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地、陈幸蕙与“年度文学批评选”

---

　　　　　　　　　　　　　　　　　徐　雁
　　
　　“文学批评与隐地”，是一个令人欲说还休、想罢不能的话题。

　　去年十一月九日，台湾著名作家、尔雅出版社发行人隐地先生在台北空邮来一个印刷品包，附函道：“寄上我离开《书评书目》之际，在尔雅请陈幸蕙编的一套‘年度文学批评选’，这是我对文学批评的另一个梦，可惜又碎了……”

　　于是浏览起共问世五本的“文学批评选”。该套选本的编选人，是祖籍湖北汉口、一九五三年在台中出生的陈幸蕙女史。她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并随后研学于中文研究所，获得中国文学硕士学位。曾供职于国防管理学院，执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其文学创作以散文最为著名，处女作为《摘星者》，小说有《昨夜星辰》等。自著有散文集《群树之歌》、《黎明心情》、《交会时互放的光芒》、《把爱还诸天地》、《当男人睡在我的身边》、《被美撞了一下》等十余种。编选有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六年《年度散文选》等。

　　有关这部台湾“文学批评选”第一集（一九八四年卷）的问世，陈女史在写于一九八五年春节之前的“编选后记”中，自有一番感性的文字交代：

　　立春那日，阳光晴好，台北的冬季，很难见到如此开朗的蓝天的；招待自己一顿丰盛的午餐后，我穿起轻便的球鞋和心爱的牛仔裤，到榕荫鸟声里的厦门街，把《七十三年文学批评选》的序，送给隐地……因为，把序送给隐地后，《七十三年文学批评选》的整个作业，便暂时告一段落。长久以来，朝思暮想、牵系在心的一件重责大任，也可以暂时自肩头、心上卸下来了……我不否认，当初隐地找我编文学批评年选，而我在踌躇一阵，终于勇敢地承担下来后，内心充塞着强烈的负重之感……渐渐地，当编选的结果终于有了清楚的眉目时，我惊喜地发现，其实强烈的工作意愿，早已使我忘却负荷的存在……也许化解压力最好的办法，乃是面对工作、尽心工作、忘我地工作吧？

　　当五年后，她编选完成第五集书稿时，曾将当年也即一九八八年的批评文坛，评价为“极具特色与活力的一年”，认为正是由于入选的十六篇文评的作者们，与其他文学批评工作者所合成的“丰富的知性和感性经验、冷静的分析能力、诚恳的批评态度，才终为这一年的文学批评，留下了有意义的辙痕”，并预祝批评家们在新的一年里，“仍将有新的开始，新的贡献，与新的出发”。这是一九八八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孰料当新一年的三月一日，这一部文学批评年选上市时，读者却惊见了陈女史所写的短短的“后记”——《告别批评选》，原来她已决心与来年的春天“失约”了：

　　仍记得五年前当隐地找我担任编务时我的错愕。因为一向把自己定位在创作者的角色上，而作者与评家的脑波，毕竟是很不一样的呀！然而隐地却说：“我就是要找一个出自学院，现在又不在学院的人，批评选才不致编得那么硬。”言之成理之下，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独立作业的“文学个体户”。而且，个体了五年。

　　五年的时间，读了也学了许多，但一直不解的是，同样是编选集，为什么散文选困扰较少而批评选的是非就稍微多些呢？是不是批评事涉褒贬评价，就注定了必须如此？

　　而一年前她在编选序言中那番欣喜的话犹在耳畔：“从七十四年初春至今，文学批评选的编辑作业，一直在摸索、尝试、不断自我修正调整编选方针的情况下，踽踽前行，然而足堪欣慰的是，它毕竟又在今年推出了第四集，没有与春天失约。”

　　在《告别批评选》中，陈女史还表示，通过五年的编选实践，才成熟了如今这最后一本的《七十三年文学批评选》，“才觉得那是五年来自体例至内容至特色都较令自己满意的一本！”那么，这本令她自表“满意”的终卷之作的体例如何呢？

　　试看其书，开卷依然是一篇声情并茂、文如织锦般的“编序”，然后是“诗评”、“散文批评”、“小说批评”三大版块，作为体例创新的栏目，是设置了“附编：书评精选”，选有宋美璍评萧飒《走过从前》、詹宏志评张大春《四喜忧国》等五家“精采的书评”。

　　原来编选者注意到了近年来报纸杂志“纷纷开辟批评小品的园地，邀请学者专家就甫上市的文学新书撰写两千字左右的迷你批评”，因作者态度严谨，且无不具有专业知识与批评训练的背景，所以尽管篇幅短小，但“仍能有条理、有说服力地展现一种主客观的平衡，提供足够的营养，带动读者或作者的文学成长”，特以“附编”来部署这支“批评国度中”的“新兴的轻骑兵”。我相信，对此的青睐与眷顾，与她和隐地达成的共同理念：“让文学批评也能在社会大众之间，而不是只在文学教室中推广”，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创刊之初，陈女史就曾表示其编选宗旨是，“务必兼顾”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以期“客观完整”地呈现台湾文坛年度文学批评风貌的。如今检讨其善始善终的五个年度《文学批评选》，则不难发现，自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凡选入散文批评文章十四篇，诗歌批评文章十九篇，小说批评文章三十一篇，文学观念文章二篇，综合文章二篇，文学理论文章三篇，以及“批评的批评”文章四篇，而戏剧批评文章却独付阙如，说明这一缺门当日乏善可陈。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陈幸蕙女史在每年选本开篇所写的“编序”，由于大量仔细的阅读，尤其是比较性阅读，让她在行文中不断表露着独特的印象和非凡的见识。

　　在一九八四年所写《日月丽天》中，她认识到：“目前，台湾文学批评界的一大困难是，由于实际批评必涉及作品的价值判断，因此，一个敢于对作家或作品痛下针砭的批评家，往往容易得罪他人，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于是，一般出现在报纸、期刊上的书评、文评，绝大部分若非流于作品内容的传递，有介而无评，便是过分称颂揄扬，充满空洞浮泛的褒辞而失却批评的真正意义；唯一尚可庆幸的是，属于恶意谩骂、人身攻击或战斗意识强烈的文评，尚属罕见”，她指出，“真正深于洞察力、严谨周密的评论文字，还是来自学院：那种坦率诚恳的态度，与夫披文入情、直探本心的周延评析，实在让人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不只是‘作家的邻居‘而已，更是真正爱护作家、支持作家，值得作家信赖的诤友与知音……文学批评或许是比创作更为艰难的工作，因为它绝不允许信口开河，而在才具、品德等种种条件之外，它尤其需要专业知识与方法的训练，并非人人可得而为之。虽然文学批评必须依附文学作品而存在，但它绝非作品的附庸，而自有其独立可贵的价值。

　　在一九八五年所写《爱，批评与学习》中，她说，“毕竟所有的文学批评，最后还是指向作品，‘文学批评不可能包容比较文学作品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因此，我们在心怀感激地把文学批评，当成是实施自我教育的一个方式时，最重要的，也许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直接去读作品吧！因为，那才是文学批评存在的最终意义。”

　　在一九八六年所写《作家的邻居，读者的朋友》中，她昭告，“我们的作法乃是经由年度选集——一个比较通俗化的管道，不计成本地把文学批评积极输送出去，让关心文学的社会大众成为受惠的对象，然后再回过头来，转化成刺激文学批评更其蓬勃发展的良性力量……我们选文，除了批评内容、批评态度、批评精神及批评品德的斟酌考虑外，尤其重视批评文字的表现力及沟通程度，希望所选作品明白晓畅，深入浅出，不致再增加这个社会‘文学批评恐惧症’或‘厌食症’的倾向。

　　在一九八七年所写《最初展翅的方向》中，她表示，“我们非常希望也欢迎批评家能常步下巍峨的发言台，走出术语的黑森林，站在大众之间，以明朗清通的文字，深入浅出且较具亲和力的方式，指引或带领我们阅读与创作”，因此，期待“能够开发出一种亲近大众、回馈作品的文学批评——一种在有益（有内容见解）之外，还能有趣味，有文采，甚至有情怀的批评。”

　　在一九八八年所写《众声合唱》中，她表示，“两岸之间单纯诚恳的隔海遥测，除了扩大彼此批评活动的范围与视野外，经由相互激荡与对话，亦当能调整或改变彼此的批评角度和质素，互相注入一些新的批评成分，而居处海隅一岛的我们，更不免由此领悟到，以地域性的眼光，或狭隘的意识形态去面对作品的时代是要过去了，凡以中文写作的作品，都必须置于中国的天平上来衡量，才有意义。”

　　此外，《文学批评选》的各种附录，也是为陈女史所致力编辑的，因此值得论者之注意。文学批评文章之“作者小传”自是每本年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本书作者有关文学批评之重要著作目录”，年度出版之“重要文学批评书目”，以及“本书参考报纸期刊一览表”（以上见一九八四年卷），无不具有参考价值；而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三卷所附的“文学批评大事记”（钟丽慧撰），更具有年度文学批评志的功能。

　　五本年度《文学批评选》的贡献应该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曾为一个虽逝犹存的“文学台北的金色年代”，既推其波又助其澜。在上世纪八零年代后叶，台湾出版界应当为拥有这部文学批评年选本而倍感荣光。隐地在《文学追梦五十年》中回忆说：

　　尔雅鼎盛时期，也是文学书销路最好的那几年——民国六十四至七十七年，尔雅除了持续每年编印“年度小说选”，还请陈幸蕙主编了五年的“年度文学批评选”，请张默、萧萧、向明、李瑞腾、张汉良、向阳六位轮流主编“年度诗选”，一个文学出版社如果业务推展顺利，经济状况良好，真的可以为作家和读者做许多事情，譬如为作家拍照，替作家整理书目，推荐好书以及创设文学图书馆，让优秀的文学作品一一展示，尔雅曾经做了其中若干项目，等到文学读者日益减少，只好选择继续出版好的文学作品，其他工作不得已暂时停顿，然而文学是我的梦，我的宗教，我不会因为文学读者少了，就把出版方向转移，不，我不会。我从来没有考虑改换跑道，出版其他性质的书，尔雅永远继续走最初的路，就像二十五年前，我就设定只出散文、小说、诗和文学评论，我们会一直围著文学这颗星旋转，不管它曾经光灿夺目或如今黯淡无光。

　　其实年选本之得以编辑出版，本身就是社会存在足够量读书人口的重要表徵。而自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间，每至温煦的春日，一辑文学批评年选本的应时上市，这自然也是文学读者精神消化需求与物质消费能力双木共支的结果。隐地以其自身的编辑经验和文学见识，及时把握了将这类选题做成读物投向图书市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完成了一个文学出版家对文坛和读书界的回馈。而这，也是他坚持力挺尔雅文学图书出版路线的一个终极关怀。他在《涨潮日》中回忆说：

　　民国六十年，由我主编的《五十九年短篇小说选》刚在大江出版社出版。“大江”是作家梅逊（本名杨品纯，生于1925年，原籍江苏兴化。曾主持巨流出版公司，著有《故乡与童年》等——引者注）创办的，可是他登记这家出版社并非为了营利，旨在让作家方便出书——根据当年规定，作者个人出书，必须寻找一家出版社代其印行。七零年代，多的是行侠仗义之人，梅逊先生只是其中之一……我自己起步练习从事出版事业，也是从“大江”开始。我选的两本书分别是《三岛由纪夫之死》和《爱的变貌》（苏玄玄著）……虽然是小本生意、小额投资，有了成本观念，对我后来创办尔雅出版社，却有极大的启迪和助益。

　　所以，隐地回首来路，认“杨大哥梅逊”为其“写作道路上第一个碰到的老师”。他在《王鼎钧的圣歌》一文中说：“读读写写，写写读读，一路走过来，我的文学生命里有五位贵人，梅逊、林海音、王鼎钧、琦君和齐邦媛”，正是这些贵人相助，才让好学乐进的他，成就了自己的作家梦和文学出版事业。其中林先生海音“让我学习到做为一个传统编辑所有的美德，我因此对外自称，我是林先生的徒弟”；琦君也是近三十年来，“最关心我的人，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收到她一封信”；至于“齐邦媛老师是我书评书目时代的知音，在我最沮丧的时候给我力量”；而“在我文学路途上成为关键人物的，则是鼎公无疑”，正是他的识拔和提携，使得“文坛新人隐地”的小说《挂在天边的苹果》从此开始“受文坛注目”，并让其命运发生转变，“自此和编辑生涯接上关系，展开我一生的文学编辑之路”。而当王鼎钧在详尽听取隐地“自己的出版理念和理想”，“终于决定把《开放的人生》交给我付印时，我也才有勇气正式让尔雅出版社诞生”。

　　因此，隐地在回首来路时后怕道：“如果不是那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谁能保证我不和大多数我的同学一样，继续留在连队当辅导官，或许当一个参谋，十年之后退伍，已是胸无大志，那会有一片往后的文学天地。”

　　由创意编辑年度《文学批评选》上溯到主编《书评书目》甚至更早时期，不难发现隐地对于文学批评的关注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一九六五年起，在《自由青年》杂志上开辟“读书报告”的专栏，使他从此与推介和评论作家作品结下了深缘，一部结集为《隐地看小说》的论评文集，记录了他读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心得。在而立之年由大江出版社问世的这部书，成为他文字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次年他受约担任《纯文学》月刊的助理编辑时，已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以及鉴赏和论评的经验。

　　他在推介彭歌《知识的水库》（纯文学出版社1969年4月初版）时，就曾对美国的“新书评介风气之盛”和“书评所具之权威性”表示艳羡，并对台湾报界漠视书评风气的扶植提出批评：

　　“不象我们这儿一天到晚高喊文艺评论重要，却很少看到有那家报纸杂志领导著实际的推行，相反地，倒有不少对书评文字仍采‘谢绝’的态度，偶尔发现一、两篇，不是捧自己园地发表出来的作品，就是有人情成分在内，或者，根本就是一种谩骂……如何能有一天，我们的出版界，也能像彭歌在本篇中简介说明的那样，使报刊杂志都设有新书评介栏，且以新书评介为主？

　　我想，首先是当编辑的人要有新的观念和气魄，以报纸副刊为例，我们有些主编始终认为，书评只能辟栏，不能当头题发表，且规定字数，书评文字以二千左右为佳，其实，只要书评本身真有内容，发头题，字数超过二千，甚至万字以上，分三天刊完，谁说一定没有读者？其次，甲报不用评介乙报刊载的作品，乙报亦如此作风，风气演变，愈趋保守，文艺批评到此地步，还谈什么公正严肃？”

　　他指出：“我们这儿一本新书出版之后，没有评论，倒还在其次，最奇怪的，常常连一点新书出版的消息都发不出来，报纸宁愿竞相刊登明星们的私生活，却不愿让出篇幅使读者知道有些什么新书‘已经’或‘即将’出版，或请专人主持一个专栏，每天向读者介绍一些好书”，他说，“我曾私下和几位在报社服务的朋友谈过此事，他们都说，办报也是做生意，必须迁就读者的兴趣。但谁会相信，在我们广大的读者群里，没有人想多读几本好书？没有人希望多了解一点新知？似乎也未免太低估我们读者了。”

　　因此，当隐地自己成立了尔雅出版社以后，他身体力行，努力将文艺论评作为“尔雅丛书”中的重要构成。

　　列入“尔雅丛书”的首先是第14号的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第36号的董保中《文学·政治·自由》、第43号的白先勇《蓦然回首》，然后有编入103号的林双不《青少年书房》。1981年10月，林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特别谢谢尔雅出版社的柯青华先生。当这个专栏才刊出四篇，柯先生就和我接洽，表示要出这本书，并且同意用老五号字排版，避免让读者的眼睛太吃力。柯先生的好意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有161号的《龙应台评小说》等。1990年，王鼎钧先生说：“尔雅主人隐地兄喜欢这些文章，劝我出书，我为他所动，一度后悔，稿子寄去又要回来，几经讨论……”，这部《两岸书声》终于在隐地的坚持说服下，编入“尔雅丛书”第247号。

　　在一册以“尔雅书目资料丛书之一”名义印行的《好书书目》（1979年9月初版，1983年1月新一版）中，有隐地《出版业的困境》一文。其中指出，“中年人不读书”让出版业品格坠落、智商少年化：

　　“一旦书籍的内容脱离年轻人的兴趣范围，出版一本书就变成一种冒险，结果中年人找不到适合自己阅读的书，而适合中年人看的书，出版人也迟迟不敢动手……如果中年人都喜欢读书，喜欢买书，出版业受到影响，智商就会逐年提高，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阅读好书会使人的品格高尚。家里藏书增加，闲话就会减少。一个爱书的家庭，总是让人觉得快乐、和谐。而好书畅销，更是对创作优秀作品的作家最好的一种鼓励……”

　　我始终认为，隐地人生的可贵，在于他少年时代虽陷于贫困却不坠志气和抱负，在于他青年时代始终不渝地执著于文学阅读和写作，更在于他是一个饮水思源、知恩惜福的人。他将曾经的人生困厄，转化成为了进取和坚持的专业精神，他将对提携他成长和长成的文坛贵人的感恩，推广到了对文学读者的哺育和为文坛造福，以回馈他念兹在兹的台湾文学书业。这是其“文化情商”之所在，也是隐地的文学出版之树及身而能见花见果的秘诀。

　　如今，时代已随电子网络传播技术改变而喧闹，隐地正不必感到落寞，因为他已在该有作为、该有奉献的时日作为了，也奉献过了。正如他当年委托陈幸蕙女史编辑年度《文学批评选》，试图延续《书评书目》杂志大众化纯文学批评路线之“梦”那样，虽然不免于同归破碎与失落，但正足以证明隐地精神之难能且亦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