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研究：从“险学”到“显学”——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
发布日期：[ 2006-05-01 ]
点击：[ 5661 ]
杨金荣 沈卫娟
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领衔编著的《中华民国史》日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目前最为完整的民国通史，比较全面和客观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历史风貌。从1996年由张宪文教授主持提出的《中华民国史》新课题，被批准列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到今天这部四卷本220万字的民国通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跨越了十年的光阴。然而这十年对张教授而言，只是其学术生涯中一个阶段而已。早在1954年，他已经与史学研究结缘，从青春年少到如今满头银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和见证了民国史研究从“险学”到“显学”的风雨历程。
“这个领域值得研究的地方太多了”
1954年，张宪文教授上大学的时候，志愿学经济，但被分配到南大历史系。“那个时候多么年轻啊，对什么都没有太多的想法，心想叫我学历史就学历史吧。”张教授感慨，“进了历史系，一心想学的是考古学，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这篇论文《考古学报》还决定发表。毕业后，当时的系主任韩儒林教授让我留校任教，教的竟是中国现代史。从远古一下子落到现代，心里还不太乐意，但还是服从安排了。”回首那时的现代史教学，张教授称“非常困难”。规定的教材是毛选，内容是解释毛选。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现代史要突出革命斗争，名为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中共党史，谈不上有什么中国现代史的学术研究，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史料可供参考，更谈不上研究中华民国史。记得关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就只有荣孟源先生的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现代史这个课程干脆被取消，直接改为中共两条路线斗争史。史学研究领域中极“左”思潮泛滥，教条主义严重，中华民国史研究仍是史学研究的禁区，几乎无人敢问津。
1972年中央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再次号召编写中华民国史。会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以著名历史学家李新教授为首，开始组织编写《中华民国史》，遗憾的是，三十余年过去了，这部大著至今仍未完全出版，而李新教授在这期间也已经过世。据张教授回忆，1974年，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曾派出两位老师来到南大，希望他能介入到编撰工作中去。张教授说，实际上，从“文革”后期开始，南大的现代史研究搞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当时在政治上是比较保险的；另一个是民国史研究，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文革”结束后，政治形势好转，1979年，南大历史系正式把民国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全国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史学发展规划时，民国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方向。在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南大接受了蒋介石研究这一重点课题。“在接触民国史研究之初，我就感到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材料有待挖掘，历史迷雾重重，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值得研究的地方太多了。”张教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提倡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学术研究环境大为好转，而我们身在南京，研究民国史有很多优势。我就下决心，认准方向，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
“两边都有人批判我，那我也许是正确的吧！”
80年代初，南大历史系开始招收民国史研究生，然而让老师们苦恼的是，没有这方面的教材，于是张教授等萌发了编写民国史课程教材的想法，也曾想和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写，终因对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未果。“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教学工作和学生不能等，不能总是没有教材，”张教授说，“我们就决定自己先编。”缺乏史料，不知如何规划学科体系，更无范本可以参考，史无前例的工作往往多一份艰难，而艰难又往往最能激发人的才智和创造性。为了掌握史料，张教授专门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协商，第二历史档案馆首次给他们开放了全部的档案目录，他们因此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
1985年，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首次为民国史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新的框架体系，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民国史概貌，并且对若干历史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认识、新观点，比如，根据档案史料，张教授认为早期的蒋介石并非投机革命，而是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带动下，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这是以往人们不敢想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史纲》的出版，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及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和媒体发表了大量的书评或报道，其中大部分对《史纲》予以肯定，也有怀疑乃至批评的声音。“1985年的时候，‘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枷锁还留有部分后遗症，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民国史研究虽然已经不是禁区，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是一个‘雷区’。”张教授说，“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大陆学界就有两篇文章送到国家级的报纸和刊物准备批判我，说我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树碑立传。台湾官方的《中央日报》头版头条评论则说大陆出版《史纲》是共产党对台湾统战的‘新方式’，有些书籍和刊物也点名道姓批判我，说我为共产党搞宣传，歪曲中华民国史。”在一个人人小心谨慎、对往事仍心有余悸的年代，倘若处在学术的浪尖上、矛盾的焦点上，能怎样面对呢？遥想当年，张教授平静的笑容带着几分狡黠，“我想想两边不讨好，两边都批我，那我也许是正确的吧！”
“我们要编更贴近历史真实的《中华民国史》”
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学术事业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民国史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热点，成为一门年轻的“显学”。如何构建更符合民国历史实际的学术体系，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要编更贴近历史真实的《中华民国史》。”张教授说。尽管《中华民国史纲》的出版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张教授认为那还远远不够，“从客观上来说，史料还是不够充实全面，在史料运用上也不够规范；主观方面，由于我们自己认识的局限，再加上人们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还有一个缓慢接受的过程，所以当时对某些历史问题没能说透，也还有所保留。如果说历史真实应该一步到位的话，我们只走了半步，还有半步将来要走。”
1996年，由张宪文教授主持提出的《中华民国史》新课题，被批准列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那么，用什么指导思想编撰这部新的中华民国史呢？“我们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把中国从封建专制的传统社会引向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张教授说，“回顾一下近代中国人民所作的一切努力，都离不开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和研究思路，去分析和认识民国史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和历史事件，并以此构建民国史的基本框架和学科体系，在视野上更加宽广，对历史的认识更深透、更全面、更符合客观实际。”这部《中华民国史》正是围绕着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历史主线，抓住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外交等领域的奋斗历程，构建了一个有紧密联系的、有丰富历史内涵的科学网络，形成了一个科学性的时空整体。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石，坚持史料的第一性和全面性，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书中引用了不少历史档案、各类文献史料、报刊杂志、口述史料等。为了尽可能不出现错误，张教授组织9名民国史博士生钻进图书馆书库，对书中的史料引文和注释，对照原文出处仔细核对。这部著作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改变以往单一的阶级分析法，使用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就是要避免情绪化，要客观冷静地看问题，另外，更不能固步自封。”张教授说，“我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巨大的时代变革，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有人已经落伍了，而学科的发展，是要求我们赶上时代的步伐，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去看问题的，要不断进步。”正是本着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怀着尊重历史、反映历史真实的信念，一些新的、更加贴近历史实际的评述在书中随处可见。譬如，如何认识辛亥革命的性质、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如何全面评述北洋政府和北洋人物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等等。
“总的来说，这部书的特色在于三新：新思路、新史料、新观点。”张教授说，“我们就是要编更贴近历史真实的《中华民国史》。”
“我的感触是历史学者不能说假话”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50余年，从懵懂的年轻学子到睿智的知名学者，张宪文教授经历和见证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从“险学”到的“显学”的风雨历程。回首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探索之路，张教授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要认识真理不容易，而坚持真理则更不容易。我觉得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对历史、对真理认识不清或认识不到没有关系，但是不能说假话，不能违背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学术道德和良心。”他说起自己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讲对蒋介石的评价问题，是1981年在安徽召开的一次社科界会议上，当时试探性地谈论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反响尚好，此后逐渐在各种场合发表对民国史的各种看法，坚持希望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
在历史学领域耕耘半个多世纪，在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征程上，张宪文教授表现的不是傲慢，而是谦恭。“历史，尤其是新旧交替、各种思潮交汇、社会动荡的中华民国史，很复杂，可以说，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张教授指着桌上四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中华民国史》还是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怎样才能使这段历史的研究更加科学？我很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继续做工作。”
谈到未来的学术愿望，张教授表示，希望能尽个人的一份力量，和中青年教师一起，把南大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建设成为资料的基地，研究的基地，人才培养的基地，成为海内外公认、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