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中的孙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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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嘉瑞 

　　儿时在上海住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外公家中，常和满头白发的外公嬉戏。返老还童般的外公还与我抢巧克力吃，抢不过我就气得直跺脚！每每想起这些童年趣事，我沉浸在回忆中，心中时常怀念可爱可亲的外公。

　　然而，以五年前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为契机，我却了解到了外公从未向我展露的另一面。

　　离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尚有数月之时，一些文章已见诸媒体，新西兰华界的纪念活动也相继开始。我作为新西兰华人文化艺术界沙龙召集人，也尽绵薄之力，筹备和参与一些活动。一次筹备会议上，有位老华侨递给我一套影碟《创世风云》，说是大型制作，影片由著名的梁燕铭教授作讲解旁白。回来一看虽然谈不到“大型”，但诠释孙中山先生一生的视角却与其它作品殊不相同，令人对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又有了另一种认识与敬佩。

　　为了准备在会上发言，我查找了一些数据，远在南京的表姐还特地转来她著作中的一些文章。我这才知道，外公孙海霞与黄兴是好友，曾经加入同盟会，并参与武昌起义。于我而言，这倒是个意外“惊喜”，喜得是最起码也和国家民族的精英人物沾了亲带了故，惊的是回想那个与外孙争食巧克力的老人，谁能想到这就是一位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勇猛战士？！

　　我的外公孙海霞（字曙光），浙江绍兴人，生于1880年，故于1959年，育有十三名子女，我母亲排行第十一。

　　曾外公孙道生贩盐为生，十余口人之家端赖一人供养，生活曾经十分艰难。外公幼年就读私塾，后考入上海电信专科学校学习。通过三年刻苦钻研，他精通了电信理论，掌握了电信技术和外文，并学会了电信设备维修和技术改造。毕业后分配到洋人主办的汉口电报局任报务员，负责欧美电信业务。

　　外公在青年时代渐受孙中山、黄兴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西风东渐的新文化思想之濡染，深信要振兴中华，实现共和、独立、民主和富强，必须追随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王朝。

　　外公结识黄兴后，参加了反对满清王朝的革命组织。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党人曾先后发动了12次武装起义。其中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犹为壮烈，受到清廷残酷镇压，致有潘达微先生冒死敛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事迹。

　　其时清朝政府因调派四川及湖北军队，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致使湖北武汉一带兵力空虚，成为密谋起义的武昌革命党人一个大好机会。在武汉三镇活跃着各种革命组织与社团，以共进会孙武、文学社蒋翊武为首，在清政府新军中和各要害部门中发展了不少支持革命的同志。外公孙海霞为了专心致志地参加敢死队准备起义，提早把我外婆和他们的儿女送离武昌，前往湖南岳阳外婆的弟弟家中躲藏。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发爆炸，引来清兵，搜去起义的文告及革命党人名册。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搜捕革命党，情况危急。革命党原定于10月16日发动起义，但被迫提前。10月10日，革命党人熊秉坤首先发难，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于是全面展开。革命党以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成功的攻取楚望台军械所，得到数万支步枪、数十门大炮、数十万发子弹，这些军械为武昌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驻守武昌城外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一起向楚望台汇集。武昌城内、城外各路革命党人也闻讯纷纷赶来，加入起义，总计约三千多人。其后革命党人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由于缺乏有力的指挥与谋划，加上兵源不足，革命党遭受挫败。

　　外公孙海霞在起义战斗中机智勇敢，严守机密，迅速地抢占了发报台，用电讯手段转达指挥部的命令，及时准确地调动部队，保证了起义的成功。

　　革命党再次发动攻势，使用了炮队轰击，终于冲破清兵防线，取得战场优势。湖广总督瑞澄见势不妙，破督署后墙出逃，乘船从长江遁走，留下第八镇统制张彪苦战。革命党人经过激烈的攻击战斗之后，终于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掌控了整个武昌的局势。

　　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获悉武昌起义成功，纷纷响应。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10月12日成功夺取汉阳和汉口。革命党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的军政府马上成立，推黎元洪为都督，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且号召中国各省起来响应推翻满清。短短两个月内，广东、湖南等十三个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朝政府，宣布独立，满清王朝大势已去。

　　1911年10月11日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会。外公孙海霞应邀上台，荣获革命政府颁发之文彪勋章及奖金一千银元。他虽与临时政府的总理黄兴相识，却婉辞革命政府委任之电讯总管的高位，主动前往湖北钟祥任电信局局长并兴办学校。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

　　民国初年，外公即满怀希望地接回了外婆和儿女，居于湖北钟祥阳春台，并易名孙曙光，寓中国已露振兴富强一线曙光之意。

　　他自筹资金，并将获得的奖金一千元“袁大头”全部捐献出来，创办了中强中学，招收来自钟祥、京山、荆门等县农村贫苦的学生，并破例招收了一部分女生。外公自任校长，并亲自教课，要求学生穿校服，戴校徽，过严格的集体生活。每天早晨出操后，他都要亲自给学生讲解革命道理。校内附设鸡鸭养殖场、毛巾厂、锯木厂，还有一间当时罕见的无声电影院。

　　自1920年到1927年，这所中学共培养了240余名学生。学校提倡学习科学、文化，提倡新文化运动、反帝，学习时事，学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学生成为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的主要骨干，有的还成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

　　我听母亲说过，她与父亲乱世相逢，适逢抗日战争之际，成亲于上海，在外滩水上饭店设婚宴请客，吃的是五块大洋一客的西餐，所收礼金数千元。外公不愿为日宦所用，拿着这笔钱潜往中华民国陪都重庆，还当了一阵子电报局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外公长期担任上海市电报局副局长，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因操劳过度，病逝于任内。

　　外公生性好打不平，忧国忧民，所以才有当年把妻儿送去湖南、投身辛亥革命誓死不归之举，成功后又辞却高官，下乡兴学，教育救国。那时的中国人虽然大多麻木，也很愚昧，但一旦觉醒，却勇猛如虎，满腔热血。若论忠肝义胆，女人侠义如秋瑾，男人豪气如林觉民，今天像我这样普通的国人，多已失掉了这样“大丈夫”的豪侠之气，实在无法与先辈相比，徒有自惭形秽，汗颜而已。

　　外公毁家纾难，投身革命在先，辞官返乡，自创义学在后，他年青时代的这段历史，一直很少被提起。文彪勋章曾由其孙女孙安绣保管，后亦不知去向。除了钟祥县博物馆保留了他的事迹，今日林林总总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和文章，已鲜见提及这位在武昌起义电波破敌的功臣，确实令人感到遗憾。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散居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孙家上下数百人，派代表同往孙海霞墓前拜祭并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纪念仪式，缅怀先祖孙海霞献身共和革命之事迹。在下虽远居新西兰未能亲往，亦嘱代表我家前往的妹妹代献鲜花一束。

　　近期读有关辛亥革命、孙中山及民国的文章，却发现了一些将历史作诸多假设的观点，似乎有指责孙中山在国家积弱之时乘民族之危造反，坏了君主立宪之大事的味道。某些作者不无遗憾地叹息老佛爷当年若改革有成，中国就不会“浪费”数十年民主革命的动荡时光了。似这般虚君共和，保留清廷，今天的中国人不单仍保留那条猪尾巴似的辫子，还保留一双向皇权官威下跪时时发软的膝盖，没有流血，不搞革命，“我来当主子，你们当奴才”，两厢情愿，岂不乐哉？！

　　须知道历史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有悖天理人性者除外，当时的事由当时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中去做，必须考虑当时的时势。

　　中华民族被满清统治近三百年，受世界潮流所驱使，为国际思想所影响，先有启蒙，后思变革，屡试屡败，面对强邻压境，身受列强瓜分，从期望到希望再到失望以至绝望，不洒一腔热血革命，推倒重来，还有别的选择吗？！

　　至于所引入或借取的思想理论或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确出了很多问题，有的甚至被证明是失败的。一方面或许因为这些理论、制度不符合中国民情国情，另一方面也有人错误理解与运用的原因。

　　与其纠缠历史功过是非，给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抹上种种荒诞的颜色，不如多多检视由大清至共和、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教训。当今世界又一次给了中华民族大好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的品牌吸引力逐渐下降，中国模式却正崛起，登上国际舞台。如何利用这一良机，真正实现具备文明厚度的中华民族复兴，才是最值得思考的焦点。

　　有良知的中国人，在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繁荣振奋的同时，也会为这片美丽富饶土地上存在的贫富不均、教育医疗问题、农村土地问题、贪污腐化、环境污染、人情冷漠等等缺憾而忧心忡忡。每个炎黄子孙，自然不能视若无睹、无动于衷。如何去改善与改变？这是需要海内外中国人凭拳拳爱国之心去共同思考、实践与成就的。否则，我们又如何对得起那些勇敢忠诚的义士先烈？

　　惟以此文告慰外公在天之灵，公等未竟之事业，自有后来人推动实现之。（作者为旅居新西兰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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