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宪益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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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渊渊

　　1968年5月，我分配到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那时，杨宪益作为“中国第一翻译家”的大名早如雷贯耳了。同窗好友羡慕死我了：有机会工作在如此伟大的人物身旁，那一定受益匪浅，业务水平迅猛长进。但报到后，获悉他和夫人戴乃迭在几天前被公安局抓走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件憾事。

　　1972年的一个深夜，我正在办公室加班核稿，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一位清瘦老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一件旧卡其外衣，脸色发灰，看上去人有些干瘪。我还以为是打扫过道的帮工老头。他和蔼地对我说：“我和乃迭回来了，明天正式来上班。”我肃然起敬，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说：“杨老，您真是杨宪益先生？！那太好了！”他带着一丝笑容，说：“叫我老杨吧！这样更亲近！”他有些激动，嘴唇在颤抖。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是批斗对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国际间谍，挂牌游街，直到抓进半步桥监狱，蹲了4年牢房。他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他想不到出狱第一天，会遇到像我这样尊重他的人。他问我：“什么时候来这儿的？”我回答：“跟你前脚后脚。”他又问：“学校分来的？”我诚恳地答：“是的。晚辈才疏学浅，望前辈多多指教，愿拜先生为师！”他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天真烂漫，说：“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相互学习，才是正道。”又说：“现在，还敢拜我为师？！人家躲我这个牛鬼蛇神还来不及呐！”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敢，有什么不敢的！主席教导我们：‘向一切有学问的人学习’，这难道不是一条充足理由吗？！”他笑了起来。

　　外文局办公大楼后面是一个大院子。我住在五层的“光棍楼”里。这幢楼里，住的都是单身者：有的没结婚，有的夫妻分居两地，还有的是来京探亲家属。房间分为三床房和五床房。大家的东西十分简单，一只箱子，或一只瓦楞纸箱，一般晚上看书写东西都在办公室里。顶层是单身女宿舍，楼梯口贴着：“男士止步。”与我们一墙之隔，那是专家楼，设施基本齐全。宪益老师一家就住在这幢楼里。

　　一天傍晚，从甘家口散步回来，在院里遇到了宪益老师。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小黄，溜达回来？”我应了他。他又说：“乃迭去朋友家，不介意的话，到我那儿坐一会儿，聊聊天！”

　　我踌躇了片刻，应了他的邀请，随他进专家楼。他住在二楼，地上都铺着地板，当然比我们“光棍楼”高级得多了，但比起现在的装修简陋多了。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房中三边至少有七、八口书橱，都堆满了书籍，大多是外国原版小说。其中一口排满了他和戴乃迭翻译出版的书，少说也有近百部。我能回忆出来的有《史记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唐代传奇选》《长生殿传奇》《牡丹亭》《聊斋故事》《离骚》《鲁迅四卷选》，以及现代文学，有《创业史》《铜墙铁壁》《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阿斯玛》和《暴风骤雨》等。我想这么多译本，足够供一位英语爱好者阅读研究一辈子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取消了译文署译者名字的做法。我自己译出的东西都作了记录，而他们夫妇对此不屑一顾，从不记录，自己也讲不清一生究竟译了多少书。

　　老师用他夫人英国亲属带来的红酒、罐头、巧克力招待我，但我与烟酒无缘，只要了一杯白开水。他问我是否对文学感兴趣。我讲述了自己从小喜爱读文学作品，16岁就有创作冲动，开始写长篇小说《太湖游击队》的事情。他毫无傲慢之气，非常认真地听我讲述，也对我讲了他小时候对背诵古文、古诗的喜爱。于是我们一起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当背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老师骤然从沙发站起，声音格外响亮。我们又谈及了杨老师的牛津同学钱钟书及《兰亭序》。杨老师同意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兰亭序》文章作者并不是王羲之。谈到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杨老师表示非常敬佩，此词大气压人，汹涌澎湃，主席才真正称得上当代大诗人，无人可比啊！他说连蒋中正也不得不暗中承认润之学问绝世无双。那次交谈直到深更半夜。我们谈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只感到那次交谈是我一生中最为快活的，胜读十年书呀！宪益老师简直是一座知识宝库。他也告诉我，今晚是他几年来最为痛快的，他的挚友、诗友和酒友，都是进牛棚的进牛棚，靠边的靠边，审查的审查，谁也不敢再来往了，希望我常去聊天。这对我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机会，但遗憾的是这是第一次去杨家，也是最后一次。几天后，领导来打招呼了，要求注意外事纪律，保持距离，毕竟戴乃迭是外国人。

　　去杨家后的第一个星期，组长唐笙把杨宪益译的几首毛主席诗词让我核对一下，我有点惊讶：我是个无名小卒，怎么有资格核校老前辈译的主席诗文呢？唐组长说就是老杨要我帮他校核的。这时，宪益老师走进办公室，说：“小黄，别当我是杨宪益！就当是小学生写作文一样Polish（修改）！”此话诚恳而谦逊，毫无虚伪之处。当天晚上，我加了两个小时的班，终于把主席的几首诗词译文核校完毕。第二天，我把译稿交到老师手里，声音有点颤抖：“老师，晚辈不才，望宽谅！”他浏览一遍之后，要我到一间空房，认真研究讨论起来，对我改动之处，他非常认真地倾听我的解释。我个人认为主席的诗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译文也同样把主席的这种思想、情怀和汹涌澎拜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他边听边点头，情不自禁地说：“解决了！解决了！”我觉得莫名其妙，他这才向我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是在解放初期，毛主席接见文化界和科技界20多位名人，老师也列入名单。周总理亲自把他介绍给毛主席，并说：“他把您最喜欢的《离骚》译出来了。”毛主席的大手紧握着他的手，问：“你觉得《离骚》能翻译吗？”老师不经思索地回答：“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翻译的！”几十年来，老师捉摸着主席的这句话，总认为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伟大的诗篇能译成其他语言。听到我表达翻译是文学的再创造,是通过第二种语言把原语言的感情、背景和思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的观点，他突然领悟到，主席疑虑的是《离骚》这样伟大的诗篇，它的情怀、气势和诗篇风格能否正确地表达出来。宪益老师非常同意我的观点。

　　之后，宪益老师译出的诗文，大多由我核校，不少同事表达了对我资历的不信任。大家眼中的老杨一生脾气随和，从没见他和人红过脸。可这次他听到这种论调后，非常生气。他表示：翻译工作决不能论资排辈，培养青年人不要“嘴上风”，要压担子，唯学历论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戴乃迭老师也用生硬的中文说：“很好，我看没问题！”风波平息了，我异常激动，从内心敬佩老师的为人和品质。

　　几年后，因父亲身患重病，我只能离京返乡了。我牢记宪益老师的教导，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利用两年的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总算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肯定和厚望。当我把所译的《豪门恩怨》和罗宾斯的《妓女之路》样本寄给宪益老师时，他非常兴奋，对《中国文学》的同事们说：“我没看错人！”外交部长陈毅曾说：“《中国文学》是北京饭店八层楼。”座落在长安街旁的北京饭店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大楼，此话的意思是《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坛的顶峰。确切地说，《中国文学》正是因拥有全国第一笔译大家杨宪益夫妇和全国第一口译大家唐笙女士才成为顶峰的。

　　宪益老师在外文局以慷慨大方、扶弱济贫而著称，但又非常低调。甘家口商场烟酒杂货摊服务员老张曾告诉我关于宪益老师的一些轶事。宪益老师没有架子，待人和善，服务员们亲热地叫他老杨或杨老头，宪益老师也称他们大爷、大婶和大娘。每天早晨，宪益老师来这儿买菜，从不问价。有人曾问过为什么，老师笑着回答：“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有次宪益老师曾问起蔬菜摊关大爷为什么好几天没见人影了。张老汉告诉他关大爷在家闹病了，几天没出摊。老师把手里的几张钞票塞到老张的手里，说：“代我买些营养品送到关家，劳驾了！”这天早晨，老师没买菜，空手回到局里。又有一次，我们几个年轻人集合在办公室里，你一块、我两块为编辑组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志捐款，因为他母亲患病住院，没钱付住院费。宪益老师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第二天早晨，老师把一只牛皮纸信封塞到我手里。他说：“我虽牛鬼蛇神，但也有同情之心，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快叫他汇到家乡，为母治病。”他不让我说出是他送的，并像小孩似地叫我保证不对社里任何同志提及此事。后来我才得知：该同志在文革初，曾把宪益老师拉到地下室食堂批斗，用三张桌子叠了起来，让老师爬到顶上，用粗铁丝悬着木板，写着“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吊在他的脖子上……可老师凭着一颗宽容之心，向他伸出了温暖之手。1983年，宪益老师升为总编时，还提拔该同志为编辑部副主任。老师总是提倡使用干部任人唯贤，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他常重复周总理的话：“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在宪益夫妇关押的四年里，三个孩子都受株连，到农村插队，得不到任何关心和经济资助，生活异常艰辛。他们出狱后，去农村看孩子，看到孩子衣着褴褛，吃糠咽菜，口袋里竟然没有一分钱，看到当地环境的艰苦，乃迭抱着他们痛哭一场，泪水淌满了脖子，在场的群众也流下了泪。然而宪益老师并没有只看见自己孩子的艰苦，他和乃迭商量，毅然决定，将国家补发他们俩四年的工资，全部捐给当地的农村。乃迭享受外国专家待遇，在那个年头，他俩四年的工资是一笔多大的数字！他们的这个举措一直被传为佳话。

　　一个星期天下午，在专家楼门口，我遇到宪益老师迎面走来，他正在送两位年轻朋友。老师主动向我介绍，那两位是他的狱友，老师帮他们找到了工作，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不少同志都劝他少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但宪益老师始终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他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通过改造，获得重新做人的权利，全社会更要关心他们，而不是抛弃他们。老师曾和这些从前的小偷强盗关押在一起，十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他用真情温暖他们，用做人的准则感化他们。在狱中，教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一起唱外国名歌和革命歌曲，在每天的劳动之余，讲中外故事。每当外面送进烟和食品，老师和他们一起享用。所以，人人都敬重他、照顾他，选他为学习组长。老师对我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做人起码的准则。他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他们常这样说：‘老杨呀！像您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也不会相信！’他们是我的患难之交啊！”老师真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一天傍晚，大家都下班了，我仍在办公室整理译文。老师的一位好友送来了一幅国画，叫我递送给宪益老师。他说：“此题材是杨老最为喜欢的，我画了赠送给他，望他喜欢！”第二天早晨，我把画卷交给了他。他马上启封铺开，笑眯眯地说：“画得真不赖！特别是松。”我凑近一瞅，脱口而出：“岁寒三友。”老师笑了笑，说：“你也懂画？”我回答：“我家有一只传世的雍正珐琅彩赏瓶，画的就是岁寒三友——松、竹、梅。”他对我说：“岁寒三友是我们做人应遵循的准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发表他的看法，认为岁寒三友中松，“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冬雪压枝，仍然青松挺拔。竹，清高而有节，宁折不屈，人们常以竹之节寓气节之节。宋代名家苏东坡为清高之士，曾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梅，不惧风雪严寒，“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揽天下青。”梅花之品格为历代人所称颂。主席诗云：“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和宪益老师一起工作了几年，我发现他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和民族感的理想主义者。他爱国爱民族，更爱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抗美援朝时，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变卖所有家财，甚至连乃迭结婚时戴的手镯和戒指都变卖光了，为国家买了一架飞机。他非常低调，认为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局里没几人知道，全国更无人所知了。宪益老师出身于官僚豪门，曾祖父辈是五子登科——三个光绪进士，两个光绪举人。他的祖父也是进士，父亲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家，袁世凯以皇帝身份赠给宪益老师黄马褂。这样的家族自然留下了很多文化遗存，有200多件珍贵字画，他全部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每次捐款救灾、购买国债，他总走在大家前列。正当宪益老师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国内爆发了中日战争。他在牛津大学积极组织中国留学生在校园和街头巷尾进行抗日宣传，把传单扔进日本驻英大使馆。为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他放弃了还差半年就获牛津博士学位的机会。有人问他放弃学位太可惜，图什么？！他回答：“现在，战火在祖国燃烧着，作为中国人应为抗日出一份力。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才是大事！”回国后，在祖国的大西南从事教学工作，过着艰苦的生活。抗日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政权，引起他强烈反对。此时，他看好了共产党，选择了共产党。解放前夕，他帮南京地下党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民国教育部长杭立武动员他迁移台湾，但他反对，决定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效劳出力。宪益老师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民革中央委员，为新中国建设作出贡献。1953年后，他经历坎坷，直到文革结束。但他还是坚信自己的信仰，客观地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获得的成就，冲刷了他心中的一切痛苦和委屈，他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下去。从他在意大利出版的自传《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中，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宪益老师是一位否定之否定的人物。他逝世后，党中央三届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向他敬献了花圈，多年来对他的各种评价终于盖棺定论了。（作者为中国外文局原翻译组组长、联合国原同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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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宪益（1915-2009），曾任第五届民革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祖籍江苏盱眙，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40年回国执教，1953年起任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外文局前身）翻译专家。戴乃迭（1919-1999），生于北京的英国传教士家庭，7岁回英，毕业于牛津大学，1940年与杨宪益结婚后定居中国，1952年起任北京外文出版社专家。

　　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都是在国际国内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二人曾合作翻译了合作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离骚》《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关汉卿杂剧选》及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翻译当代作品《毛泽东诗词》《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鲁迅选集》及话剧《屈原》等，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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