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爱国 廉能福民
发布日期：[ 2010-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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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先祖石瑛先生
石文娟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有一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宋代抗金民族英雄、怒骂金兀术而被剖心的杨邦乂（读音“义”，而字非“义”）的遗址。其碑文中有“俾曜忠灵于国步艰难、外侮日亟之时，国人等亦瞻慕而兴起乎”等句。那碑文系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市长石瑛所撰，充满以古人大义激励国人抗日救亡之正气。其实，这傲然正气又正是石瑛市长的自身写照！
石瑛(1879—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县人。早年留学英法，1905年在欧洲留学时加入中国同盟会，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忠实信徒，也是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可靠诤友。他曾任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和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禁烟总监、国民党首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因“从国父革命最早最久、尽力最多”而享受了为孙中山抬灵的殊荣。在国民党元老中，石瑛“才兼文武，学具专门”：既是清末举人，又是留洋博士、英国皇家科学会会员。曾留学比、法、英18年，归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广州和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和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参议会议长等职，可谓高官厚禄。但他布衣粗食，坐车只坐三等，乘船只乘统舱，故百姓们都尊称他为“布衣市长”。《民国百人传》称他为“民国第一清官”。石瑛为官，廉洁奉公，终生安贫若素；勤政务实，所在皆有政声；尤其是他在民国官场特立独行的不阿权贵、疾恶如仇的刚烈之举在民间广为称颂。
石瑛先生为官刚直在民国政界是出了名的。早在任浙江省建设厅长时，就曾先后两次置浙江省前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的情面于不顾，硬是对在他属下任职之张静江女婿的违纪行为，秉公进行了处理。当时浙江省建设厅下属有一所水产学校，校长就是张静江的女婿。这年他以买鱼具为名，到日本旅游，花掉数百块大洋，回来后就去找建设厅报销，石瑛以其事先未曾得到建设厅的批准，而不予报销。张静江得知后，忙写信请石瑛手下留情，但石瑛全不理睬。不久，建设厅主管科又查出张的女婿玩弄手腕大肆侵吞公款，请示石瑛如何处理，石瑛批曰：“依法查究”。张静江为此面见石瑛为女婿求情，但石瑛却答以“公事公办”。张静江为此怀恨在心，公然扬言：“非再回浙江干一任省主席不可。”然石瑛丝毫不为所动。而这只能算是石瑛峥嵘初露，真正让人荡气回肠的是他在南京市长任上与权贵们的斗争。
1932年4月，石瑛以政绩卓著被提拔为南京市长，刚一上任就让蒋介石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石瑛就任之初，市财政状况极差，市政府收入不过数万元，而月需经费20万元，且市政债务高达500余万元。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困境，石瑛遂决定厉行财政紧缩政策，其办法之一即是严禁显贵在市府中安插私人，以期减少行政开支。为此，他在《中央日报》的广告栏里，以头号标题字样刊出《石瑛启示》，声称“辱承各方知好荐贤相助，实属无法延揽，且惭且感，统希鉴谅，恕不一一裁答。”然而没过多久，蒋介石却打电话给他，以委婉的语气说：“石先生，推荐一个人给市府，你看如何?”此事若在旁人，怕是早不迭声地应承了，然而石瑛却在沉默了片刻后，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答说：“你说的这个人我根本不了解，叫我怎好安排?”蒋介石只好作罢。
接下来到了1933年2月，石瑛因扩建中山陵园一事，又与国府主席林森发生了激烈冲突。起因是林森在主持中央会议时，以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周年为由，提议扩建中山陵园，添建亭榭，并要新建国府礼堂，要南京市政府辟地修建。时局动荡，国事艰难，大搞不急之务，势必给国家窘迫的财政开支带来消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若公然提出异议，就必然会招致“顶撞主席”和“对总理不敬”两大罪状，以致影响自己的仕途，因而与会者除少数附和外，大多保持缄默，谁也不愿作杖马之鸣。这时石瑛毅然挺身而出说：“纪念总理，固然是党国大事，可是要扩建陵园，对于那些因为扩大陵园界址而被驱逐的老百姓，到哪里落脚谋生?况且，现在是何等时期，日本人的炮口就在眼前，总理倘是九泉有知，也绝对不会同意此举!”接着他又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昔者总理创订建国方略，着重心理建设，而以‘行知’二字为核心。主席所为，可知差矣。”这使林森非常不满，便置石瑛的坚决反对于不顾，仍是想办法通过了此提案。石瑛因此也愤而提出辞职。当时正在西南的蒋介石闻知此事后，立即致电慰留，并使林森的提案搁置。林森对此甚为愤怒，为报复石瑛，在审阅新国府委员名单时，竟将石瑛的名字一笔勾掉。
名字被从国府委员名单中划去，不啻为石瑛敲响了警钟，然而石瑛仍然不肯阿附权贵，照样我行我素，以致于发展到怒打孔祥熙。1934年初，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在拨给南京市府的经费中，取消了铁道部的协助款12万元。因此在一次中委会议会间休息时，石瑛气冲冲地走到孔祥熙面前，面含愠色地质问原因。孔祥熙推说经费困难，这让石瑛很生气，说：“南京从一个中等城市跃为国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大官员们外，还有多少小职员要生息，要给养，孩子要受教育，你了解不了解?有多少贫民没有房子住，小孩没有书读，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你知道不知道?”此前石瑛在整顿南京市税务时，曾一次就征了孔祥熙几千元现洋的税，孔祥熙为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时见石瑛如此说，便以讥讽地语气说：“南京市的税收不是很可观吗?”石瑛听了，不由怒火中烧道：“你别忘了南京市的全年税收尽管很好，但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愤怒之下，随手抓起桌上的墨盒就向孔祥熙扔了过去，然后，未等人们从惊呆中清醒过来，便愤怒地拂袖而去，接着便再次提出辞职。蒋介石与汪精卫考虑到石瑛的社会声望，再三挽留，社会各界也敦请慰留，石瑛才同意留任。
对于自己孤傲、不媚流俗的性情会带来什么后果，石瑛并非不清楚，但是爱国、爱民之心使他不能坐视权贵们专权误国，因而每每怒发冲冠。一次，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生活奢侈的考试院考试委员长、中执委邵元冲滔滔不绝地大谈整饬风纪，石瑛听了甚为反感，当即便打断邵元冲的话说：“对一些败类，确实应该大张挞伐。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我们在座的人自身做起。我们中间不是有人为自己营造宫殿式的官邸，什么委员的妻子涂脂抹粉，奇装异服，妖怪似地招摇过市吗?”邵元冲听了又自找没趣地问：“蘅青，你指哪个，发这么大的脾气?”见邵元冲明知故问，恨得石瑛张口便说：“我指的就是你!”邵元冲听了，脸上就更加挂不住了，便不满地说：“你不要骂人嘛!”没想到石瑛却更加怒火中烧，举起藤椅吼道：“我不但骂你，还要揍你呢!”
南京市成为首都后，人口骤增，石瑛要多建贫民住宅，解决穷苦市民的居住问题。然而，交通部长朱家骅却主张削减南京市的财政预算。石瑛一听便火了，当即便质问朱家骅：“交通部建得像皇宫一样，你住得舒舒服服，哪管老百姓死活，当然要削减平民住宅的预算。”有一次行政院会议上汪精卫要免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的职，石瑛说：“朱怀冰干得很好，为什么要免职?”质问得汪精卫哑口无言。此外因江宁县部分划归南京市管辖一事，石瑛又同江苏省主席、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发生了争执。陈果夫说：“你莫拿中央来压我。”石瑛说：“你就是把持中央的一个，还说别人拿中央压你。”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话顶了回去。
由于石瑛常常忤逆权贵，使得权贵们也对他失去了耐心，最终毫不留情地将他从市长位置上踢了出去。成为石瑛在南京市长任上与权贵较量的绝唱的，是他的抗日拒汪之举。石瑛做市长，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提拔的结果，然而他就职后，一切公事公办，从来不买汪氏和任何权要的账。充满爱国之情的石瑛尤其反感汪精卫的媚日行为。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汪精卫有恃无恐地大谈：“对日外交的根本方针，遵奉总理遗教，中日应携手共同发展，中日冲突惟以和平方法的正常步调去解决。”石瑛听了汪的这番谬论后，愤怒得不能自已，竟致拍案而起，大声质问汪精卫道：“东三省已沦为日本之手三年有余，南京街头流亡的东北父老，你为何视而未见?热河长城口被日军占领，驻天津的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得了的吗?”1935年，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石瑛与汪精卫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3月5日，南京报纸披露，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来南京，汪精卫为此亲自布置迎接事宜，同时打电话命令石瑛：“明天下午，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部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然而石瑛放下电话，转身却神情严峻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之后又立刻拟写辞呈。此次公然挑战当局的卖国政策，蒋汪之流自然不能容他了，于是毫不迟疑地批准了他的辞呈。
石瑛卸职离宁时，成千上万送行的南京市民，有的拥到石瑛住宅门前，有的拥上街头，有的拥向下关火车站，还有的拥在了三等车厢前。人们向石瑛献上了“爱国爱民”、“永恩不忘”等红匾，许多人甚至行跪拜礼。身着灰布长袍、土布单鞋的石瑛拱手与南京人民依依惜别。
1943年初，湖北省代主席、民政厅厅长兼省粮政局长的朱怀冰，在省临时参议会全体会议上作湖北省的粮政报告并接受议员的质询时，议员们纷纷揭发各地的粮政弊病及粮政局官员的腐败贪污问题。当时朱怀冰瞠目结舌，支支吾吾地无法自圆其说，竟然推卸责任说：“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真不想当这个粮政局长，是没有办法，我才来兼这个局长的。我只能搞到这个样子……”把当时年已65岁、拖着病体强撑着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省议长石瑛气得拍案大吼：“朱怀冰，谁叫你当这个粮政局长了?老百姓没叫你干，我也没有叫你干，哪个叫你干的?你干不好，为什么还要干?你害百姓!”一席话羞得朱怀冰无地自容。此乃石瑛最后一次当众抨击权贵，之后他的身体更每况愈下，同年7月，赴重庆治病，12月4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12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短评：“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发财并不难，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能做官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赞扬了石瑛清廉、爱国的一生；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了追悼会。
国民政府分别于1943年和1948年在重庆和武汉两次为他举行“国葬”。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人民政府又两次拨款修葺他的陵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