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红色绘画”之旅的冯健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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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冰

　　　　　　　　　　　　　　　　　　　　　　　　　（一）
　　
　　随着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句话，亿万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全国上下热情洋溢。三十年光阴荏苒，祖国大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波三折地踏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展开《红色绘画之旅——冯健亲宣传画创作生涯》（陈世强著，华人时刊杂志社2008年12月版），一幅幅鲜艳亮丽的画面带领读者回到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作者用富于变化的语言，旁征博引，或描写、或记叙、或抒情，为读者展示了时代变化下一位画家的成长与创作之路。

　　“红色绘画”在冯健亲先生的笔下，意指“比较直接地为政治服务的绘画作品，以画种而言最典型的‘红色绘画’当属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政治宣传画”。源于红色原本与“好”的对应，一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都被看作是红色革命，将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画作称为红色绘画，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在战争年代，红色绘画充满了鼓舞战斗的气息；建国后，红色绘画又担任了“教育人民”的任务。冯健亲先生从牛刀小试到轻车熟路，“参与了建国后红色绘画发展的全过程”，一并经历了时代波折，尝透了其中的酸甜苦辣，最终在专业领域获得了一定成就。

　　陈世强教授以时间发展为大致线索，将全书分作40个小主题，洋洋洒洒近六百页图文，带给读者好一场饕餮盛宴。难能可贵的是，每每述及某个人物事件，都有详尽的文字信息、珍贵的图片影像，看似独立的一个个部分，蕴藏着千丝万缕偶然又必然的联系，冥冥之中决定并影响了画家一生的轨迹，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探讨的问题。

　　冯健亲先生1939年出生于上海，孩提之年举家迁往浙江海宁硖石镇老家，在此生活了十余年之久。海宁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长期以来人杰地灵，海宁水土孕育了一代代的海宁人才，现当代的如王国维、徐志摩、金庸等，即使在宣传画相关领域，也早有杰出人才：商业美术家杭穉英自创“杭派”风格，推动了年画、宣传画发展；艺术教育家沙可夫主持起草《鲁迅艺术学院缘起》，强调了艺术作品在宣传中的力量，以及米谷等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宁的名人文化、潮文化、灯文化、藏书文化，硖石的东山西山、小桥流水、白墙灰瓦，连同冯先生父亲对翰墨的兴趣、良师沈红茶先生对他的悉心指导，形成了丰厚的文化沃土，它们共同对少年冯健亲的成长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冯健亲考取华东艺术专科学校（1959年改为“南京艺术学院”），辗转进入油画专业，其中有巧合，也与他先前的付出不无关联，从此，他与南京、与南京艺术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紧接着在1958年，正值“大跃进”开始，全国人民怀着高涨的热情轰轰烈烈搞生产，冯健亲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宣传画《东风压倒西风！》应运而生，继而他不断利用课余时间在红色绘画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画作获奖并得到发表，给了他极大的动力，促进了他对宣传画理论结合实践的学习。在参与红色绘画创作和各项运动的同时，冯健亲想尽办法寻找书画资料，临摹苏联、波兰宣传画、装饰画、海报，研究其中的异同，并吸收到自己的创作里，十分刻苦。

　　1961年，冯先生毕业留校工作，前后经历了创作低潮，却磨练了他的意志。在马承镳先生指导下，他苦练素描基本功，为后来红色绘画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年，他与同学冯芷一起创作的《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万岁》得到了他人充分的肯定。相较以前的作品，《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万岁》有了长足进步，色彩、线条的熟练运用，对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作品风格的吸收变化，反复的尝试与修改，让这幅画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几年间，“阶级斗争”深入开展，他的工作时有变动，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且依然活跃在江苏省宣传画创作的第一线。尽管审核严格导致稿件屡屡不用，但面对不断的约稿和修改，他都坦然接受、认真完成。《毛主席万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一画，再三修改后虽然没有得到出版，却成为“冯健亲红色绘画旅途中领袖形象画作之肇始，由此开启了重大题材宣传画的创作。”

　　十年“文革”，红色绘画又有了新的创作舞台，冯先生创作的一系列红色绘画得到好评，其中有木刻版画，还有巨型宣传画。七十年代初，冯健亲莫名被批为“五•一六”，幸而仍能继续进行创作，为随后一批主题作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时事变迁，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在《祖国万岁》之后，冯健亲先生告别了自己藉以成名立业的“红色绘画”，进入另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以追求更具有自我个性的绘画天地。

　　　　　　　　　　　　　　　　　　　　　　　（二）

　　再次翻开《红色绘画之旅》，品味其中的字句，回首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不禁少了一些唏嘘，多了一些思考。作者对待历史问题理性客观，将因果关联予以充分展示，让读者亲身感受到时代造就文化、文化造就人的过程。

　　在第一节“滚滚长江东逝水”中，冯先生说明道：“红色绘画——无产阶级政治宣传画是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中最直观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便提倡普及“革命画”，让广大无产阶级者更直接地理解革命，更强烈地受到鼓舞。

　　在毛泽东领导下，工农翻身做主人，红色宣传画根据时代要求“把党和政府在各个时期的思想纲领和政策法令及时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贴近群众；“大跃进”时期，大炼钢、丰收题材的屡屡出现；“文革”时期极度追求“红、光、亮”，“高、大、全”，追求“祖国山河一片红”的“红海洋”……无不体现着红色绘画的宣传鼓动作用。

　　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红色绘画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主题内容十分单一，湮没了本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创作格局，艺术家们的热情却空前高涨，留下了一批独特的艺术作品，为历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的“此物何为‘宁馨儿’”一节里，作者也提到：红色绘画“介入创作人员之多，创作的速度之迅速、作品数量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场罕见的大规模的‘通俗化运动’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奇特而壮观的一页。”

　　书中收录的包括冯健亲、哈琼文等在内大量画家创作的红色绘画作品，充分见证了一段时期内红色政治的发展过程。宣传画总是配合政治运动存在，国内外政治的风云变幻，让红色绘画变化发展在风口浪尖，随着政治的波动而起伏，影响一代代人的命运。从人物神态动作的描绘到色彩的把握，从构图的安排到标语的运用，从载体的选择到审稿的标准，都在不同时期有着微妙或显著的改变，与此同时，表现力量的姿势、鲜艳夺目的红旗、代表人物肖像的出现则比比皆是。红色绘画因着红色政治蓬勃发展，红色政治也在红色绘画的宣传下开展得如火如荼，等到激情褪却，一切已成过去，只留下了回忆和印记。

　　冯先生创作的“红色绘画”，自然无法割裂与政治的关系，他的创作发展历程，必然深深刻上了时代烙印。在追求艺术高峰的过程中，他与自己的作品一起见证了国家在困难与挫折中的进步。走到如今，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教育家，长期担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缺少不了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和认真。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0年代的创作中，他“对江苏屡屡不用，屡屡约稿的情况，并不十分介意，依然尽力去做”。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茅织云回顾当时约稿的情况说：“我常向由青年学子变为青年教师的冯健亲约稿，有时任务紧，我甚至将他从上课的课堂上请出来，而他总是认真对待，从未说一不字，明天要稿，明天就给你，要怎么改，他就怎么改，最后总能按时按要求地完成好。在这点上，我甚至可以说画宣传画江苏只有他。这些都是他为江苏宣传工作做的贡献，别人不知道，而这份热忱与努力的历史不应被埋没。”

　　而在本书中，冯先生的同一作品的多幅线稿、彩稿、打样稿、印刷稿都得到展示，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和心血才能有看得见的回报。然而功成名就再回首从前，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是无用功，没有一幅画是白费劲，“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或许曾经刘海粟校长“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处世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冯健亲，让如今浮躁气息包裹下的我们感到汗颜。

　　书中特别加以叙述的人物事迹十分繁多，对海宁文人徐志摩、南艺校长刘海粟、画家马承镳、导演马徐维邦、“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等描写尤其着重。虽然他们的事迹与冯健亲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却在方方面面影响着那几代人的思想与待人处事的方式，甚至是对艺术的理解、对革命的态度。缘起缘灭中，这一切成就了一位艺术家的创作人生。

　　冯健亲在本书前言《红色绘画之我见》最后说道：“读了本书之后，如果能使我们在今后的待人处事中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蛮横与偏见；多一些和谐，少一些争斗；多一些实在，少一些虚夸，便是我们最足于自慰的期盼。”

　　这是智者之言。当即将结束这场阅读上的“红色绘画之旅”时，我获悉我的导师徐雁教授应中共海宁市委宣传部之邀，将再至海宁作如何保护地方文化资源和弘扬人文传统的学术报告。我相信，在谈到灿烂辉煌的海宁人文史时，本书一定为他提供了新的话题。

　　“丹青难写是精神”（王安石《读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冯先生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浪潮中实现了自我，为他钟爱的绘画做出了具有个性的艺术贡献，也为他的家乡增添了人文的光彩。而本书也仅只是光华中的七彩之一，我们期待着他老当益壮，用彩笔佳墨写出更新更美的时代画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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