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的奠基人——简述秦孝仪先生对文博事业的重要贡献
发布日期：[ 2007-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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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志强
一
台北本没有故宫，因为在历史上，台北从未做过大行政区的都城，所以没有留下旧王朝的宫殿。而现在全世界对中国文化艺术略知一二的人几乎都知道，台北有一个“故宫”，而且去台湾一定要去“故宫”，否则等于没有去过台湾。
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兴建不是供帝王理政居留之需，而是为了收藏、陈列、研究中国历史文物之用。“台北故宫”或“故宫”，实际上是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简称。
1948年秋，民国政府决定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单位收藏的文物精品和重要文献，从南京运往台湾。1948年底，经过挑选包装的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军运出南京，抵达台湾基隆港。1949年，第二、三批文物亦运抵台湾。三批抵台文物中，原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2972箱，占193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13491箱的22%，但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品；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同样也是百里挑一的精品。与“故博”文物不同的是，“中博”文物中有许多考古发掘或科学调查的出土文物。
文物运抵台湾后，当局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联管处”将文物迁往台中县雾峰乡北沟的山边库房存放，同时开展文物收藏与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接着，当局着手进行新馆舍的建设工作，用于收藏、陈列这批文物。1965年，位于台北外双溪的新馆舍主体工程完成，实行“故博”、“中博”两院合并，“行政院”颁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临时组织条例规程》，成立“国立故宫博物院”，任命蒋复璁先生为首任院长，直至1983年因病请辞。
二
1983年元月，复璁先生辞去院长后，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的秦孝仪先生受命接任院长一职，直到2000年民进党上台，他才以80岁高龄退休，担任院长一职长达18年。
台湾坊间曾传孝仪先生多次请求经国先生出任故宫院长一职，退休后孝仪先生曾加以澄清。他回忆说，过去他对文物很有兴趣，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政府曾请他出任院长，他均不考虑，因为责任重大，行动不自由。后来严家淦先生找经国先生商量，说“故宫”老院长复骢先生年纪大了，希望孝仪先生去接任。经国先生几次劝说孝仪先生履职，他都婉辞。后来家淦先生去他办公室约谈了三次，“三顾茅庐”终于打动了孝仪的心，才同意出任，并答应只做两年。两年之后他又答应再做两年，最后一拖再拖，连续做了18年。关于孝仪先生在院长位子一拖再拖的原因，笔者访问台湾时曾求询台湾友人，普遍的说法是，孝仪院长不是恋官位的人，早已萌生退休之念，当局也早有换院长的打算，就是找不到合适人选。有人说台湾领导人易寻，故宫院长难找，此话一点不假。
台北故宫博物院建院40多年来，孝仪院长主政的18年，是博物院的定位期、开拓期、快速发展期，用孝仪院长的话说是“鼎盛时期”，奠定了各项事业的基础。关于这一时期博物院的业务工作，孝仪院长退休之际曾作过《俯仰之间———故宫十八年度寒暑之回首》的长篇美文加以回顾与总结，文章最初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206期，2000年5月出版。丁亥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家中书柜翻检到了这本由台湾友人赠送的精美杂志，在吵闹的爆竹声中，泡上一壶台湾高山乌龙茶，细细品读，慢慢品味，倍觉清静，仿佛又与孝仪院长进行了一次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长谈，他对文博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渐渐清晰起来，至少显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明确办院宗旨。孝仪院长主持院务工作以“第一流科技，护惜七千年华夏文化，结合国人集藏，开启大陆联展，把故宫推向世界，将世界引进故宫。”同时他运筹帷幄，鞠躬尽瘁，“日以维护华夏民族历史源流统绪，推廓七千年文化大系为己任。”
二是摸清院藏家底。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说，摸清家底，将文物进行科学分类典藏，既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又是一项十分艰辛细致同时又是异常寂寞的工作。经“行政院”核定，孝仪院长于1989年邀请40多位“身份立场超然，著有社会德望”的专家，“展开藏品的全面总清点”。经过两年的努力，总算清点完毕，除“老满文档”原已失落一页外，无一缺损，结果与原始清册著录完全符合，令人欣慰，同时也消除了外界对故宫文物数量与保存情况的忧虑。据清点记录，原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2972箱，器物46100件，书画5526件，图书文献545797册件；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器物11047件，书画477件，图书文献38件。两院共有文物608985件册。
三是完善收藏体系。孝仪院长常说，“故宫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动态的意义，除了博物馆向社会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展示外，是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收藏体系。孝仪院长通过鼓励民间公私捐赠、编列预算购买、接受外界寄存等方式，达到丰富藏品的目的。1967年至2004年，院共增加文物45994件册，其中不乏珍品名迹，如出土于山西的春秋子范编钟、唐春雷古琴、唐玄宗禅地祇玉册、北宋苏轼书黄州寒食诗卷、原清恭王府紫檀家具等，还有大量流出大陆的地下出土文物，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收藏，同时也保护了华夏文物。截至2004年底，台北故宫文物总数达654979件册，内含青铜器5982件、瓷器25303件、玉器11763件、漆器708件、珐琅器2508件、雕刻品374件、文具2389件、钱币6952件、绘画5256件、法书2956件、法帖1212件、丝绣278件、成扇1650件，印拓7件、善本书籍176557册、清宫档案文献386683册件、满蒙藏文文献11501件、杂项12900件。完全可以说，台北故宫是世界上家底最清楚的典藏华夏文物的大型博物馆，这要归功于孝仪院长主持的故宫藏品大清点。
四是创新展览模式。“典藏是看不见的事业，展览则为拥抱大众的工作。”正因为孝仪院长对于博物馆展览有独到的见解，展览主题构思特别强调“系统性编年展陈方式，依时代推移，展现文物之演变原委及历史文化显晦脉络，期使游观者获致进出七千年中国文化史‘时光隧道’之感兴。”在孝仪院长主导下，故宫展览在尊重历史性的基础上，发掘审美性与独特性，常设的商周青铜器、陶瓷、玉器、书画、漆器等基本陈列都是按这一思路展出的，使观众可以在历史长河中观察华夏文化成就。在打造基本陈列精品的同时，还办好专题展览，《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展览，能使观众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看到华夏文化的系统性与独特性。同时广泛应用现代资讯科技，辅以多媒体展示室或展览导引系统，提升展览层次，扩充展览内容。
五是注重历史教育。孝仪院长不仅注重展览、出版方面的教育大众、传播文化的作用，还将推广历史教育活动列为院务重点工作。台北故宫是世界上最早提供外文及语音导览服务、最早引进志愿者提供免费导览服务的博物馆之一。院方还主动安排台湾中小学生及身心障碍团体有计划参观，开辟“活动与创意”儿童教室，组织文物展览至岛内各市县文化中心展出，让基层民众了解华夏文化成就。孝仪院长甚至还送文物展览至监狱展出，以文化艺术教化犯人，开创博物馆主动于监狱展出文物的先河。
六是倡导学术研究。孝仪院长反复强调“针对藏品进行学术研究，”亲自主持大型研究计划，《故宫书画图录》、《故宫藏瓷大系》、《清代台湾文献丛编》等，体现了院藏文物的研究成果；共计71册的《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涵盖建国后大陆考古新发现，使故宫院藏研究更为深入与系统；15册的《海外遗珍》，按文物质地编辑，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夏文化珍宝尽入囊中。《故宫文物月刊》、《故宫学术季刊》，是华夏文物爱好者和研究者必读之连续出版物，赢得广泛赞誉。这一系列重要学术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体系，获致学术界高度的尊重与肯定，更强化了故宫华夏艺术文化研究重镇的地位。”孝仪院长的这一评述是实事求是的。
七是扩大文化交流。“开启大陆联展”、国际大展，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邀请院外学者作学术报告，是文化交流的重点。孝仪院长力排众议，冒着风险，顶住压力，组织《中华瑰宝》在美国纽约等四城市巡回展览，盛况空前，被誉为1996年全球艺术展览之冠。1998年10月，《帝国的回忆》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博物馆揭幕，佳评如潮，希拉克总统三次亲临观赏。孝仪院长组织的两次海外中国艺术大展，加上文化部组织的大陆出土文物展览，上世纪末在西方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艺术热，极有利于塑造古老中国意气风发迈向新世纪的国际形象。孝仪院长还开启大陆文物进院展览，先后举办了《三星堆传奇》、《马王堆汉墓》、《汉代文物大展》等，让台湾人民感受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为提升研究水平，扩大学术影响，孝仪院长还结合展览或专题文物研究，举办学术研讨会、专题演讲会，邀集海内外专家学者与院内研究人员切磋研究心得。1996年夏天，笔者访问台湾，孝仪院长也力邀我在院学术报告厅作《东周玉器艺术与鉴定》的专题演讲，向台湾同行报告我的研究心得。
八是扩建院厦庭园。1965年新院舍落成后，扩建工程一直不断，先后进行过五期扩建。故宫第三、四期扩建工程，是在孝仪院长领导下完成的。三期工程涵盖新建行政大楼、提升安保等级、更新陈列室设施等三大部分，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扩建。1995年又完成第四期扩建工程，在行政大楼一侧建设成一座现代化的图书文献大楼，使故宫收藏的大量珍贵图书文献有了专馆，方便学者阅览与研究。除扩建博物馆主楼外，还在院区左右两侧分别建设“至善园”、“至德园”，使故宫成为山中之院，林中之院，花中之院，园中之院，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园林式现代化大型艺术博物馆。
三
孝仪先生以颐养天年之龄接掌“故宫”，十八个寒暑“行也故宫，坐也故宫”，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廷收藏之博物院发展成为“民族博物院”、“世界级博物院”，为日后持续发展奠定了宏厚的物质和人文精神基础，享誉海内外。可以说，孝仪院长倾其毕生智慧和心血，把人生最辉煌、最具价值的黄金时期全部贡献了文博事业。简要回顾孝仪先生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为一生最重要的岗位做准备，他完全具备了领导一个世界级大型博物馆的超然品德和卓越人文素养，在复杂环境下驾驭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学识与胆识。
孝仪先生，祖籍湖南衡山，生于１９２１年，早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后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由于文才出众，24岁时就受到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孝仪先生负责将“建国大印”从大陆携带到台湾，后升任蒋介石第一机要秘书，参与一切“国务机要”，成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要员，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都出自孝仪先生之手。他追随蒋家父子达半个世纪之久，被称为“蒋公文胆”、国民党“第一支笔”。
孝仪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史专家，还以书法见长，溯源先秦古籀，取法方整汉隶，博古创新，自创风格独具的“秦体”。孝仪先生于2004年、2005年在台北和他的家乡湖南省博物馆两度举行个展，集中展出他的诗文书法作品和珍藏的文房器具。
孝仪先生平生爱好收藏，退休之际，又将倾其毕生心血收藏的牙、骨、竹、木雕刻296件，以及明清善本旧籍42种2230册悉数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2007年1月5日，孝仪先生于台北寓所走完人生86个春秋，驾鹤仙去，台湾岛内有识正义人士无不为失去一位民族英才而哀悼，世界文博界也为失去一位卓越的博物馆领导人而哀戚。
令人愤慨的是，在世人缅怀孝仪先生为文博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时候，岛内一些孝仪先生事业的继承者，披着回归艺术本质“去政治化”的“学术外衣”，行“去中国化”的“政治勾当”，修改1986年公布的故宫“组织条例”，删除“宝物来自北平与中央博物院”等文字，又把“中国古代文物”修改为“国内外文物”，试图淡化、模糊、切断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这一系列小伎俩，不仅损害了台北故宫的学术声望，更重要的是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使台北故宫文物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做等于抽掉了文物的精髓，丢失了台北故宫的灵魂，让全岛学术界蒙耻，遗患无穷，孝仪先生在九泉之下也是绝不会容忍的，更让全世界爱好七千年华夏文化艺术的人士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