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犹笔耕 报效中华世纪情
发布日期:[ 2010-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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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叙父亲二三事
曹 侠
父亲名叫曹良质,已年届八十有二,是一名老民革党员。父亲由于早年做过多年教师,一条腿严重静脉曲张,做过手术,切除了整条腿的静脉。2003年又摔了一跤,摔断了股骨头,走路也更加不利索,腰杆也早已不再笔挺,声音也不复洪亮,近年来,父亲衰老得更加明显。有时,看到父亲步履蹒跚的背影,心里总是酸酸的:时势催人老呀;可是,父亲年轻时那瘦瘦高高的个子,鼻梁上总架着一副淡黄色的眼镜的样子,已定格在我的心中;还有父亲那山一样的情怀,让我觉得时时都有所依靠!
青年时代的思想嬗变
父亲1928年生于一个徐州知名中医世家,我祖父既是中医,又是私塾先生。因此,父亲自幼随我祖父在私塾念书,打下了良好的国语基础。
父亲的小学与初中阶段,是在日寇侵略时期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日籍教师侮辱、毒打中国学生。在屈辱和痛苦中,父亲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雪国耻报家仇。于是,他刻苦学习,每个学期的成绩均名列前茅。
1945年至1948年,父亲在天主教会所办的昕昕中学(徐州第四中学)读书。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他曾一度相信国民党,迷信蒋介石。但一些亲眼目睹的事实使他难以释疑:为什么白发苍苍的老妪拿出一沓沓的旧法币当柴烧?为什么国民党的军官随意毒打为他搬运行李的工人?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到处强占民房?为什么……
带着这些疑窦,他考进当时国内最高学府之一的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在大学里,受民主思潮的影响,父亲接触到了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在南京解放前夕,他参加了著名的学生爱国运动——“四·一游行”,他和许多年轻的学生一起,到国民党总统府去请愿,反对假和谈,要求真民主。结果,学生们遭到国民党的镇压,父亲也受到反动军队的殴打,因此,他决心投奔革命。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越长江,解放了南京。在“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父亲毅然抛弃了优越的学习环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打下南京城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南下浙江,参加清匪剿匪工作。
在部队的六年生活中,父亲当过文工团员、文化教员,并在华东海军《人民海军报社》做了多年的记者兼编辑。那时,张爱萍将军是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是父亲的老领导。
第一个国庆节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而那时,父亲所在的部队正在浙江进行剿匪。当时,他以文工团员的身份下到部队体验生活,也被编入剿匪小分队,扛起了枪。一天夜晚,他们这支剿匪小分队袭击并攻进了国民党残匪的一个山寨。黑暗之中,他们发现了惊人的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被捆在破庙的柱子上,女人披头散发,脑袋低垂,双眼紧闭,面如死灰,上身赤裸,双乳上两绺棉絮正“咝咝”地燃烧着,旁边,四个匪徒正在打麻将,原来,匪徒们为给自己打麻将照亮,用活人点起了“人油灯”!看到这一切,战士们的肺都气炸了!班长端起“歪把子”一梭子下去,就撂倒三个匪徒。战斗结束后,父亲和其他战士们一起押着俘虏,救出了这位中年妇女。
这是父亲经历的第一个国庆节。60多年来,这一悲壮的场景仍镌刻在父亲的脑海中,激励着他一生爱憎分明,热爱祖国和人民,痛恨坏事与恶人,虽经过历史长河的磨难,这一点也从未有所动摇。
第一次落实政策
1955年,父亲转业到教学岗位,一干就是近50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坦途,也有坎坷。1955年,他在 “整风反右”中,因给当时的党支部提出了十条诸如“党支部抓教学不够”、“党支部走群众路线不够”的意见,而招致大字报围攻,被当作右派言论受到批判、甚至被撤消了教研组长、班主任的身份。这,一度使他感到迷惑、悲观,但并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任,更未冲淡他热爱祖国的情感。他以持之以恒的热情,担负起交给他的教学任务。他一度担任了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四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每周上24节课,其中辛苦劳累,自不待言。但他心地坦然,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向各类大学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组织上给他落实了政策,提拔他为教导主任,并多次评选他为优秀教师与优秀干部。他与祖国的心贴得更近了,年过半百的父亲再次焕发出革命的热情。
1985年,临近离休的父亲参加了徐州市教育志的编写工作。在以后的10余年间,他与其他同志合编了10多册《徐州市教育志》、《徐州市教育年鉴》等,共计百余万字。在完成主要任务的同时,他还写了不少“短线产品”,如《民国时期教师清贫生活之考查》等,先后在省、市各类刊物上发表。在此期间,父亲多次被评为省、市级修志先进工作者。
祖父为私塾先生,父亲也是教师,第三代的我和老公也做教学工作,而我的女儿及侄子又相继就读于师范院校。为此,我们一家被评为徐州市教育世家。2003年9月4日的《彭城晚报》以《祖孙三代桃李芬芳》为题刊登了我们家的事迹,父亲于当年的教师节代表全家参加了教师节颁奖大会,并参加了徐州市举办的“国宴敬园丁”等活动。
六十岁的大学毕业生
如前所述,当年父亲在全国解放前夕弃笔从戎,投身革命,而他的大学生涯就此结束。多年来,父亲的履历上只能填上“大学肄业”几个字,这对一个多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来说,是多么的无奈!
1988年春节前,父亲收到一份十分珍贵的“新年贺礼”——南京大学为他补发的毕业证书。红皮烫金的证书中写着:
“学生曹良质,江苏徐州人,1928年出生,1948年考入本校政治专业学习。1952年毕业,学制四年。”而毕业证上,贴的却是他于1988年拍摄的一张头发已经花白的照片!
毕业证书后还附有南京大学相关领导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 “……由于你放弃了优越的学习环境而投向革命,为祖国做出贡献,因此,给你补发毕业证书。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体现。……”
证书与信函,解开了长期存于父亲脑际的疙瘩,他难以自抑地追忆起往事:父亲是他们兄妹7人中的最小一个,为了早日摆脱亡国奴的命运,尽管当时家境不太富足,祖父也要倾力培养小儿子多读书。而我的伯父们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都是十几岁就当上了学徒工,早早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好在父亲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考大学前,他夜夜秉烛攻读,考出了优异的成绩,同时收到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经过反复斟酌,父亲进入当时的中央大学进行学习,直到1949年5月投身革命队伍。虽说是“一人当兵,一家光荣”、“六年当兵,一生光荣”,可他在学历上确实受到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后来恢复职称评定,父亲的学生有的成为大学教授,有的做了主任医师,而他自己只能是个大学肄业的中学教师,有可能连参加职称评审的资格都成问题,这让他那颗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多少有点受伤。南大的毕业证书的到来,就像及时雨,解开了父亲的心头芥蒂,好比又一次给他落实了政策:有了这个大学本科证书,父亲在1988年被评为徐州市首批中学高级教师,既享受了高级职称的殊荣,又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从此,父亲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面貌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亲又一次焕发了青春。
父亲利用落实政策后积聚的力量,继续在市教育局发挥着“余热”,一直到2000年,他72岁那年,才真正离休回家。
爱国敬业的民革党员
作为民革党员,父亲积极参加民革的各类活动,力争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挚友。1988年到1997年间,在他担任徐州市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期间,经过深入调查和缜密思考,写出有分量且有可操作性的提案数十份,其中有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即使在政协届满之后,他也不忘建言献策。
1996年,父亲在《团结报》上发表《如何写提案》一文,民革省、市委的刊物均予转载;1997年他又以此为题向新一届政协委员介绍撰写提案的经验,进行“言传身教”。1999年,民革徐州市委举行“如何做一个民革好党员”的演讲比赛。已届71岁高龄的父亲还积极报名参加,获得第二名。2005年,民革徐州市委举办“发展对象培训班”,父亲被邀请作了“民革发展历程和优良传统”的发言。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生日时,在国庆节前后,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后,父亲作为民革老党员,应邀先后为市三职中、务本中学等学校作过《人民敬爱的好总理》、《鸣钟警世,知耻兴邦》、《一代儒将张爱萍》的报告。
进入新世纪以来,父亲曾在《彭城晚报》、《徐州日报》《江苏民革》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如《儒将爱儒》、《张爱萍与徐州》、《焚烧旧法币》、《游诸葛八卦村》、《计划肉》、《同一首歌》、《烈士后代的情愫》、《徐州师生抗日爱国斗争》等。文章的字里行间,无处不洋溢着一位民革老党员爱国敬业的赤子情怀!
“未曾想到”与“未曾忘记”
2008年秋起,政府又一次给离休干部提高了工资。作为离休干部,父亲的月工资已达7200余元,是建国初期的百余倍。父亲深知,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爱,对他们老年人,特别是曾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老干部们提高生活质量,安度晚年。
然而,父亲认为,提高生活质量,绝非单纯追求物质享受。近年来,他利用国家补发的工资,相继自费出版了两本书:《晚晴集》和《莫忘国耻》。在编写过程中,父亲拖着年迈伤残的身躯,每日晨曦起床,伏案写作。出版后,他自费将这本书送给亲友,特别是徐州的青年学子,以加强对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为此,市教育局为他举行了赠书仪式,并向他颁发了“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特殊荣誉证书。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父亲的心情特别欢快。他感到自己的晚年生活非常充实,非常幸福。他经常告诉晚辈们:“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国家昌盛、国力强大的基础之上的,个人与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
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父亲仍笔耕不辍,他以饱满的热情,焕发的青春活力,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引吭高歌:
“六十余载情谊浓,
祖国矗立我心中,
老骥伏枥犹笔耕,
报效中华世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