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行善 报国为民——记父亲卫立民先生二三事
发布日期：[ 2009-0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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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兴
父亲卫立民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多年了，父亲曾作为中国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担任过中国佛教学会总干事、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总干事、国际宗教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总务主任、中国国民抗日救国献金运动总会总干事、中央赈济委员会简任专员、中国蒙藏委员会简任专员等职务，与冯玉祥、白崇禧、李济深、陈铭枢、穆超、太虚、喜饶嘉措大师等众多名人交情甚深。父亲不仅为近代中国宗教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更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博爱行善，报国为民”不但是父亲的人生信念，也是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今年是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表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伟大日子，特将父亲亲身经历的一些往事记录下来，在寄托对父亲的思念与缅怀的同时，也与大家共同纪念那些改变我们民族命运的伟大事件和历史人物。
一、创建中国宗教徒联谊会
1943年5月22日，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在重庆市基督教卫理会堂成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发亲笔祝贺赞词。会议推选冯玉祥、白崇禧、太虚、于斌、陈文渊为常务理事，卫立民为总干事，葛德基、冯兆異为副总干事，黄忏华为主任秘书。这是一个以团结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各宗教联合组织。从此，父亲成了冯玉祥将军的门生，围绕抗日救国、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跟着冯玉祥将军做了大量工作。
父亲总是满腔热情地处理宗教徒联谊会日常事务，为充分发挥该会的职能而满腔热忱地奋斗。他组织了僧侣救护队，抢救在重庆大轰炸中的受伤居民；他经常开展宗教界的友好往来活动，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支持；他经常赈济救灾，募捐慰问，广泛动员抗日力量，组织创办首都中医院，发起祈祷世界和平运动，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影响，父亲的声望也响彻政坛，印度大学校长罗达克西爵士，在应联谊会邀请来华访问之际，他和印度大使梅农（后任印度外交部长）两次邀请父亲赴印度访问。为此，蒋介石特地问卫立煌将军：“卫立民和你是什么关系？”卫立煌将军回答：“他是我胞弟。”后来，他对父亲说：“想不到你比我的名声还大。”
在抗战期间，日军快要攻占独山，重庆吃紧，人心很乱，有钱人纷纷想逃往香港。一天，冯玉祥将军电话约父亲到上清寺康庄官邸共进午餐。饭后，冯玉祥将军叫副官刘耀把摄影师请来，为俩人照了两张合影，一张全身照片和一张半身照片。冯将军年老个子高大，父亲年小不到他肩旁高，大家称他俩一老一小。照完相后，冯将军对父亲说：“敌人要占独山，我们处在国家存亡紧急关头。我们一老一小，要做一个求亡图存工作，马上动员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承担起救国的重任，并组织慰问团去前线慰劳将士。”工商界、金融界及社会贤达人士受冯将军爱国教育启发，纷纷捐献了一大笔钱。父亲协助冯将军将这些钱送到独山前线劳军。对此，驻守独山的中国军队官兵受深受鼓舞，父亲与冯玉祥将军一老一小的合影，成了人们纷纷要求赠送的纪念照。抗日战争结束后，父亲被国民政府授予了抗日胜利勋章，也受到了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的赞扬和鼓励。
二、向往光明，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当时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对父亲和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十分重视。蒋介石曾召见父亲，题写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会牌，落款“蒋中正”，挂在南京毗卢寺，并先后赠送父亲两张蒋介石穿着大礼服的照片，据参军长吕超说：“他给送大礼服照片的人不多，没几张。”1948年春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派一亲信拜访父亲，推荐父亲出任重要职务。可是，父亲并不是一个贪婪仕途的人，他牢记冯玉祥将军的临别赠言：“你要坚定立场，不屈不挠，不畏强权，要树立勇于斗争到底的顽强意志，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不负我多年对你精心培养的忠诚门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发展、壮大伟大的有益于人类的宗教事业。”因此，来人游说了一天，毫无收获，只得败兴而归。民革前辈陈铭枢先生赞成父亲的选择，说到：“你没有上那人的当，万幸，万幸！”
1948年4月30日，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隆隆炮声，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消息传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纷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积极拥护召开新政协，并指出：“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标志着我国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地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这是民主党派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也是父亲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48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国民党中央新闻社社长罗桑益西（藏族），来到大悲巷特二号之一找父亲，这时恰巧他外出未归，母亲告诉人不在家。罗桑益西进去四处张望很久，发现客厅的字画挂得很整齐，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就威胁母亲：“我们请卫先生早日离开南京，准备撤退，否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罗桑益西既是报界人士，又是军统重要成员。父亲回家听说后，知道这次若不走，可能不是被绑架就是被暗杀。于是，父亲当晚携夫人彭素莲乘车至上海，在南市善德佛慈会杨露卿住持的佛堂住了一宿之后，次日晨转住到陈铭枢将军的同学汉倬云家，与陈铭枢将军见面，又去了冯玉祥将军家避难，后又转到杭州的周亚卫将军处住了一些时候。直到一天，他收到了陈铭枢将军来信：“你快回南京吧！南京快解放了。”他立刻起程回到南京，迎接光明的来临，没过几天，南京就解放了。南京解放前夕，由陈铭枢、吴贻芳、陈裕光等署名的南京市治安维持会的通告出现在大街小巷，父亲非常愉快，即到设在中山东路的治安维持会参加了工作。在国民党的飞机临空骚扰下，他奋不顾身，抱着大批军管会的布告，在各街道重要路口张贴。在治安维持会结束后，父亲参加了街道读报组，担任读报组长，先后又参加了第一区人民文化馆政治班学习，南京市反特展览会讲解员，“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街道工作组骨干分子。当时刚解放，父亲一家大小数口，生活十分困难，每天将院内各种鲜花剪枝拿到科巷出卖，用以维持家庭生活。即使这样，他仍多次谢绝组织的照顾安排。后来，他被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三、走进新时代，青山夕照明
父亲晚年，正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神州大地到处是阳光雨露，充满了春的气息。父亲虽已年过八十，可他精神饱满，象一棵不老松那样苍劲，努力奉献社会。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题词鼓励道：“发扬宗教界的爱国传统，为振兴中华再作贡献”。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写道：“让我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继承抗战时期团结一致为国出力的传统，在今天更紧密地相互团结，并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宗教信徒应有的贡献。”父亲积极响应中共党委和政府的号召，为促进中国宗教事业的和谐发展，为国计民生四处奔波，贡献余热。
父亲经常与台湾的故交旧友联络，如政界的张群、吴铁城先生，台湾佛教会会长白圣、悟明法师等，向他们热情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大陆和台湾的人都是炎黄子孙，应不计往事，看未来，看中华的振兴，我们这些人都上了年纪，欢迎老朋友回大陆观光，叙叙友情，为统一祖国作点有益的事情！” 1991年9月，父亲在我的陪同下，不顾年事已高，飞赴济南，会晤了台湾国民党资深立法委员穆超先生，与他共叙友情，畅谈人生哲学，积极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父亲还自觉贯彻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将中共党委和政府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对宗教人士的关怀落到实处。南京狮子岭兜率寺位于浦口区风景区劳山之中，至今已有近400年历史，寺内香火旺盛，海内外的香客和游客纷纷前往游览参拜，唯道路欠缺，颠坡难行。一次，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江渭清上山视察，巧遇父亲，两位老人只好步行上山，一路谈笑风声，却深感道路难行是一大憾事。江老说：“要是修一条上山的柏油马路就好。”父亲完全赞同，并不顾辛劳将江老的建议信亲自送到了南京市政府，时任市长戴顺致当即批示拨款，要求南京市委统战部、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和江浦县有关领导立即组织动工兴建。不久，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自江浦县城通往兜率寺，方便了来往的游客，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受到了广大的宗教信徒和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父亲一生生活俭朴，省吃俭用，但却一向乐善好施，接济帮助有困难的群体。1991年，华东地区发生水灾，父亲将自己节约下来的钱捐献给了《新华日报》，请求转到灾区群众手中，受到《新华日报》工会来信称赞。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勤奋收集历史资料，先后撰写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始末》、《抗战时期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抗战回忆》、《基督将军冯玉祥》、《陈独秀与太虚》、《忆冯玉祥将军出国考察》等多篇重要文章，为后人研究民国史和近代中国宗教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997年3月11日，父亲在南京往生（生前行善，善终的人称往生），圆满地走完了人生之路，享年94岁。
孙中山先生指出：“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激流中总是沧海一粟。父亲一生博爱行善，立志报国为民。因此，他虽淡泊名利，不显张扬，却受人敬重，一生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