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荷华河边访旅美作家聂华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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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荣

　　在爱荷华拜访著名旅美作家聂华苓，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那时我在爱荷华州的小镇格林乃尔学院做访问学者，得知南京大学校友、著名女作家兼翻译家聂华苓老师，就居住在离格林乃尔汽车一个多小时行程的爱荷华城。我非常希望借此次机会，能够拜访聂老师，我相信，拜访聂老师这样著名的作家，一定胜过我在图书馆翻故纸、做卡片，或者看胶片。

　　我跟我的指导教授（host Professor）谢正光先生一谈，他欣然答应，帮我联系。我当时真的不抱希望。我是读历史的，聂老师是国际知名的作家、翻译家，她会见一个根本不搭界的后学？我自己也觉得有点给我的美国老师为难。

　　几天后，谢正光教授的夫人杨明博士，打来电话：“我们一个月以后去看聂老师吧！”杨明博士是爱荷华大学艺术系毕业，聂老师曾在爱荷华大学教过书。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驱车前往爱荷华城，拜访这位在爱荷华的中国人都尊称“聂老师”的著名作家。

　　在文学爱好和文学研究者眼中，聂老师是位多产的作家。她写出了《葛藤》、《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台湾轶事》、《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被翻译成英文、南斯拉夫文、荷兰文、匈牙利文朝鲜文；她也翻译了诸多美国小说，如《德莫福夫人》等。她和她的丈夫安格尔创办和主持了长达十余年的国际写作工作计划，为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跨文化的平台。我在爱荷华的日子，国际写作计划虽然已经停止，但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一计划的流风遗韵。比如，我们常去爱荷华城的一对来自台湾的中国夫妇家做客。主人姓吕，祖籍山东青岛，太太也姓吕，是华文文学杂志《今日》的主编，他们夫妇，一直没有回过大陆，正是通过聂老师的国际写作计划，结识了许多大陆的著名作家，了解了改革开放后的祖国大陆，从中国作家融入世界作家大家庭感受到祖国文学艺术春天的节奏和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宏伟气象；而许多大陆作家也成为吕家的座上客。在吕先生家的客厅，至今还挂着已故的江苏作家汪曾祺先生的手书的条幅“双吕心筑”。国际写作计划让他们因此获得了众多荣誉：1976年世界300多名作家，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美国克罗拉多等多个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92年，波兰国家文化贡献奖等等。

　　在史学工作者眼中，聂老师还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

　　1949年，刚从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毕业不久的聂老师，拖着母亲弟妹，流落到了台湾。和大多数去台湾的大陆人一样，她当时处于极端困难中。用聂老师自己的话说，是连一枝钢笔都买不起。由于她父亲在大陆时期，就含冤去世，她急需找一份工作养家，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但那时的台湾岛，兵荒马乱，谋职很不容易。聂老师在大学时期就发表过作品《变形虫》。正是她的文名，帮了她的忙。那时，恰逢一批自由主义人士和国民党开明派，从反共立场出发，为了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有限的批评，创立了《自由中国》杂志。蒋介石父子，出于点缀民主自由的需要，也暂时容忍了。杂志的成员，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如远在美国的胡适担任了发行人，有国民党的官员，如杭立武，有名流学者，如毛子水。聂华苓在别人的引荐下，来到了《自由中国》社工作。

　　刚开始的两年，她只是做一些琐碎的编务工作。为了养家，不得不写文章、作翻译，挣些钱贴补生活。文章写多了，引起了雷震的注意，原来，《自由中国》不仅发表政论性文字，也有文艺类版面。一天，雷震走到她工作的小木屋，说：“聂小姐，我还不知道你写文章呢！从今以后，你就做编辑吧，特别负责文艺稿。”

　　这次“升迁”，对聂老师和《自由中国》是一次“双赢”。

　　那时台湾文坛，“反共”文章满天飞，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作家把持文坛，“反共”的文学作品至为难得，也找不到发表的场所。聂老师负责《自由中国》的文艺版后，“反共”八股坚决不要！现在广为人知的柏杨，以写杂文而出名，他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就是在《自由中国》刊登出来的。

　　从《自由中国》的文稿管理员到文艺版的编辑，几年后，又成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的成员，聂老师成为《自由中国》杂志的越来越重要的一员。《自由中国》的生生死死，台湾岛内的风风雨雨，远隔重洋的胡适、中流砥柱的雷震、只问是非的殷海光，这些都是她如数家珍的身边事、昨日事。她是《自由中国》社惟一的女性，她是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初，台湾历史的最清晰的见证者，最中肯的复述者。她以女性亲历者特有的敏锐圈点那一段艰难的历史。比如，她曾在北京和夏衍谈到台湾民主政治的殉道者、《自由中国》杂志社的核心人物雷震时，有下列一段：

　　“人会变的。”我说。“雷先生的‘变’是从实际行动中，和统治权力硬碰硬体验出来的。刚到台湾的时候，一些‘少壮派’民主人士，如殷海光，对他并不信任，认为他在思想上、作风上还是摆不掉国民党的框框。一直到国民党把他的党籍、官衔、特权一一褫夺之后，他的风格才显出来了。他成了台湾的‘雷青天’！成了台湾民主的象征！”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他要组织反对党！而他们给他罗织的罪名是‘知匪不报’、‘煽动叛乱’。‘匪’就是刘子庚；他们说他是受了邵力子妻子傅学文的指示，到台湾去为中共作宣传，策动雷震为‘人民立功’。谁都知道，那完全是一件大冤狱！”（《三十年后—归人札记》，页128-129）

　　这么鲜活的口述历史，是任何一通书信、一则日记、一篇报道里寻觅不到的！

　　聂老师的家在一座小山上，山上长满了橡树，山下不远处就是一条蜿蜒美丽的爱荷华河。就像许多中国的古城，常常因水而得名一样，爱荷华城也是因水而得名。这座充满诗意的城市，曾经是爱荷华州的首府。在这样的环境中，坐山拥水，也许，正是这山这水，激发了她无限的创作灵感，让她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令人手不释卷的作品。

　　我们的车漫漫爬上了山顶，来到一栋二层楼的洋房前。前来开门迎接我们的正是聂老师。

　　走进聂老师二楼宽敞的会客厅，我被眼前的情景怔住了：完全是中国化的人文气息，中国化的人文环境———墙壁上挂满了硕大的京剧脸谱，红的，黑的，白的，色彩斑斓，栩栩如生，似乎在告诉我们，身在异国他乡的主人对民族文化是如何的执著！这让我们想起了她的一篇短文《九龙壁》，那其中的几句话，也许是最好的注解：

　　九条彩龙在蓝天绿水之间飞舞，玩弄着金黄龙珠和火舌。四周镶着金黄框子。龙，天，水，龙珠，火舌———全是发亮的琉璃砖镶成的。九龙壁高两丈，长二十多丈，从元朝起就竖立在那儿，已经七八百年了。

　　我在爱荷华就那样子梦着九龙壁，在小说《桑青与桃红》里就那样子描写九龙壁。那是一股不可救药的怀乡病。

　　这种文化的怀乡病深深浸染在她的创作中，也弥漫在她的生活中。

　　不仅如此，作家兼翻译家的聂老师在把中国民族的文学艺术，介绍到西方方面，有她独特的视野。早在台湾时期，她就在香港出版了她英译的《中国女作家小说选》，1972年，她在美国出版了她的英文著作《沈从文评传》，把沈从文全面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同年，她与安格尔联手英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在西方读者中引起反响，1974年，英译的毛泽东诗词拥有了英国版和法国版。而这正是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聂老师“脚踏中西两只船”，把民族文化的信息向西方世界传播。据说，当时，在国际写作协会的世界各国的作家看到的中国的诗歌和小说，几乎是千篇一律，让人厌烦。人们甚至怀疑，一个诗的王国，一个产生过李白、杜甫国家，拥有那么丰厚的文学遗产，为什么到了现代就没有了好诗歌呢？为了不让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被人误解，聂老师选译了大陆“反右”以前的一些著名诗人如艾青、公刘、邵燕祥、蔡其矫等人的诗歌，让作品本身来说话，来说明诗歌的国度从来不缺少优秀的诗作！其中，包括蔡其矫的一首《榕树》：

　　我想再也没有一种植物，像她那样，

　　充分表现我故乡的性格。

　　它的青铜一样四处伸展的纠缠的根，

　　即使最坚固的磐石也要被分裂，

　　但是慈祥的长须在空中飘荡，

　　却爱抚般地拂弄着光明的大气；

　　它的枝桠豪爽地让许多生命栖息，

　　低处有寄生的弱草，高处有安巢的雄鹰，

　　它巍立在路边向下伸出四围的手臂，

　　好像要把地上万物都一齐向高空举起。

　　那些诗，在各国诗人中引起了反响，认为“《榕树》就是中国！”，中国有好诗人！在民族遭受困难的时候，在民族可能被误解的时候，聂老师用自己的笔，不，应该说用自己的心，把民族最鲜亮的一面展示给世界，为她自己，更为她身后的民族赢得了尊重！她是用自己的“人格”，赢得了中国的“国格”！

　　冬天的夜来得很快。不知不觉中，窗外已夜幕降临，爱荷华城已是华灯初放。不远处，爱荷华河水面上，灯火摇曳，星星点点，格外迷人。

　　回程的路上，我依然沉浸在聂老师的笑谈之中。尽管是天南地北，串起来，就是她人生这部大书的章节。

　　临回国前，我在指导教授的引领下，又顺道拜访了聂老师，祝她圣诞快乐，永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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