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

外公袁乃珩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人。

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软弱落后和新中国的发展强大，他肚子里的故事总是貌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也让幼年时期的我就比同龄孩子眼界更宽一点、知识更多一点。及至稍长，外公的阅历、见识更是让我打心眼里埋下了向他学习的种子。

外公是热爱本职工作的榜样。1934年，受过良好启蒙教育的外公进入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江苏银行泰州支行做练习生，并先后在上海、浙江多地的江苏银行学习和工作，直至1946年回到家乡任泰州江苏银行课长。解放后，他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靖江支行、泰州分行任信贷科负责人，并作为首任负责人到红旗农场开拓业务。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外公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在红旗农场期间，除了每个月一两次骑着“二八大杠”往返四十公里看看家人，其他时间都交给了单位和业务。因此，在当年泰州的银行系统里，外公的名字在大会小会上出现频率是最高的。

外公是履行政治责任的榜样。由于早年的工作经历，外公是泰州最早的民革党员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党派逐步重回政治舞台。民革江苏省直属泰州市支部恢复活动后，外公于1981年1月19日和1984年11月24日两次当选为支部主委。在当选为原县级泰州市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后，外公将自己长期身处一线的所见所闻所感化作了建言献策的文字。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有次参加政协大会的当天，他起得很早，难得一穿的中山装整洁笔挺，出门前特意让外婆把文件袋给他拿上，“跑了一个多月的材料都在这里面”，说着还把文件袋结结实实地绑在“二八大杠”的后座上。

外公是开明通达家长的榜样。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性上山下乡运动随之大规模展开。母亲兄弟姐妹总共六人，外公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将三位女儿送到艰苦的农村插队。我唯一的舅舅是个“幺儿”，则被他送到农场接受劳动教育。我的母亲排行老三，平时体弱多病，他劝说外婆，“三儿体质不算好，插队既能改造思想也可以强筋健骨，对她有好处。”在孩子们各自成家后，他每逢节假日都要让所有子女回家相聚——他会提前买好糖果、饼干等零食，然后一改平时的沉默少言变身为“孩子王”带着我们表兄弟、表姊妹一起玩，玩累了他就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悠闲地抽着烟，目光慈祥地从每个孩子身上一一滑过。从记事起，我就因为父母忙于工作长期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也正是从那时起，我跟在外公后面学会了养花——白的茉莉、紫的牡丹、红的月季在外公那里都成了艺术品，也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外公的故事成了我成长的另一本教材。

由于突发中风，退休后的外公行走不便，于是经常独自一人默默地坐在藤椅上。我们去看他时他的眼神还是那么的坚毅，但因语言功能受到一些影响，原本话不多的外公显得更加沉默了。

转眼间，外公去世已有35年了，但那个一丝不苟坐在办公桌前认真书写、叼着香烟站在院子里双目凝视远处的场景却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模糊，反而显得更加清晰、更加具体、更加触手可及了……

我知道，那正是我为人处事时一直在追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