事我现在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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